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律师家庭。在日内瓦上中学，在剑桥读大学。掌握英、法、德等多国文字。中学时代开始写诗。1919年赴西班牙，与极端主义派及先锋派作家过从甚密，同编文学期刊。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从此奠定了在阿根廷文坛上的地位。1946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除图书馆中的职务，派任市场家禽稽查员，但作家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1950年至1953年间任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1955年任国立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教授。1950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61年获西班牙的福门托奖，1979年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

重要作品有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牌练习簿》（1929）、《阴影颂》（1969）、《老虎的金黄》（1972）、《深沉的玫瑰》（1975），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1937）、《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阿莱夫》（1949）、《死亡与罗盘》（1951）、《布罗迫埃的报告》（1970）等。还译有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其作品文体干净利落，文字精炼，构思奇特，结构精巧，小说情节常在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

　　　作品目录：

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

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

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

玫瑰角的汉子

双梦记及其他

巴比伦彩票

小径分岔的花园

环形废墟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刀疤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

死亡与指南针

秘密的奇迹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结局

凤凰教派

南方

永生

釜底游鱼

神学家

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埃玛·宗兹

阿斯特里昂的家

另一次死亡

德意志安魂曲

阿维罗斯的探索

扎伊尔

神的文字

死于自己的迷宫的阿本

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

等待

门槛旁边的人

阿莱夫

第三者

小人

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

遭遇

胡安·穆拉尼亚

老夫人

决斗

决斗（另篇）

瓜亚基尔

马可福音

布罗迪报告

另一个人

乌尔里卡

代表大会

镜子与面具

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

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沙之书

闯入的女人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叛徒和英雄的故事

博尔赫斯诗选>>

　　　相关作品：

读博尔赫斯

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

反博尔赫斯：一枚集束炸弹

解读博尔赫斯的诗

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

　　　　　　　　　　　　　　 源远流长

　　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①神父十分怜悯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建议，运黑人去顶替，让黑人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他的慈悲心肠导致了这一奇怪的变更，后来引起无数事情：汉迪②创作的黑人民乐布鲁斯，东岸画家文森·罗齐博士在巴黎的成名，亚伯拉罕·林肯神话般的伟大业绩，南北战争中死了五十万将士，三十三亿美元的退伍军人养老金，传说中的法鲁乔③的塑像，西班牙皇家学院字典第十三版收进了“私刑处死”一词，场面惊人的电影《哈利路亚》④，索莱尔⑤在塞里托率领他部下的肤色深浅不一的混血儿白刃冲锋，某小姐的雍容华贵，暗杀马丁·菲耶罗的黑人，伤感的伦巴舞曲《花生小贩》，图森特·劳弗丢尔⑥像拿破仑似的被捕监禁，海地的基督教十字架和黑人信奉的蛇神，黑人巫师的宰羊血祭，探戈舞的前身坎东口舞⑦，等等。

　　①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6），西班牙教士，在墨西哥恰巴斯任主教，曾十二次渡海回国，为印第安人请命。

　　②汉迪（1873—1958），美国黑人乐队指挥、短号吹奏家、作曲家，有“布鲁斯之父”之称，著有《圣路易斯布鲁斯》等。

　　③法鲁乔，阿根廷黑人士兵安东尼奥·路易斯的绰号，1824年2月7日在秘鲁卡亚俄国拒绝向西班牙国旗持枪致敬，被枪决。阿根廷首都的雷蒂罗广场现有他的青铜塑像。

　　④《哈利路亚》，美国1930年摄制的以黑人和宗教为题材的电影。

　　⑤索莱尔（1793—1849），阿根廷将军、政治家，独立战争中曾指挥1812年的塞里托战役。罗萨斯独裁期间，移居蒙得维的亚。

　　⑥图森特·劳弗丢尔（1743—1803），多米尼加反抗法国统治的黑人领袖，起义成功后，颁布宪法，自任终身总统。后被监禁，死于法国。

　　⑦坎东贝舞，南美黑人一种动作怪诞的舞蹈。

　　此外，还有那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解放者拉萨鲁斯·莫雷尔的事迹。

　　　　　　　　　　　　　　　　　地点

　　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诸江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是那个无与伦比的恶棍表演的舞台（发现这条河的是阿尔瓦雷斯·德·比内达，第一个在河上航行探险的是埃尔南多·德·索托上尉①，也就是那个征眼秘鲁的人，他教印加王阿塔华尔帕②下棋来排遣监禁的岁月。德·索托死后，水葬在密西西比河）。

　　①埃尔南多·德·索托（1500？—1542），西班牙军人，和比萨罗一起征服秘鲁。被任命为古巴总督，1539年征服佛罗里达，在现为美国的东南部探险，发现了密西西比河。

　　②阿塔华尔帕（1500—1533），最后一个印加王，秘鲁皇帝，受西班牙军人比萨罗欺骗遭监禁，虽献出满满一间屋子的黄金，仍于1533年被处死。

　　密西西比河河面广淼，是巴拉那、乌拉圭、亚马孙和奥里诺科几条河的无穷无尽而又隐蔽的兄弟。它源头混杂；每年夹带四亿多吨泥沙经由墨西哥湾倾注入海。经年累月，这许多泥沙垃圾积成一个三角洲，大陆不断溶解下来的残留物在那里形成沼泽，上面长了巨大的柏树，污泥、死鱼和芦苇的迷宫逐渐扩展它恶臭而阒寂的疆界和版图。上游阿肯色和俄亥俄一带也是广袤的低隰地。生息在那里的是一个皮肤徽黄、体质孱弱、容易罹热病的人种，他们眷恋着石头和铁矿，因为除了沙土、木材和混浊的河水之外，他们一无所有。

　　　　　　　　　　　　　　　　　众人

　　19世纪初期（我们这个故事的时代），密西西比河两岸一望无际的棉花地是黑人起早摸黑种植的。他们住的是木板小屋，睡的是泥地。除了母于血缘之外，亲属关系混乱暧昧。这些人有名字，姓有没有都无所谓。他们不识字。说的英语拖字带腔，像用假嗓子唱歌，音调很伤感。他们在工头的鞭子下弯着腰，排成一行行地干活。他们经常逃亡；满脸大胡子的人就跨上高头大马，带着凶猛的猎犬去追捕。

　　他们保持些许动物本能的希望和非洲人的恐惧心理，后来加上了《圣经》里的词句，因此他们信奉基督。他们成群结伙地用低沉的声音唱“摩西降临”①。在他们的心目中，密西西比河正是污浊的约旦河的极好形象。

　　①摩西，《圣经》中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

　　这片辛劳的土地和这批黑人的主人都是些留着长头发的老爷，饱食终日，贪得无厌，他们住的临河的大宅第，前门总是用白松木建成仿希腊式。买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往往要花一千美元，但使唤不了多久。有些奴隶忘恩负义，竟然生病死掉。从这些靠不住的家伙身上当然要挤出最大的利润才行。因此，他们就得在地里从早于到黑；因此，种植园每年都得有棉花、烟草，或者甘蔗收成。这种粗暴的耕作方式使土地受到很大损害，没几年肥力就消耗殆尽：种植园退化成一片片贫瘠的沙地。荒废的农场、城镇郊区、密植的甘蔗园和卑隰的泥淖地住的是穷苦白人。他们多半是渔民、流浪的猎户和盗马贼。他们甚至向黑人乞讨偷来的食物；尽管潦倒落魄，他们仍保持一点自豪：为他们的纯粹血统没有丝毫羼杂而自豪。拉萨鲁斯·莫雷尔就是这种人中间的一个。

　　　　　　　　　　　　　　　 莫雷尔其人

　　时常在美国杂志上出现的莫雷尔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的真面目很少流传，并不是偶然的事。可以设想，莫雷尔不愿意摄影留念，主要是不落下无用的痕迹，同时又可以增加他的神秘性……不过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其貌不扬，眼睛长得太靠拢，嘴唇又太薄，不会给人好感。后来，岁月给他添了那种上了年纪的恶棍和逍遥法外的罪犯所特有的气派。他像南方老式的财主，尽管童年贫苦，生活艰难。他没有读过《圣经》，可是布道时却煞有介事。“我见过讲坛上的拉萨鲁斯·莫雷尔，”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一家赌场的老板说，“听他那番醒世警俗的讲话，看他那副热泪盈眶的模样，我明知道他是个色鬼，是个拐卖黑奴的骗子，当着上帝的面都能下毒手杀人，可是我禁不住也哭了。”

　　另一个充满圣洁激情的绝妙例子是莫雷尔本人提供的。“我顺手翻开《圣经》，看到一段合适的圣保罗的话，就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的道。在这段时间里，克伦肖和伙计们没有白待着，他们把听众的马匹都带跑了。我们在阿肯色州卖了所有的马，只有一匹烈性的枣红骚，我自己留下当坐骑。克伦肖也挺喜欢，不过我让他明白他可不配。”

　　　　　　　　　　　　　　　　　行径

　　从一个州偷了马，到另一个州卖掉，这种行径在莫雷尔的犯罪生涯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枝节，不过大有可取之处，莫雷尔靠它在恶棍列传中占了一个显赫的地位。这种做法别出心裁，不仅因为决定做法的情况十分独特，还因为手段非常卑鄙，玩弄了希冀心理，使人死心塌地，又像一场噩梦似的逐渐演变发展。亚尔卡庞和“甲虫”莫兰①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一批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在大城市活动。他们的勾当却上不了台面，无非是为了独霸一方，你争我夺……至于人数，莫雷尔手下有过千把人，都是发过誓、铁了心跟他走的。两百人组成最高议事会发号施令，其余八百人唯命是从。担风险的是下面一批人。如果有人反叛，就让他们落到官方手里，受法律制裁，或者扔进滚滚浊流，脚上还拴一块石头，免得尸体浮起。他们多半是黑白混血儿，用下面的方式执行他们不光彩的任务：

　　①亚尔卡庞和“甲虫”莫兰，20世纪初期，美国黑社会的领袖人物，在芝加哥等大城市活动猖獗。

　　他们在南方各个大种植园走动，有时手上亮出豪华的戒指，让人另眼相看，他们选中一个倒霉的黑人，说是有办法让他自由。办法是叫黑人从旧主人的种植园逃跑，由他们卖到远处另一个庄园。卖身的钱提一部分给他本人，然后再帮他逃亡，最后把他带到一个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州。金钱和自由，丁当作响的大银元加上自由，还有比这更动心的诱惑吗？那个黑人不顾一切，决定了第一次的逃亡。

　　逃亡的途径自然是水路。独木舟、火轮的底舱、驳船、前头有个木棚或者帆布帐篷的大木筏都行，目的地无关紧要，只要到了那条奔腾不息的河上，知道自己在航行，心里就踏实了……他给卖到另一个种植园，再次逃到甘蔗地或者山谷里。这时，那些可怕的恩主（他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们了）提出有种种费用需要支付，声称还需要把他卖一次，最后一次，等他回来就给他两次身价的提成和自由。黑人无可奈何，只能再给卖掉，干一个时期的苦力活，冒着猎犬追捕和鞭打的危险，做最后一次逃亡。他回来时带着血迹、汗水、绝望的心情，只想躺下来睡个大觉。

　　　　　　　　　　　　　　　 最终的自由

　　这个问题还得从法学观点加以考虑。在黑人的旧主人没有申报他逃亡、悬赏捉拿之前，莫雷尔的爪牙并不将他出售。因为谁都可以扣留逃亡奴隶，以后的贩卖只能算是诈骗，不能算偷盗。打官司只是白花钱，因为损失从不会得到补偿。

　　这种做法再保险不过了，但不是永远如此。黑人有嘴能说话。出于感激或者愁苦，黑人会吐真情。那个婊子养的奴隶坯子拿到他们给得很不情愿的一些现钱，在伊利诺斯州埃尔开罗的妓院里胡花，喝上几杯黑麦威士忌就泄露了秘密。那几年里，有个废奴党在北方大吵大闹；那帮危险的疯子不承认蓄奴的所有权，鼓吹黑人自由，唆使他们逃跑。莫雷尔不想跟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平起平坐。他们不是北方扬基人，而是南方白人，祖祖辈辈都是白人。这门子买卖他打算洗手不干了，不如当个财主，自己购置大片大片的棉花地，蓄养一批奴隶，让他们排成一行行的，整天弯腰干活。凭他的经验，他不想再冒无谓的危险了。

　　逃亡者向往自由。于是拉萨鲁斯·莫雷尔手下的混血儿互相传递一个命令（也许只是一个暗号，大家就心领神会），给他们来个彻底解放：让他不闻不问，无知无觉，远离尘世，摆脱恩怨，没有猎犬追逐，不被希望作弄，免却流血流汗，同自己的皮囊永远诀别。只消一颗子弹，小肚子上捅一刀，或者脑袋上打一棍，只有密西西比河里的乌龟和四须鱼才能听到他最后的消息。

　　　　　　　　　　　　　　　　大祸临头

　　靠着心腹的帮助，莫雷尔的买卖必然蒸蒸日上。1834年初，七十来名黑人已得到“解放”，还有不少准备追随这些“幸运”的先驱。活动范围比以前大了，需要吸收新的人手。参加宣誓效忠的人中间有个名叫弗吉尔·斯图尔特的青年，阿肯色州的人，不久就以残忍而崭露头角。他的叔父是个财主，丢了许多黑奴。1843年8月，斯图尔特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检举了莫雷尔和别人。警方包围了莫雷尔在新奥尔良的住宅。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受贿赂，被莫雷尔钻了空于逃脱了。

　　三天过去了。莫雷尔一直躲在图卢兹街一座院里有许多攀缘植物和塑像的古老的宅第里。他似乎吃得很少，老是光着脚板在阴暗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抽着雪茄烟，冥思苦想。他派宅第里的一个黑奴给纳齐兹城送去两封信，给红河镇送去一封。第四天，来了三个男人，和他谈到次晨。第五天傍晚，莫雷尔睡醒起身，要了一把剃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好衣服出去了。他安详地穿过北郊。到了空旷的田野，在密西西比河旁的低地上，他的步子轻快多了。

　　他的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他想利用对他仍有敬畏心理的最后一些人——南方驯顺的黑人。他们看到逃跑的伙伴们有去无回，因此对自由还存奢望。莫雷尔的计划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黑人起义，攻下新奥尔良，大肆掳掠，占领这个地方。莫雷尔被出卖后摔了个大跟头，几乎身败名裂，便策划一次遍及全州的反应，把罪恶勾当拔高到解放行动，好载入史册。他带着这个目的前往他势力最雄厚的纳齐兹。下面是他自己对于这次旅行的叙述：

　　“我徒步赶了四天路，还弄不到马。第五天，我在一条小河边歇歇脚，打算补充一些饮水，睡个午觉。我坐在一株横倒的树干上，正眺望着前几小时走过的路程，忽然看见有个人来近，胯下一匹深色的坐骑，真俊。我一看到就打定主意夺他的马。我站起身，用一枝漂亮的左轮手枪对着他，吩咐他下马。他照办了，我左手抓住缰绳，右手用枪筒指指小河，叫他往前走。他走了两百来步停下。我叫他脱掉衣服。他说：‘你既然非杀我不可，那就让我在死之前祷告一下吧。’我说我可没有时间听他祷告。他跪在地下，我朝他后脑勺开了一枪。我一刀划破他肚皮，掏出五脏六腑，把尸体扔进小河。接着我搜遍了他的衣服口袋，找到四百元零三角七分，还有不少文件，我也不费时间一一翻看。他的靴子还崭新崭新，正合我的脚。我自己的那双已经破损不堪，也扔进了小河。

　　“就这样，我弄到了迫切需要的马匹，以便进纳齐兹城。”

　　　　　　　　　　　　　　　　　中断

　　莫雷尔率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莫雷尔被他所梦想率领的黑人队伍绞死——我遗憾地承认密西西比河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同一切富有诗意的因果报应（或者诗意的对称）相悖，他的葬身之处也不是他罪行累累的河流。1835年1月2日，拉萨鲁斯·莫雷尔在纳齐兹一家医院里因肺充血身亡。住院时用的姓名是赛拉斯·巴克利。普通病房的一个病友认出了他。1月2日和4日，有几个种植园的黑奴打算起事，但没有经过大流血就被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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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

　　　　　　　　　　　　　　　南美的打手

　　在寥廓天幕的衬托下，两个身穿黑色衣服、脚登高跟鞋的打手在跳一个性命攸关的舞，也就是一对一的拼刀子的舞蹈，直到夹在耳后的石竹花掉落下来，因为刀子捅进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把他摆平，从而结束了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另一个人爱莫能助，戴好帽子，把晚年的时光用来讲述那场堂堂正正的决斗。这就是我们南美打手的全部详尽的历史。纽约打手的历史要芜杂卑鄙得多。

　　　　　　　　　　　　　　　 北美的打手

　　纽约黑帮的历史（赫伯特·阿斯伯里1928年出版的一本八开四百页、装帧体面的书里作了披露）像野蛮人的天体演化论那样混乱残忍面庞杂无章，织成这部历史的是：黑人杂居的废弃的啤酒店的地下室；多为破败的三层楼建筑的纽约贫民区；在迷宫般的下水道系统里出没的“沼泽天使”之类的亡命徒帮派；专门收罗十来岁未成年杀手的“拂晓少年”帮；独来独往、横行不法的“城郊恶棍”帮，他们多半是彪形大汉，头戴塞满羊毛的大礼帽，衬衫的长下摆却飘在裤子外面，右手握着一根大棒，腰里插着一把大手枪，叫人看了啼笑皆非；投入战斗时用长棍挑着一头死兔当做旗帜的“死兔帮”；“花花公子”约翰尼·多兰，油头粉面，夹着一根猴头手杖，大拇指套着一个铜家伙，打架时专门剜对手的眼珠；“猫王”彭斯能一口咬下一只活耗子的脑袋；“瞎子”丹尼·莱昂斯，金黄色头发、大眼睛失明的妓院老板，有三个妓女死心塌地为他卖笑；新英格兰七姐妹经营的红灯区一排排堂子，她们把圣诞夜的盈利捐赠慈善事业；饿老鼠和狗乱窜的斗鸡场；呼卢喝雉的赌场；几度丧夫的“红”诺拉，“田鼠”帮的历届头子都宠爱她，带她招摇过市；丹尼·莱昂斯被处决后为他服丧的“鸽子”利齐，结果被争风吃醋的“温柔的”马吉割断了喉管；1863年疯狂一周的骚乱，烧掉了一百所房屋，几乎控制全市；会把人踩死的街头混战；还有“黑鬼”约斯克之类的盗马贼和投毒犯。他们之中鼎鼎大名的英雄是爱德华·德莱尼，又名威廉·德莱尼，又名约瑟夫·马文，一又名约瑟夫·莫里斯，又名蒙克·伊斯曼，是一千二百条汉子的头目。

　　　　　　　　　　　　　　　　　英雄

　　那些扑朔迷离的假姓名像累人的假面游戏一样，叫人搞不清楚究竟谁是谁，结果反倒废了他的真姓名——假如我们敢于设想世上真有这类事。千真万确的是，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户籍登记所里的档案表明他的姓名是爱德华·奥斯特曼，后来改成美国化的伊斯曼。奇怪的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坏蛋竟是犹太人。他父亲是一家饭馆的老板，饭馆按照犹太教规调制食品，留着犹太教博士胡子的先生们可以在那家饭馆放心吃按规矩屠宰、放净血水、漂洗三遍的羊肉。1892年，他十九岁，在父亲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兼卖猫狗的鸟店。他探究那些动物的生活习惯，观察它们细小的决定和捉摸不透的天真，这种爱好终身伴随着他。他极盛时期，连纽约民主党总部满脸雀斑的干事们敬他的雪茄都不屑一顾，坐着威尼斯平底船似的豪华汽车去逛最高级的妓院时，又开了一家作为幌子的鸟店——里面养了一百只纯种猫和四百只鸽子——再高的价钱都不出售。他宠爱每一只猫，巡视他的地盘时，往往手里抱一只猫，背后跟着几只。

　　他的模样像是一座有缺损的石碑。脖子短得像公牛，胸膛宽阔结实，生就两条善于斗殴的长手臂，鼻梁被打断过，脸上伤疤累累，身上的伤疤更多，罗圈腿的步态像是骑师或者水手。他可以不穿衬衫，不穿上衣，但是他大脑袋上总是有一只短尾百灵鸟。他的肩膀给人印象深刻。从体型来说，电影里常规的杀手都是模仿他，而不是模仿那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松松垮垮的卡庞。据说好莱坞之所以聘请沃尔汉姆是因为他的形象叫观众马上想起那个声名狼藉的蒙克·伊斯曼……他巡视他的亡命徒帝国时肩头栖息着一只蓝色羽毛的鸽子，正如背上停着一只伯劳鸟的公牛。

　　1894年，纽约市有许多公共舞厅，伊斯曼在其中一家负责维持秩序。传说老板不想雇他，他三下五除二打趴了舞厅原先雇用的两个彪形大汉，显示了他的实力。他一人顶替了两人的位置，无人敢招惹，直到1899年。

　　他每平息一次骚乱就用刀子在那根吓人的大棒上刻一道。一晚，一个贼亮的秃头喝得酩酊大醉，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棍子就打昏了秃头。“我的棍子正好差一道，就凑成五十整数！”他后来说。

　　　　　　　　　　　　　　　　霸据一方

　　从1899年开始，伊斯曼不仅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成了一个重要选区的把头，向他管辖范围内的妓院、赌场、街头野雉和流氓小偷收取大笔孝敬。竞选委员会和个人经常找他干些害人的勾当。他订有酬劳价目表：撕下一只耳朵十五美元，打断一条腿十九元，用手枪打伤一条腿二十五元，身上捅一刀二十五元，彻底解决一百元。伊斯曼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有时候亲自出马执行委托任务。

　　由于地盘问题（这是国际法尽量拖延的微妙而伤和气的问题之一），他同另一个黑帮的头目保罗·凯利正面冲突起来。巡逻队的枪战和斗殴确定了地界。一天凌晨，伊斯曼越境，五条大汉扑了上来。他凭猿猴般敏捷的手臂和大棒打翻了三个对手，但是肚子上挨了两颗枪子，对方以为他已经毙命，呼啸而散。伊斯曼用大拇指和食指堵住枪眼，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自己走到医院。他发着高烧，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好几星期，但守口如瓶，没有举报任何人。他出院后，火并已成定局，枪战愈演愈烈，直到1903年8月19日。

　　　　　　　　　　　　　　　 里文顿之役

　　百来个同照片不太相像、逐一从罪犯登记卡上消失的英雄，浸透了酒精和烟草烟雾，头戴彩色帽箍的草帽，或多或少都有花柳病、蛀牙、呼吸道疾患或肾病，像特洛伊或胡宁战争的英雄们一样做不足道或者功勋彪炳，这百来个英雄在纽约高架铁路拱形铁架的影子下面展开了那场不光彩的武装斗争。起因是凯利手下的泼皮向一家赌场老板，蒙克·伊斯曼的同伙，勒索月规钱。一个枪手毙命，紧接而来的是无数手枪参加的对射。下巴刮得很光洁的人借着高大柱于的掩护不声不响地射击，满载手握科尔特左轮枪、迫不及待的援军的出租汽车接连不断地赶到现场，增添了吓人的气氛。那场战斗的主角们是怎么想的呢？首先，（我认为）百来枝手枪震耳欲聋的轰响使他们觉得马上就会送命；其次，（我认为）他们错误地深信，只要开头的一阵枪弹没有把他们撂倒，他们就刀枪不人了。事实是他们借着铁架和夜色的掩护打得不可开交。警方两次干预，两次被他们打退。天际刚露鱼肚白，战斗像是淫秽的勾当或者鬼怪幽灵似的突然销声匿迹。高架铁路的拱形支架下面躺着七个重伤的人、四具尸体和一只死鸽子。

　　　　　　　　　　　　　　　　咬牙切齿

　　蒙克·伊斯曼为之服务的本区政客们一贯公开否认他们的地区有帮派存在，他们解释说那只是一些娱乐性的社团。里文顿肆无忌惮的火并使他们感到惊慌。他们召见了两派的头目，吩咐他们必须和解。凯利知道，为了稳住警方，政客们比所有的科尔特手枪更起作用，当场就表示同意；伊斯曼凭自己一身蛮力，桀骜不驯，希望在枪头上见高低。他拒不从命，政客们不得不威胁他，要送他进监狱。最后，两个作恶多端的头目在一家酒吧里谈判，每人嘴里叼着一枝雪茄，右手按在左轮枪上，身后簇拥着各自的虎视眈眈的打手。他们作出一个十分美国式的决定；举行一场拳击比赛解决争端。凯利是个出色的拳击手。决斗在一个大棚子里举行。出席的观众一百四十人，其中有戴着歪歪扭扭的大礼帽的地痞流氓，也有发型奇形怪状的妇女。拳击持续了两小时，结果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一星期后，枪战又起。蒙克被捕，这次也记不清是第几回了。保护人如释重负地摆脱了他，法官一本正经地判了他十年徒刑。

　　　　　　　　　　　　　　 伊斯曼对抗德国

　　当蒙克莫名其妙地从辛辛监狱里出来时，他手下一千二百名亡命徒早已树倒猢狲散。他无法把他们重新召集拢来，只得单干。1917年9月8日，他在公共场所闹事。9日，他决定参加另一场捣乱，报名参加了一个步兵团。

　　我们听说了他从军的一些事迹。我们知道他强烈反对抓俘虏，有一次单用步枪枪托就阻挡了这种不解气的做法。我们知道他从医院里逃出来又回到战场。我们知道他在蒙特福松一役表现突出。我们知道，他事后说纽约波威里街小剧院里的舞蹈比欧洲战争更带劲。

　　　　　　　　　　　　　神秘而合乎逻辑的结局

　　1920年12月25日凌晨，纽约一条繁华街道上发现了蒙克·伊斯曼的尸体。他身中五弹。一只幸免于难的、极普通的猫迷惑不解地在他身边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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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

　　亚利桑那的土地比任何地方都更壮阔：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土地底下的金银矿藏遐迩闻名，雄伟的高原莽苍溟濛、色彩炫目，被猛禽叼光皮肉的动物骨架白得发亮。那些土地上还有“小子”比来的形象：坐在马背上纹丝不动的骑手，追命的枪声惊扰沙漠、玩魔术似的老远发出不可见的、致人死命的子弹的青年人。

　　金属矿脉纵横交错的沙漠荒凉而闪烁发光。二十一岁就送命的、几乎还是孩子的比来为人所不齿，他欠了二十一条人命——“墨西哥人还不计在内”。

　　　　　　　　　　　　　　　　　早年

　　那个日后成为威镇一方的“小子”比来的人于185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大杂院的地下室。据说他母亲是个子女众多的爱尔兰女人，但他在黑人中间长大。混杂在那些散发汗臭、头发鬈曲的黑孩子中间，满脸雀斑、一头红发的比来显得鹤立鸡群。他为自己是白人而自豪；但他也羸弱、撒野、下流。十二岁时，他加入了在下水道系统活动的“沼泽天使”帮。

　　在散发雾气和焦糊味的夜晚，他们从恶臭的下水道迷宫里出来，尾随着一个德国水手，当头一棒把他打昏，连内衣都扒得精光，然后回到下水道。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黑人，加斯·豪泽·乔纳斯，在给赛马投毒方面也小有名气。

　　有时候，河边一座东倒西歪的房子的顶楼上，有个女人朝过路人头上倒下一桶炉灰。那人手忙脚乱，呛得喘不过气。“沼泽天使”们立刻蜂拥而上，把他拖到一个地下室门口，抢光他的衣物。

　　那就是比尔·哈里根，也就是未来的“小子”比来的学徒时期，他对剧院演出不无好感；他喜欢看牛仔的闹剧（也许并没有预先感到那是他命运的象征和含义）。

　　　　　　　　　　　　　　　 到西部去！

　　如果说纽约波威里街拥挤的小剧院（那里演出稍有延误，观众就要起哄）大量上演骑手和打枪的闹剧，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掀起了西部热。西方地平线那面是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西方地平线那面是大片可供采伐的雪松树林，脸庞巨大、表情冷漠的美洲野牛，大礼帽和摩门教主布里格姆·杨的三妻四妾，红种人的神秘的仪式和愤怒，茫无涯际的沙漠，像海洋一样，接近时会使人心跳加速的热土。西部在召唤。那些年来，一种有节奏的声息始终在回荡：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占据西部的声息。1872年，早就跃跃欲试的比尔·哈里根逃出监狱，参加了到西部去的行列。

　　　　　　　　　　　　　 一个墨西哥人的毁灭

　　历史像电影导演一样按不连贯的场景进展，现在把场景安排在像公海一般力量无边的沙漠中间一家危险的酒店里。时间是1873年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确切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竖桩平原。土地平整得几乎不自然，而云层错落的天空经过暴风雨的撕碎和月光的映托，却满是拆裂的沟壑和峻峨的山岭。地上有一具牛的头颅骨，暗处传来郊狼的嗥叫和眼睛的绿光，酒店斜长的灯光下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几匹高头大马。酒店里面，劳累而壮实的男人们用胳臂肘支在唯一的柜台上，喝着惹是生非的烈酒，炫示有鹰和蛇图案的墨西哥大银元。一个喝醉的人无动于衷地唱着歌，有几个人讲的语言带许多嘶嘶的声音，那准是西班牙语，讲西班牙语的人在这里是遭到轻视的。比尔·哈里根，从大杂院来的红毛耗子，在喝酒的人中间。他已经喝了两杯烧酒，也许因为身边一文不剩了，还想要一杯。那些沙漠里的人使他吃惊。他们显得那么剽悍，暴烈，高兴，善于摆布野性的牲口和高头大马，叫人恨得牙痒。店里突然一片肃静，只有那个喝醉的人还忘乎所以地在瞎唱。一个墨西哥人走了进来，身体壮实得像牛，脸相像印第安人。头上戴着一顶大得出奇的帽子，腰际两边各插一枝手枪。他用生硬的英语向所有在喝酒的婊子养的美国佬道了晚安。谁都不敢搭腔。比尔问身边的人来者是谁，人们害怕地悄声说那是奇瓦瓦来的贝利萨里奥·维利亚格兰。突然一声枪响。比尔在一排比他高大的人身后朝那不速之客开了枪。维利亚格兰手里的酒杯先掉到地上；接着整个人也倒了下去。那人当场气绝，不需要再补第二枪。比尔看也不看那个威风凛凛的死者，继续谈话：“是吗？我可是纽约来的比尔·哈里根。”那个醉鬼还在自得其乐地唱歌。

　　精彩的结局已经可以预料。比尔同大家握手，接受别人的奉承、欢呼和敬他的威士忌酒。有人提醒他手枪上还没有记号，应该刻一道线表明维利亚格兰死在他枪下。“小子”比来收下那人递给他的小刀，说道：“墨西哥人不值得记数。”这似乎还不够。当天夜里，比尔把他的毯子铺在尸体旁边，故作惊人地睡到第二天天亮。

　　　　　　　　　　　　　　　为杀人而杀人

　　凭这一枪，“英雄小子”比来（当时只有十四岁）应运而生，逃犯比尔。哈里根就此消失。那个出没于下水道、专打问棍的小伙子一跃而成边境好汉。他成了骑手；学会了像怀俄明或者得克萨斯的牛仔那样笔挺地坐在马鞍上，而不像俄勒冈或者加利福尼亚的牛仔那样身体往后倾。他根本没有达到传说中的形象，只是逐渐接近而已。纽约小流氓的痕迹在牛仔身上依然存在；原先对黑人的憎恨现在转移到了墨西哥人身上，但是他临死前说的话却是用西班牙语说的诅咒话。他学会了赶牲口人的流浪生活的本领，也学会了更困难的指挥人的本领；两者帮助他成了一个偷盗牲口的好手。有时候，吉他和墨西哥的妓院对他也颇有吸引力。

　　他晚上难以入睡，聚众纵酒狂欢，往往一连四天四夜。只要扣扳机的手指还有准头，他就是这一带边境最受敬畏（并且也许是最孤独、最微不足道）的人。他的朋友加雷特，也就是日后杀他的郡长，有一次对他说：“我经常练射击，枪杀野牛。”“我射击练得比你更经常，我枪杀的是人。”他平静地回道，细节已无从查考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欠下二十一条人命——“墨西哥人还不计在内”。在危险万分的七年中间，他全凭勇气才混了过来。

　　1880年7月25日晚上，“小子”比来骑着他的花马飞快地穿过萨姆纳堡唯一的大街。天气闷热，家家户户还没有点灯；加雷特郡长坐在回廊上一张帆布椅子上，拔出左轮手枪，一颗子弹射进比来肚子。花马继续飞奔；骑手倒在泥土街道上。加雷特又开了一枪。居民们知道受伤的是“小于”比来，把窗户关得严严的。比来不停地诅咒，很长时间没有咽气。第二天太阳升得相当高了，人们小心翼翼走近去，拿掉他的武器；那人已经死了。他们注意到他那种死人通常都有的、可笑而无用的神情。

　　人们替他刮了脸，给他穿上买来的现成衣服，把他放在一家最大的商店的橱窗里，供吃惊的人们观看取笑。

　　方圆几里路内，人们骑马或驾双轮马车前来观看。第三天，尸体开始败坏，不得不给他脸上化妆。第四天，人们兴高采烈把他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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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和英雄的故事

作者：博尔赫斯

　　　　　　　　　柏拉图三年，

　　　　　　　　　没有卷走旧的正确与荒谬，

　　　　　　　　　而旋出了新的真理与错误，

　　　　　　　　　所有的人都是舞蹈家，他们的舞步

　　　　　　　　　随着野蛮的铿锵锣声而旋转。

　　　　　　　　　　　　　　　　　——《塔》，威廉·布特勒·叶芝

　　我进行构思并打算撰写的这个故事明显地受了切斯特顿（他以创作妙不可言的神秘小说著称）和枢密院院士莱布尼茨（他首先提出了“先天和谐论”）的影响。这个故事将以某种方式让我消磨掉几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准备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还缺少一些细节，另外，还需要修改和整理。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我还不十分清楚。今天是1944年l月3日，下面就是我想象出来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遭受苦难，但却不停地进行着反抗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可能是波兰、爱尔兰，威尼斯共和国，也可能是南美或巴尔干的某个国家……与其说故事“发生在”倒不如说“曾经发生在”那个国家，因为尽管其叙述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但他叙述的故事却发生在19世纪中叶或19

　　世纪初。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权且把这个国家说成是爱尔兰吧，时间假设为1824年。叙述者叫利安，他是英俊、勇敢的费尔古斯.基尔帕特利克的重孙。基尔帕特利克被杀害后埋葬的那座墓地被人神秘地破坏了，他的名字在勃朗宁和雨果的诗句中出现，他的雕像耸立在红色沼泽地的灰色小山上。

　　基尔帕特利克是个起义者，是起义者中一位神秘而光荣的首领。他像从摩押人的土地上看到了希望之乡却未能踏上那块土地的摩西一样，在他曾经预见到会取得成功的起义前夕死去。他被杀害已近100

　　年了，但他的死至今仍是个谜。利安在撰写这位英雄的传记时发现这起凶杀案不是一个纯粹的刑事案件。基尔帕特利克是在一所剧院里被暗杀的，英国警方一直未能抓获刺客。历史学家认为这并没有损害警方的名声，因为这件事很可能是在警方的授意下干的。但是，这个案子的许多方面使利安感到不安，因为它仿佛具有循环往复的性质，好像是重现了遥远的地区和遥远的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因而，没有人不知道法警们检验了那位英雄的尸体后，发现了一封未开启的信（有人在信里告诉这位英雄，他当天晚上去剧院会遭到不幸的消息）。当年裘力斯.恺撒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他去他的朋友们将用匕首刺杀他的那个地方的对候，也收到了一份他未来得及看的简报，简报揭露了他的朋友们的背叛行径，并附有背叛者的名单。恺撒的妻子卡尔普尼娅曾在梦中看见参议院下令为她建造的塔突然倒塌。而在基尔帕特利克被害的前夜全国盛传基尔加万的圆形塔发生火灾的消息。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预兆，因为基尔帕特利克出生在基尔加万。恺撒的故事和这个爱尔兰反叛者的故事在上述这些方面（也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巧合使利安觉得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都有未为人知的反复重叠的现象。他又想到了孔多塞编造的什一税的故事，想到了黑格尔、施宾格勒和维科的形态学，想到子赫西俄德笔下那些把金子变成铁的人物。他还想到了灵魂的轮回，这是使凯尔特文学带上恐怖色彩的理论，恺撒本人认为这个理论是英格兰的德洛伊巫师提出来的。利安想，费尔古斯·基尔帕特利克在成为费尔古斯·基尔帕特利克以前一定是裘力斯.恺撒。这种新奇的推断将他从上述循环反复的迷宫中解脱出来，但这个推断不久又使他跌入另外几个更加错综复杂、大小不一的迷宫之中：一位乞丐和费尔古斯.基尔帕特利克在他死的那天谈的几句话莎士比亚早就写在他的悲剧《麦克佩斯》中了。历史上的事物循环往复故然令人愕然，而历史事件与文学作品相吻合则更令人迷惑……利安经考证获悉，这位英雄的资格最老的一位同伴詹姆斯.阿莱克桑德.诺兰在1814年以前便将莎士比亚的主要剧作译成了盖尔语，其中就有《裘力斯.恺撒》。利安还在档案馆里发现了诺兰评论瑞士的戏剧演出的一篇论文手稿。频繁的戏剧演出需要数以千计的演员，他们在演出中再现了在这些城市和山区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利安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中看到基尔帕特利克在其末日到来的前几天主持了一次秘密会议，签署了判处一名叛徒死刑的命令，尽管这样做并不符合基尔帕特利克善良的天性。叛徒的名字被人涂抹掉了。利安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文件中没有提到这次调查），弄清了事情的始末。

　　基尔帕特利克是在一个剧院里被杀死的，然而，我们也可把整个城市看作是一个剧院，演员则是众多的民众，全剧以他的死达到高潮。这出戏经历了许多个日日夜夜。下面就是这件事发生的经过。

　　1824年8月2日起义者们举行了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举行全国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仍潜伏着某种危机：在他们这个秘密组织里有一个内奸，费尔古斯.

　　基尔帕特利克曾派詹姆斯.诺兰负责调查此事。诺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叛徒就是基尔帕特利克本人。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与会者将他们的主席判处死刑，主席本人亲自签署了这项判决，他还请求大会对他的惩罚不要危害祖国的利益。

　　这时，诺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计划。由于爱尔兰人崇拜基尔帕特利克，对他的卑鄙行径即使产生最细微的怀疑都会危及起义的顺利进行。诺兰准备利用对叛徒的处决来推动解放祖国的事正。他建议让这位被判死刑的主席在大庭广众之中死在不知名的刺客手里，以激起民愤，促使起义早日到来。基尔帕特利克答应一定配合这个计划的执行，这样他便能以他的死去赎罪。

　　诺兰感到时间紧迫，来不及妥善全面地布置这次复杂的暗杀行动。他不得不求助于他的英国敌人、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剧本。他导排了《裘力斯·恺撒》和《麦克佩斯》中的几场戏，这次公开的、却鲜为人知的演出持续了好几天。已被判处死刑的人进入都柏林后，进行过争论，参加了祈祷，发表了感人的讲话，所有表现他光辉形象的一举一动都是诺兰事先设计好的。有好几百名群众演员协助这位主人公“演出”，有些人的表演难度颇大，另一些人则只是跑一下龙套而已。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会永远载入史册，留在爱尔兰那激动人心的历史中。基尔帕特利克在扮演这个既能使他赎罪又会使他丧命的角色中，不止一次地用他那些即兴动作和言语丰富了他作为法官的台词。这出演员众多的戏剧就这样展开了，直到1824年8月6日，在一个预先设想成林肯坐过的那间用不祥的帘布遮挡着的包厢里，一发炽热的子弹穿进了叛徒和英雄的胸膛。在喷出两口鲜血的间隙中他都来不及说出预先准备好了的台词。

　　在诺兰编导的这出戏里，模仿莎士比亚剧作的那些场面没有原作那样富有戏剧性。利安猜想作者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后人弄清事情的真相。他明白他自己也是诺兰编导的戏中的一个角色……经过反复思索之后，他决定对他的发现保持沉默。他发表了一本赞扬英雄光荣业绩的书，可能这也是早已确定了的。

　　选自《手工艺品》（1944）

　　（此文原载于博尔赫斯小说集《巴比伦的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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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角的汉子

　　　　　　　　　　　　 献给恩里盖·阿莫林①

　　①阿莫林（1900—1960），乌拉圭作家。长期侨居阿根廷。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主要有长篇小说《马车》、诗集《二十年》等。

　　既然问起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我就谈谈吧。这里不是他的地盘，他在北区瓜达卢佩湖和炮台一带比较吃得开，不过我认识他。我只跟他打过三次交道，三次都在同一个晚上，那晚的事我怎么都不会忘记，因为卢汉纳拉在我家过夜，罗森多·华雷斯离开了河镇，再也没有回来。你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当然不会知道那个名字，不过打手罗森多·华雷斯是圣丽塔村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玩刀子的好手，跟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一起，帕雷德斯则是莫雷尔那一帮的。华雷斯逛妓院时总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身深色的衣服，佩着银饰；男人和狗都尊敬他，女人们对他也另眼相看；谁都知道有两条人命坏在他手里；油光光的长头发上戴着一顶窄檐高帮呢帽；有人说他一帆风顺，给命运宠坏了。村里的年轻人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连吐痰的架式也学他的。可是罗森多真有多少分量，那晚上叫我们掂着了。

　　说来仿佛离谱，然而那个大不寻常的夜晚是这么开头的：一辆红轱辘的出租马车挤满了人，沿着两旁是砖窑和荒地的巷子，在软泥地上颠簸驶来。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不停地弹看吉他，喧闹招摇，赶车的甩着鞭子，哄赶在白花马前乱窜的野狗，一个裹着斗篷的人不声不响坐在中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牲口贩子弗朗西斯科·雷亚尔，这次来找人打架拼命。夜晚凉爽宜人；有两个人坐在马车揭开的皮篷顶上，好像乘坐一条海盗船似的。这只是一个头，还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小伙子老早就聚在胡利亚舞厅里，那是高纳路和马尔多纳多河中间一个铁皮顶的大棚屋。门口那盏风化红灯的亮光和里面传出的喧哗，让人打老远就能辨出这个场所。胡利亚虽然不起眼，却很实惠，因为里面不缺乐师、好酒和带劲的舞伴。说到舞伴，谁都比不上卢汉纳拉，她是罗森多的女人。她已经去世了，先生，我多年没有再想她，不过当时她那副模样，那双眼睛，真叫人销魂。见了她，你晚上休想睡着。

　　烧酒、音乐、女人，承罗森多看得起才骂的一句脏话，在人群中使我受宠若惊的拍拍肩膀，这一切叫我十分快活。同我跳舞的那个女的很随和，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探戈舞任意摆布我们，使我们若即若离，一会儿把我们分开，一会儿又让我们身体贴着身体。男人们正这样如醉如痴、逍遥自在时，我蓦地觉得音乐更响了，原来是越来越行近的马车上的吉他声混杂了进来。接着，风向一转，吉他声飘向别处，我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和舞伴身上，回到舞厅里的谈话。过了一会儿，门口响起盛气凌人的敲门和叫喊声。紧接而来的是一片肃静，门给猛地撞开，那人进来了，模样跟他的声音一般蛮横。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叫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壮实的家伙，一身黑衣眼，肩上搭着一条栗色围巾。我记得他脸型像印第安人，满面愠色。

　　门给撞开时正好打在我身上。我心头无名火起，向他扑去，左手打他的脸，右手去掏那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锋利的刀子。可是这一架没有打起来。那人站稳脚，双臂一分，仿佛拨开一个碍事的东西似的，一下子就把我撂到一边。我踉跄几步，蹲在他背后，手还在衣服里面，握着那把没有用上的刀子。他照旧迈步向前走，比被他排开的众人中间随便哪一个都高大，对哪一个都没有正眼看一看。最前面的那批看热闹的意大利人像折扇打开那样赶快散开。这个场面并没有保持多久。英国佬已经在后面的人群中等着，那个不速之客的手还没有挨着他肩膀，他一巴掌就扇了过去。这一下大伙都来劲了。大厅有好几丈长，人们从一头到另一头推推搡搡，吹口哨，啐唾沫招惹他。最初用拳头，后来发现拳头挡不住他的去路，便叉开手指用巴掌，还嘲弄似的用围巾抽打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把他留给罗森多去收拾。罗森多在最里面，不声不响，背靠着墙，一直没有动静。他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烟，似乎早已明白我们后来才看清的事情。牲口贩子给推到他面前，脸上带着血迹，后面是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不为所动。尽管人们吹口哨，揍他，朝他啐唾沫，他走到罗森多面前才开口。他瞅着罗森多，用手臂擦擦脸，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是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北区来的。我是弗朗西斯科·雷亚尔，人们叫我牲口贩子。这些混小子对我动手动脚，我全没理会，因为我要找个男子汉。几个碎嘴子说这一带有个心狠手辣、会玩刀子的人，说他绰号叫打手。我是个无名之辈，不过也想会会他，讨教讨教这位好汉的能耐。”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罗森多。说罢，右手从袖管里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刀子。周围推推搡搡的人让出了地方，鸦雀无声，瞧着他们两人。甚至那个拉小提琴的瞎眼混血儿也转过脸，冲着他们所在的方向。

　　这时候，我听见背后有些动静，回头一看，门口有六七个人，准是牲口贩子带来压阵的，年纪最大的一个有点农民模样，皮肤黝黑，胡子花白；他刚上前，一看到这么多女人和这么亮的灯光，竟呆着不动了，甚至还恭敬地摘下了帽子。其余的人虎视眈眈，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况马上就出头干预。

　　罗森多怎么啦，怎么还不教训教训那个气势汹汹的人？他还是一声不吭，眼睛都不抬。他嘴上的香烟不见了，不知是吐掉还是自己掉落的。他终于说了几句话，不过说得那么慢，大厅另一头根本听不清。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再次向他挑战，他再次拒绝。陌生人中间最年轻的那个吹了一声口哨。卢汉纳拉轻蔑地瞅着罗森多，头发往后一甩，排开女人们，朝她的男人走去，把手伸进他怀里，掏出刀子，退了鞘，交给他，说道：

　　“罗森多，我想你用得上它了。”

　　大厅屋顶下面有一扇宽窗，外面就是小河。罗森多双手接过刀，用手指试试刀刃，似乎从没有见过似的。他突然朝后一仰，扬手把刀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刀子掉进马尔多纳多河不见了。我身上一凉。

　　“宰了你还糟蹋我的刀子呢。”对方说着抬手要揍他。这时，卢汉纳拉奔过去，胳臂勾住他脖子，那双风骚的眼睛瞅着他，气愤地说：

　　“别理那家伙，以前我们还把他当成一条汉子呢。”

　　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愣了一下，接着把她搂住，再也不打算松手似的，他大声吩咐乐师们演奏探戈和米隆加舞曲，吩咐找快活的人都来跳舞，米隆加像野火一般从大厅一头燃到另一头。雷亚尔跳舞的神情十分严肃，但把舞伴搂得紧紧的，不留一点空隙，使她欲仙欲死。跳到门口时，雷亚尔嚷道：

　　“借光腾腾地方，她在我怀里睡着啦！”

　　说罢，他们两个脸贴着脸出去了，仿佛随着探戈的波涛迷迷糊糊地漂流。

　　我肯定恼羞得满脸通红。我跟舞伴转了几个圈子，突然撂下了她。我推说里面人多太热，顺着墙壁走到外面。夜色很美，但美景为谁而设？那辆出租马车停在巷子拐角的地方，两把吉他像两个人似的端端正正竖在座位上。他们这样大大咧咧扔下吉他真叫我心里有气，仿佛量我们连他们的吉他都不敢碰。想起我们自己无能，我直冒火。我一把抓起耳朵后面别着的石竹花，扔进水塘，望了许久，脑子里什么都不在想。我希望这一晚赶快过去，明天马上来到就好了。这当儿，有人用胳臂肘撞了我一下，几乎使我感到宽慰。是罗森多，他独自一个人出了镇。

　　“你这个混小子老是碍事。”他经过我身边时嘀咕说，我不知道他是拿我还是拿自己出气。他顺着比较幽暗的马尔多纳多河一边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继续凝视着生活中的事物——没完没了的天空、底下独自流淌不息的小河、一匹在打瞌睡的马、泥地的巷子、砖窑——我想自己无非是长在河岸边的蛤蟆花和骷髅草中间的又一株野草罢了。那堆垃圾中间又能出什么人物？无非是我们这批窝囊废，嚷得很凶，可没有出息，老是受欺侮。接着我又想，不行，居住的地区越是微贱，就越应该有出息。垃圾？米隆加舞曲发了狂，屋里一片嘈杂，风中带来金银花的芳香。夜色很美，可是白搭。天上星外有星，瞅着头都发晕。我使劲说服自己这件事与我无关，可是罗森多的窝囊和那个陌生人的难以容忍的蛮横总是跟我纠缠不清。那个大个儿那晚居然弄到一个女人来陪他。我想，那一晚，还有许多夜晚，甚至所有的晚上，因为卢汉纳拉不是随便闹着玩的女人。老天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去不了太远，也许随便找一条沟，两个人已经干上了。

　　我终于回到大厅时，大伙还在跳舞。

　　我装着没事的样子混进人群，我发现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北区来的人和其余的人在跳舞。没有推撞，有的只是提防和谨慎。音乐回肠荡气，没精打采，跟北区的人跳舞的女人一句话也不说。

　　我在期待，但不是期待后来出的事情。

　　我们听到外面有一个女人的哭声，然后是我们已经听到过的那个声音，这会儿很平静，几乎过于平静，以至不像是人的嗓音。那声音对女人说：

　　“进去，我的姑娘。”又是一声哭叫。接着，那个声音似乎不耐烦了。

　　“我让你开门，臭婆娘，开门；老母狗！”这时候，那扇摇摇晃晃的门给推开了，进来的只有卢汉纳拉一个人。她不是自动进来的，是给赶进来的，好像后面有人在撵她。

　　“有鬼魂在后面撵。”英国佬说。

　　“一个死人在撵，朋友。”牲口贩子接口说。他的模样像是喝醉了酒。他一进门，我们便像先前那样腾出了地方，他摇摇晃晃迈了几步——高大的身材，视而不见的神情——像电线杆似的一下子倒了下去。同他一起来的那伙人中间有一人把他翻过来，让他仰面躺着，再把斗篷卷成一团，垫在他脑袋下面。这么一折腾，斗篷染上了血迹。我们这才看到，他胸口有一处很深的伤口；一条猩红色的腰带，当初给马甲遮住，我没有发现，现在被涌出来的血染黑了。一个女人拿来白酒和几块在火上燎过的布片准备包扎。那男人无意说话。卢汉纳拉垂下双手，失魂落魄地望着他。大伙都露出询问的神情，她终于开口了。她说，她跟牲口贩子出去之后，到了一片野地上，突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非找他打架不可，结果捅了他一刀，她发誓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反正不是罗森多。可谁会信她的话？

　　我们脚下的人快死了。我想，捅他的人手腕子够硬的。不过脚下的人也是条硬汉。他进门时，胡利亚正在湖马黛茶①，茶罐传了一巡，又回到我手里，他还没有咽气。“替我把脸蒙上，”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便缓缓地说。他死在眉睫，傲气未消，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临终时的惨状。有人把那顶高帮黑呢帽盖在他脸上，他没有发出呻吟，在呢帽下面断了气。当他的胸膛不再起伏时，人们鼓起勇气取下帽子。他脸上是死人通常都有的倦怠神情，当时从炮台到南区的最勇敢的人共有的神情；我一发现他无声无息地死了，对他的憎恨也就烟消云散。

　　①马黛茶，南美饮料，饮用时在梨形茶罐内插一小管吮吸。

　　“活人总有一死。”人群中间一个女人说，另一个也若有所思地找补了一句：

　　“再了不起的人到头来还不是招苍蝇。”

　　这时候，北区来的人悄悄地在说什么，之后有两人同时高声说：

　　“是那女人杀死的。”

　　一个人朝她嚷嚷说是她杀的，大家围住了她。我忘了自己应当谨慎从事，飞快地挤了进去。我一时情急，几乎要拔刀子。我觉得如果不是所有的人，至少有许多人在瞅我。我带着讥刺的口气说：

　　“你们大伙看看这个女人的手，难道她有这份气力和狠心捅刀子吗？”

　　我若无其事地又说：

　　“据说死者是他那个地区的一霸，谁想到他下场这么惨，会死在这样一个平静无事的地方？我们这里本来太太平平，谁想到来了外人找麻烦，结果捅出这么大的乱子？”

　　鞭子自己是不会抽打的。

　　这当儿，荒野上逐渐响起了马蹄声，是警察。谁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找麻烦，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尸体扔进河里。你们还记得先前扔出刀子的那扇宽窗吧。黑衣服的人后来也是从这里给扔出去的。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身上一些钱币和零星杂物全给掏光，有人捋不下戒指，干脆把他的手指也剁了下来。先生们，一个男子汉被另一个更剽悍的男子汉杀死之后，毫无自卫能力，只能听任爱占小便宜的人摆弄，扑通一声，混浊翻腾、忍辱负重的河水便把他带走了。人们收拾尸体时，我觉得不看为妙，因此不知道是不是掏空了他的脏腑，免得他浮出水面。那个花白胡子的人一直盯着我。卢汉纳拉趁着混乱之际溜出去了。

　　维护法律的人来查看时，大伙跳舞正在劲头上。拉小提琴的瞎子会演奏几支如今不大听到的哈瓦那舞曲。外面天快亮了。小山风上的几根木桩稀稀落落的，因为铁丝太细，天色这么早，还看不清。

　　我家离这里有三个街区，我悠闲地溜达回去。窗口有一盏灯光，我刚走近就熄灭了。我明白过来之后，立刻加紧了脚步。博尔赫斯，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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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梦记及其他

　　　　　　　　　　　　　献给纳斯托尔·伊巴拉

　　　　　　　　　　　　　　　死去的神学家

　　天使们向我通报说，梅兰希顿①死后，另外一个世界为他安排了一所幻觉上同他在世时一模一样的房屋。（几乎所有初到天国的人都遇到同样情况，因而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死。）家具也是一样的：桌子、有抽屉的写字台、书柜。梅兰希顿在那住所醒来时，仿佛并不是一具尸体，而和生前一样继续写作，写了几天为信仰辩护的文章。他和往常一样，文章中只字不提慈悲。天使们注意到他的疏漏，便派人去责问他。梅兰希顿说：“我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灵魂可以不要慈悲，单有信仰就足以进入天国。”他说这些话时态度高傲，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自己所处的地方还不是天国。天使们听了这番话便离开了他。

　　①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学者，宗教改革家，与路德合作，对《圣经》诠释颇有研究。他原姓施瓦茨采尔特（德文“黑土”），按当时风气，用了相应的希腊文梅兰希顿。

　　几星期后，家具开始蜕变，终于消失，只剩下椅子、桌子、纸张和墨水瓶。此外，住所的墙壁泛出白色的石灰和黄色的油漆。他身上的衣服也变得平常无奇。他坚持写作，由于他继续否定慈悲，他给挪到一间地下工作室，同另一些像他那样的神学家待在一起。他给幽禁了几天，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他们便放他回去。他的衣服是未经鞣制的生皮，但他试图让自己相信以前都是幻觉，继续推崇信仰，诋毁慈悲。一天下午，他觉得冷。他察看整所房屋，发现其余的房间和他在世住的不一样了。有的房间堆满了不知名的器具；有的小得进不去；再有的虽然没有变化，但门窗外面成了沙丘。最里面的屋子有许多崇拜他的人，一再向他重申，哪一个神学家的学问都赶不上他。这些恭维话让他听了很高兴，但由于那些人中间有的没有脸庞，有的像是死人，他终于产生了厌恶，不信他们的话了。这时他决心写一篇颂扬慈悲的文章，但是今天写下的字迹明天全部消退。这是因为他言不由衷，写的时候自己也没有信心。

　　他经常接见刚死的人，但为自己如此委琐的住处感到羞愧。为了让来客们相信他在天国，他同后院的一个巫师商量，巫师便布置了辉煌宁静的假象。来客刚走，委琐破败的景象重又出现，有时客人还没离开，这种景象就显了出来。

　　有关梅兰希顿的最后消息说，巫师和一个没有面目的人把他弄到沙丘去了，如今他成了魔鬼的仆人。

　　　　　　　　　　　（据埃曼纽尔·斯韦登伯格①的《天国的神秘》）

　　①斯韦登伯格（1688—1772），瑞典神学家，“新耶路撒冷教会”的创建者。

　　　　　　　　　　　　　　 存放雕像的房间

　　很久以前，安达卢西亚人的国度里有一个国王居住的城市，名叫莱布蒂特、休达，或者哈恩。城里有座碉堡，碉堡的两扇门页不供进出，永远锁着。每逢一位国王驾崩，另一位国王继承王位时，新登基的国王亲手在门上加一道新锁，一共有了二十四把锁。后来有个不属于王室的坏人篡夺了权力，他非但不加上一把新锁，而是想把以前的二十四把锁统统打开，以便看看碉堡里到底是什么。大臣和王公们求他千万别干那种事，他们藏起装钥匙的铁箱，说是加一把新锁比砸开二十四把锁容易得多，但是他狡猾地重复说：“我只想看看碉堡里藏了些什么东西。”于是他们表示把他们积蓄的所有财富都献给他：牲畜、基督教偶像、金银。但他不肯打消原意，用右手开了门（诅咒他那只手永远疼痛）。里面是许多金属和木制的阿拉伯人像，骑着矫捷的骆驼和骏马，头巾在背后飘拂，佩刀挂在腰际的皮带上，右手握着长矛。这些人像都是立体的，在地面投下影子，瞎子只要用手触摸都能辨认，马匹的前蹄不碰地面，似乎都在奔腾。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使篡位的国王大为惊奇，更让他诧异的是雕像的排列整齐和肃静，因为全部雕像面朝西方，听不到一点喧嘈和号角。这是碉堡第一间屋子里的陈列。第二间屋子里摆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桌子——愿他们两人都得到拯救！——那是一整块翡翠石雕成，石头的颜色，大家知道，是绿色的，它内含的性能不可思议，奇异万分，因为它能使风暴平息，保佑佩戴者平安，驱除腹泻和恶鬼，公平解决争端，并且对催生顺产大有帮助。

　　第三间屋子里有两本书；一本是黑的，书里说明金属和护身符的功能以及日子的凶吉，还有毒药和解毒剂的配制；第二本是白的，尽管文字清晰，但看不懂意思。第四间屋子里有一幅世界地图，标出所有的国度、城市、海洋、城堡和危险，每一处都附有真实名称和确切的形状。

　　第五间屋子里有一面圆形的镜子，那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制作的——愿他们两人都得到宽恕！——价值连城，因为是用各种金属做的，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和子孙，上至人类的始祖亚当，下至听到世界末日号角的人。第六间屋子里装满了点金石。只要用一小块就能把三千两银子变成三干两金子。第七间屋子空荡荡的，其长无比，最好的弓箭手在门口射出一箭都达不到对面的后壁。后壁上刻着一段可怕的话：“如有人打开本堡的门，和入口处金属武士相似的血肉之躯的武士将占领王国。”

　　这些事发生于伊斯兰教历89年。在结束之前，塔里克①占领了碉堡，打败了那个国王，卖掉他的妻妾子女，大肆掳掠王国。阿拉伯人因此遍布安达卢西亚王国，引进了无花果树和不受干旱影响的草场灌溉系统。至于那些宝藏，据说萨伊德的儿子塔里克把它们运回献给他的国王哈里发，哈里发把它们藏在一座金字塔里。

　　①塔里克，阿拉伯将军，第一个在711年入侵西班牙的穆斯林。他打败西哥特国王堂罗德里戈。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布罗陀海峡（阿拉伯文的直布罗陀是Gebel—Tank，即塔里克山）。

　　　　　　　　　　　　 （据《一千零一夜》，第二百七十二夜的故事）

　　　　　　　　　　　　　　　　 双梦记

　　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尔一伊萨基叙说了下面的故事：

　　“据可靠人士说（不过唯有真主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悲为怀、明察秋毫的），开罗有个家资巨万的人，他仗义疏财，散尽家产，只剩下祖传的房屋，不得不干活糊口。他工作十分辛苦，一晚累得在他园子里的无花果树下睡着了，他梦见一个衣服湿透的人从嘴里掏出一枚金币，对他说：‘你的好运在波斯的伊斯法罕；去找吧。’他第二天清晨醒来后便踏上漫长的旅程，经受了沙漠、海洋、海盗、偶像崇拜者、河流、猛兽和人的磨难艰险。他终于到达伊斯法罕，刚进城天色已晚，便在一座清真寺的天井里躺着过夜。清真寺旁边有一家民宅，由于万能的神的安排，一伙强盗借道清真寺，闯进民宅，睡梦中的人被强盗的喧闹吵醒，高声呼救。邻舍也呼喊起来，该区巡夜士兵的队长赶来，强盗们便翻过屋顶逃跑。队长吩咐搜查寺院，发现了从开罗来的人，士兵们用竹杖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两天后，他在监狱里苏醒。队长把他提去审问：‘你是谁，从哪里来？’那人回道：‘我来自有名的城市开罗，我名叫穆罕默德一艾尔一马格莱比。’队长追问：‘你来波斯干什么？’那人如实说：‘有个人托梦给我，叫我来伊斯法罕，说我的好运在这里。如今我到了伊斯法罕，发现答应我的好运却是你劈头盖脸给我的一顿好打。’

　　“队长听了这番话，笑得大牙都露了出来，最后说：‘鲁莽轻信的人啊，我三次梦见开罗城的一所房子，房子后面有个日晷，日晷后面有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后面有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宝藏。我根本不信那个乱梦。而你这个骡子与魔鬼生的傻瓜啊，居然相信一个梦，跑了这么多城市。别让我在伊斯法罕再见到你了。拿几枚钱币走吧。’

　　“那人拿了钱，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在自家园子的喷泉底下（也就是队长梦见的地点）挖出了宝藏。神用这种方式保佑了他，给了他好报和祝福。在冥冥中主宰一切的神是慷慨的。”

　　　　　　　　　　　　 （据《一千零一夜》，第三百五十一夜的故事）

　　　　　　　　　　　　　　　往后靠的巫师

　　圣地亚哥有位教长一心想学巫术。他听说托莱多的堂伊兰在这方面比谁都精通，便去托莱多求教。

　　他一到托莱多就直接去堂伊兰家，堂伊兰正在一间僻静的屋子里看书。堂伊兰殷勤地接待了他，请他先吃饭，来访的目的推迟到饭后再说。堂伊兰带他到一个很凉爽的房间，说是为他的来到而高兴。饭后，教长说了来意，请他指教巫术。堂伊兰说已经看出他的身份是教长，他是有地位和远大前程的人，但担心教了他后会被他过河拆桥抛在脑后。教长向他保证，说不会忘掉他的好处，以后随时愿意为他效力。这一点取得谅解后，堂伊兰解释说，学巫术必须挑僻静的地方，便拉着他的手，到隔壁地上有一块圆形大铁板的房间，在这以前，堂伊兰吩咐女仆晚饭准备鹌鹑，但等他发话后再烤。他们两人抬开铁板，顺着凿得很平整的石板梯级下去，教长觉得他们已经深在特茹河床底下了。梯级最后通到一间小屋子，然后是一间书房，再之后是一间存放巫术器材的实验室。他们正在翻阅魔法书时，有两人给教长送来一封信，信是他当主教的叔父写的，信中说他叔父病得很重，如果他想活着见叔父一面就火速回去。这个消息使教长大为不快，一则是因为叔父的病，二则是因为要中断学习。他决定写一封表示慰问和歉意的信，派人送给主教。三天后，几个身着丧服的人来给教长送信，信中说主教已经病故，目前正在挑选继承人，蒙主之恩，教长有中选的希望。信中还说他不必赶回去，因为他本人不在时被选中更好。

　　十天后，两个衣着体面的使者前来，一见他就匍匐在地，吻他的手，称他为主教。堂伊兰见此情景，欣喜万分地对新主教说，喜报在他家里传到，他应该感谢上帝。接着，他为自己的一个儿子请求空出的教长位置。主教对他说，教长的位置已经许给主教自己的弟弟，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个人一起前往圣地亚哥。

　　三人到了圣地亚哥，受到隆重的接待。六个月后，教皇派使者来见主教，委任他托洛萨大主教之职，并由他自行任命后任。堂伊兰听到这消息后，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请求他把职位给堂伊兰的儿子。大主教说这个职位已经许给他自己的叔父，不过可以另给堂伊兰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托洛萨。堂伊兰只得同意。

　　三人到了托洛萨，受到隆重接待，还为他们举行弥撒。两年后，教皇派使者去见大主教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由他自行任命后任。堂伊兰听说此事，便提醒他过去作出的许诺，并为自己的儿子请求那个职位。红衣主教说大主教的职位已经许给他的舅舅，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罗马。堂伊兰无法可想，只得同意。三人到了罗马，受到隆重接待，还为他们举行了弥撒和游行。四年后，教皇逝世，我们的红衣大主教被选为教皇。堂伊兰听到这消息，吻了教皇陛下的脚，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为自己的儿子请求红衣主教的职位，教皇威胁说要把他投入监狱，说他无非是个巫师，只在托洛萨教教巫术而已。可怜的堂伊兰说他准备回西班牙，请教皇给他一点路上吃的东西。教皇不同意。于是堂伊兰（他的容颜奇怪地变得年轻了）声音毫不颤抖地说：

　　“那我只得吃我为今晚预备的鹌鹑了。”

　　女仆出来，堂伊兰吩咐她开始烤鹌鹑。话音刚落，教皇发现自己待在托莱多的一个地下室里，只是圣地亚哥的一个教长，他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羞愧得无地自容，结结巴巴不知怎么道歉才好。堂伊兰说这一考验已经够了，不再请他吃鹌鹑，把他送到门口，祝他一路平安，客客气气地同他分手。

　　　　 （据王子堂胡安·曼努埃尔①所著《典范录》一书中

　　①胡安·曼努埃尔（1282—1348），西班牙作家、卡斯蒂利亚王子。《典范录》有五十一篇醒世小说，在中世纪文学占重要地位。胡安·曼努埃尔还写了《列国志》和《骑士与侍从录》等。

　　的故事，该故事源出阿拉伯《四十晨和四十夜》。）

　　　　　　　　　　　　　　　　 墨中镜

　　历史记载说，苏丹最残忍的统治者是病夫雅库布，他重用了一批埃及税吏在他的国家里横征暴敛，1842年巴马哈特月14日死在宫中一个房间里。有人暗示说，巫师阿布德拉曼一艾尔一马斯穆迪（这个姓名可以译为“慈悲真主的仆人”）用匕首或者毒药结果了他的性命，但是病死更可信——他不是有“病夫”之称吗？不管怎么说，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船长①在1853年同那个巫师谈过话，叙说了谈话内容，我现在记录如下：

　　①伯顿（1821—1890），英国旅行家、作家，曾把《一千零一夜》译成英文，写过非洲、印度和美洲游记，他是第一个到达麦加的英国人，并和斯比克一起发现了非洲的坦噶尼喀湖。

　　“我的弟弟伊布拉欣阴谋叛乱失败后，我确实在病夫雅库布的城堡里被囚禁过。当初苏丹科尔多凡的黑人酋长们虚假地答应响应，结果背信弃义，告发了伊布拉欣。我弟弟被绑在行刑的牛皮上，死于乱剑之下，但是我跪在病夫可憎的脚下，央求他说，我是巫师，如果他饶我一命，我可以行术召来比神灯显示的更奇妙的景象。压迫者要我立即证实。我要了一枝麦秆笔、一把剪刀、一大张威尼斯纸、一个盛墨水的牛角、一个火盆、一些芫荽籽和一两安息香。我把那张纸剪成六长条，在五张上面画了符录，在第六张上写了光辉的《古兰经》里的一句话：‘我们已经揭去你的面纱，现在你的眼睛明察秋毫之末。’接着，我在雅库布的右手掌画了一个魔图，要他窝着手，我在他掌心倒了一点墨水。我问他是不是清楚地看到墨水面上他自己的映像，他说看清了。我叫他别抬眼。我点燃安息香和芫荽籽，在火盆里焚化了符录。我叫他报出他希望看到的形象。他想了片刻，说是想看到在沙漠边草场上吃草的最漂亮的野马。他果然看到了青葱恬静的草地，然后有一匹马跑近，像豹一般矫捷，额头有一块白斑。他又要求看一群马，都像第一匹那么神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片尘埃，然后是马群。我当即明白，我性命已经保住。

　　“天刚亮，两个士兵来到我的囚室，把我带到病夫的房间，安息香、火盆和墨水已准备好等着我。他要我行施法术，我便把世上各种各样的景象召来给他看。我憎恶的那个如今已死去的人，在他掌心看到死人见过和活人见到的一切：世界不同地区的城市和国家，地底埋藏的宝贝，在海洋航行的船只，兵器、乐器和医疗器材，美丽的女人，恒星和行星，基督徒们用来画他们令人讨厌的图画的颜料，具有神奇功能的矿物和植物，靠人的颂扬和上帝的庇护维持的天使银像，学校里颁发的奖状，金字塔中心里的飞禽和帝王的塑像，支撑地球的公牛和牛脚下的鱼投下的影子，慈悲的真主的沙漠。他还看到无法描绘的事物，比如煤气灯照明的街道和听到人的呼喊时死去的鲸鱼。有一次，他要我让他看看一个名叫欧洲的城市。我给他看了欧洲的一条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都穿着黑衣服，不少戴着眼镜，我认为他当时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面具的人。

　　“那个人有时穿苏丹服装，有时穿军服，脸上始终蒙着一块帕于，从那时开始就侵入视野。他每次都出现，我们揣摩不出究竟是谁。黑水镜的映像起初是转瞬即逝或者静止不动的，现在变得复杂多了；画面随着我的指令立刻变化，暴君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两人往往都搞得精疲力竭。画面穷凶极恶的性质更使人感到疲乏。现在显示的都是刑罚、绞索、肢解、刽子手和残暴者的狞笑。

　　“我们到了巴马哈特月第十四天的清晨。手掌里的墨水已经注入，安息香已点燃，符录已在火盆里焚化。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病夫说要我显示一次无可挽回的极刑，因为他那天特别想看到死亡。我让他看到击鼓的士兵，行刑的牛皮已经打开，看热闹的人兴致勃勃，刽子手已握好行刑的剑。他看到刽子手有点吃惊，对我说：那是阿布·基尔，处死你弟弟伊布拉欣的刽子手，等我学会本领，不需你的帮助也能召来这些形象时，将由他来结束你的命运。他要我把被判死刑的人召来。那人出现时，他脸色大变，因为正是那个蒙着脸的神秘人物。他吩咐我，在那人被处死前，先把他脸上的帕子揭掉。我伏在他脚前说：啊，时间、实质和世纪总和之王，这个人与众不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姓啥名谁，父母是何人，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民，我是不敢碰他的，不然我要犯下大错，为之负责。病夫笑了，起誓说如果有过错，由他承担责任。他手按佩剑，以《古兰经》的名义起誓。于是我命令剥掉那个死回的衣服，把他绑在张开的牛皮上，撕下他的面帕。这些命令一一执行。雅库布的眼睛终于惊骇地看到了那张脸——他自己的脸。他吓得魂飞魄散，用手蒙住自己的脸。我用坚定的手握住他哆嗦的右手，吩咐他继续看他自己的死刑仪式。他被墨水镜控制住了：根本不打算抬起眼睛或者泼掉墨水。当映像里的剑落到那颗有罪的脑袋上时，他发出一声不能引起我怜悯的呻吟，倒在地下死了。

　　“荣耀归于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

　　　　　　　　　　　（据理·弗·伯顿的《赤道非洲湖畔地区》一书）

　　　　　　　　　　　　　　　　　以上译自《恶棍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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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彩票

　　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瞧：从我袍子的裂口可以看到一个橙黄色的刺花：那是第二个符号贝思。在月圆的夜晚，这个字母赋予我支配那些刺有吉梅尔记号的人，但是我得听从有阿莱夫记号的人，而他们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则听从有吉梅尔记号的人支配①。拂晓的时候，我在地窖的一块黑色岩石前面扼杀圣牛。有一个太阴年，我被宣布为无形：我大声呼喊，却无人理睬，我偷面包，却不被抓住砍头。我经历过希腊人所不了解的事情：忧惧。那是一间青铜的秘屋，面对默不作声的披着头巾的绞刑刽子手，希望始终陪伴着我；不过在欢乐的长河中也有惊慌。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②赞叹不已地说毕达哥拉斯③记得他前生是派罗④，是欧福尔波⑤，再前生是另一个人；我回忆相似的沧桑变幻时却不需要投生轮回，甚至不需要假冒欺骗。

　　①阿莱夫、贝思和吉梅尔，分别是希伯来文中第一、二、三个字母。

　　②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约前390—前322以后），希腊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③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希腊哲学家、数学家，主张灵魂转世，传说他能回忆自己几世前生。

　　④派罗，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之子，建立伊皮鲁斯王国。

　　⑤欧福尔波，希望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

　　我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制度：彩票，那是别的共和国所不知道的，或者不够完善、不公开的。我没有调查过彩票的历史；我知道巫师们在这件事上未能取得一致；我从彩票强有力的意向中得知一个不懂占星学的人观察月亮时领悟的东西。我的国家纷坛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彩票是那里的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我很少考虑彩票的问题，正如很少考虑神道莫测高深的行为和我自己变幻不定的心思一样。如今，我远离巴比伦和它亲爱的风俗，颇为惊异地想到了彩票和熬夜的人亵渎神明的喃喃猜测。

　　我父亲说，从前——几世纪还是几年以前？——巴比伦的彩票是带有平民性质的赌博。他说（我不知道是否真实），理发师发售彩票，收的是铜币，给的是绘有符号的长方形骨片或羊皮纸。大白天抽签开彩：中彩的人凭票领取银币。显而易见，手续非常简单。

　　很自然，那种“彩票”失败了。它毫无精神特点。除了针对人的希望之外，不考虑人的聪明才智。面对反应冷淡的公众，创办那种彩票的商人开始亏损。有人试行改革：在中彩的号码中插进少数几个背时的号码。这么一改，买彩票的人有了双重冒险，要就是赢一笔钱，要就是付一笔数额可能很大的罚款。每三十个好运的号码搭配一个倒霉的号码，这个小小的风险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巴比伦人纷纷参加。不中彩的人被认为怯懦、低人一头。后来这种不无道理的蔑视变本加厉。不玩彩票的人固然遭到白眼，买了彩票被处以罚款的输家也被人瞧不起。彩票公司的名气响了，开始为赢家的利益操心，因为如果罚款不能基本收齐的话，赢家就领不到彩金。公司向输家提出诉讼：法官判他们缴付罚款和诉讼费用，或者折成监禁天数。为了让公司落空，被告都选择监禁。由于少数人的倔强，公司有了教会和玄学的性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久之后，抽签的公告发表罚款额时只说每个倒霉号码的监禁天数。这一简化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是彩票行业中第一次出现非金钱因素。效果好得空前。在赌徒们一再要求下，公司不得不增加倒霉号码的数量。

　　谁都知道巴比伦人热衷于逻辑甚至对称。吉利的号码用了当响的钱币支付，不吉利的号码用监狱里的日日夜夜折合，这种现象不合情理。某些道德家认为拥有钱币不一定表示幸福，另一些幸运的形式也许更为直接。

　　贫民区里动荡不安。教士团的成员成倍地增加赌注，尽情享受恐怖与希望的变迁；贫民们（带着不可避免的、可以理解的炉忌）觉得自已被排斥在这种特别惬意的转化之外。所有的人不分贫富都应有参加买彩票的平等权利，这一正当的愿望激发了愤怒的骚动，声势之大，多年之后记忆犹新。一些顽固的人不理解（或者假装不理解）这是一种新秩序，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有个奴隶偷了一张粉红色的彩票，抽签结果是持票人应受烙舌之刑。法典规定偷盗票据的人恰巧也应受这种刑罚。一些巴比伦人推断说，作为小偷，烧红的烙铁是罪有应得的处罚；另一些人比较宽容，主张以烙舌之刑还治刽子手其身，因为这是天意……发生了动乱和可悲的流血事件；但是尽管富人反对，巴比伦老百姓的目的终于实现。人民的慷慨要求得到充分满足。首先，公司被迫承认公众权力。（考虑到彩票发行新办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由公司统一经营还是必要的。）其次，彩票改为秘密、免费、普遍发行。取消收费出售办法。自由人已经了解贝尔①的秘密，自动参加神圣的抽签仪式，抽签仪式每隔六十夜在神的迷宫里举行，决定人在下一次抽签之前的命运。后果是无法估计的。抽到吉签能擢升到巫师会议，或者把公开的或隐秘的仇人投入监狱，或者在幽暗安静的房间里发现一个使我们动心的、或没有料到再能看见的女人；抽到凶签要遭到肢体伤残、身败名裂、死亡。有时候三四十个签中只有一个绝妙的结局——某丙在酒店里遭到杀害，某乙神秘地被奉为神明。作弊是很困难的；但是要记住公司里的那些家伙过去和现在都是狡猾和无所不能的。在多数情况下，知道某些幸福只是偶然的机遇会减少幸福的魅力；公司的代理人为了避免这种弊端，便利用暗示和巫术。他们的步骤和手法是秘而不宣的。他们雇用了占星术士和间谍去调查每个人内心的希望和恐惧。有几个石狮子，一个叫做加夫加的圣洁的厕所，一座灰蒙蒙的石砌引水渡槽有几道罅隙，一般人认为是公司专用的；恶意的或者好心的人把告密的材料放在那些地点。按字母编排的档案收集了这些可靠程度不一的信息。

　　①贝尔，巴比伦人崇拜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难以置信的是，背后议论不少。公司处事一贯谨慎，并不正面回答。它在一座废弃的制造假面具的工厂涂抹了一段简洁的文字，如今已收入《圣经》。这段说教指出彩票是世界秩序中插进的一种偶然性，承认错误并不是驳斥偶然性，而是对它的确证。还指出，那些石狮子和圣洁的容器虽然未被公司否认（公司不放弃参考的权利），它们的作用是没有正式保证的。

　　这个声明平息了公众的不安。但也引起了始料不及的效应。它深刻地改变了公司的精神和活动。我所剩时间不多了；已通知我们船快启航；我尽可能解释一下。

　　虽然听来难以置信，到当时为止谁都没有探讨过赌博的一般理论。巴比伦人生性不爱投机。他们尊重偶然性的决定，捧出自己的生命、希望和惊恐，但从未想到要调查其扑朔迷离的规律和揭露规律的旋转星体。然而我提到的那份冠冕堂皇的声明引起了许多带有法学和数学性质的讨论。其中之一产生了如下的假设：既然彩票是偶然性的强化，在宇宙中引起定期的混乱，那么让偶然性参预抽签的全过程，而不限于某一阶段，岂非更好？既然偶然性能决定某人的死亡，而死亡的条件——秘密或公开，期限是一个小时或一个世纪——又不由偶然性决定，岂非荒谬可笑？这些合情合理的疑窦最终导致了重大的改革，几世纪的实施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只有专家能理解，不过我试着归纳几点，哪怕是象征性的。

　　我们设想首次抽签决定一个人的死刑。第二次抽签决定死刑的执行，比如说，提出九名可能的执行者。九名执行者中间，四名进行第三次抽签，决定刽子手是谁，两名可以用吉利的指令（比如说，发现一处藏镪）替换不祥的指令，另一名可以加强死刑的程度（也就是说，凌迟处死或者焚尸扬灰），其余的可以拒绝执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轮廓。事实上抽签的次数是无限大的。任何决定都不是最终的，从决定中还可以衍化出别的决定。无知的人以为无限的抽签需要无限的时间；其实不然，只要时间无限地细分就行，正如著名的乌龟比赛的寓言所说的那样。这种无限的概念十分符合偶然性的错综复杂的数字和纯理论派酷爱的彩票完美典型……我们巴比伦人的惯例似乎在台伯河引起扭曲的回响；埃勒·兰普里迪奥在他写的《安东尼诺·赫里奥加巴洛①传》中指出，这位皇帝赐宴时向宾客分发写有凶吉祸福的贝壳，有的人可以领到十磅黄金，十只苍蝇、十个睡鼠，或者十头熊。人们不由得会想起赫里奥加巴洛是由小亚细亚信奉图腾神道的巫师教养的。

　　①赫里奥加巴洛（204—222），古罗马皇帝，以骄奢淫逸残忍著称。

　　也有不针对具体人的、目的不明确的签文：比如说把一块锡兰岛的蓝宝石扔进幼发拉底河，在塔顶放飞一只鸟，每一百年在沙粒无数的海滩上取走（或加上）一粒沙等等。有时候，这类签的后果十分可怕。

　　在公司恩赐的影响下，我们的习俗充满了偶然性。顾客买十二坛大马士革葡萄酒，如果发现其中一坛装的是一个护身符或一条蝰蛇，并不感到意外；拟定契约的抄写员几乎没有一次不塞进一个错误的数据；我本人在这篇草草写成的东西里也作了一些夸张歪曲。或许还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单调……我们巴比伦的历史学家是全世界最明察秋毫的，他们发明了一种纠正偶然性的办法，众所周知，这种办法的运用一般说来是可靠的；但自然也免不了搀进一点欺骗。此外，虚构成分最大的莫如公司的历史了……从寺庙遗迹发掘出来的一份用古文字写的文件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几百年前一次抽签的记载。每一版书籍，本与本之间都有出入。抄写员宣誓必须删节、增添、篡改。也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

　　彩票公司谨小慎微，避免一切招摇。它的代理人自然都是秘密的：公司源源不断发出的指令同骗子层出不穷的花招没有区别。再说，有谁能自诩为单纯的骗子呢？醉汉心血来潮发出荒唐的命令。做梦的人突然醒来掐死了睡在他身旁的老婆，他们岂非是执行公司的秘密指示？这种默默无声的运转可同上帝的旨意相比，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一种猜测恶毒地暗示说公司已经消失了几百年，我们生活中的神圣的混乱纯属遗传和传统；另一种猜测认为公司是永恒的，声称它将持续到最后一位上帝消灭世界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还有一种猜测说公司无所不能，但干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鸟鸣、铁锈和灰尘的颜色、破晓时的迷糊等等。再有一种猜测借异端创始人之口说公司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还有一种同样恶劣的说法认为肯定或否认那个诡秘的公司的存在无关紧要，因为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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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分岔的花园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①

　　①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编辑《南方》杂志，著有《证言》、《弗吉尼亚·吴尔夫论》等。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①。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①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托·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他的死亡。——原编者注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伦的《编年史》①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木岑)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有《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地方志》、《历史》等。《编年史》记述的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至68年（尼禄之死）间的事情。

　　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于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孙，彭囗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像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像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已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悦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阴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还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逸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甫，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落了座；我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他背朝着窗口和一个落地圆座钟。我估计一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

　　“彭囗的一生真令人惊异，”斯蒂芬·艾伯特说。“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星占、经典诠估、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盛席琼筵，甚至抛弃了治学，在明虚斋闭户不出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是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

　　“彭囗的后人，”我插嘴说，“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彭囗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

　　“那就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

　　“一个象牙雕刻的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微雕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细节已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彭囗有一次说：我引退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引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彭囗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彭囗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说。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他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已经退成粉红色。彭囗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着我一个先辈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①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琢磨这些假设；但是同彭囗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也对不上号。正在我困惑的时候，牛津给我寄来您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囗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说，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方君决心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囗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念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相传萨桑国国王因痛恨王后与人有私，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晨即杀掉。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故事，引起国王兴趣，免遭杀戮。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快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铜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沙场捐躯。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不是那些分道扬镖的、并行不悖的、最终汇合的军队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已由那些军队预先展示的激动。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体裁；那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彭囗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几种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会儿后说：

　　“‘棋’字。”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彭囗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每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显而易见，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囗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所有的时刻，”我微微一震说，“我始终感谢并且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彭囗的花园。”

　　“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他一笑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感到刚才说过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我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特别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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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手里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东岸地带①纹章的马黛茶罐；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些意大利移民的咝咝声。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1887年……我觉得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汇编的集于中最简短，肯定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正的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没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②说过，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③”；我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他也是弗赖本托斯④的一般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限性。

　　①东岸地带，南美洲乌拉圭河以东的西班牙旧时的领地，包括现在的乌拉圭共和国和巴西的圣佩德罗、南里奥格朗德、圣卡塔林纳州。

　　②伊普切（1899—1976），乌拉圭本土主义诗人，著有诗集《崭新的翅膀和深沉的土地》。

　　③查拉图斯特拉，德国哲学家尼采一部散文诗中的人物，尼采在诗中阐述了他的超人论。

　　④弗赖本托斯，乌拉圭河畔城市，乌拉圭里奥内格罗省省会。

　　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印象十分清晰。那是1884年3月或2月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或者不如说盼望）在旷野淋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是极高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黑了下来；我听到上面传来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伙子既不看天气，也不站停，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

　　我当时心不在焉，如果我表哥没有强调，他们两人的一问一答根本不会引起我注意。我想表哥之所以强调，大概是出于乡土的自豪，并且想表明他并不计较那种连名带姓的称呼。

　　表哥告诉我，巷子里的那个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富内斯，有点怪，比如说，他跟谁都不往来，并且像钟表一样随时能报出时间。他母亲是镇上一个熨衣工，玛丽亚·克莱门蒂娜·富内斯，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宰场的医生，一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人，也有人说他父亲是萨尔托省的一个驯马人或者向导。他同母亲一起住在月桂庄园拐角的地方。

　　1885和1886年，我们在蒙得维的亚市度夏。1887年，我们又去弗赖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所有认识的人，最后也问到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庄园从一匹没有驯化的马背上摔下来，就此瘫痪，没有康复的希望。我记得那消息在我心中勾起的不舒适的魔幻似的印象：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骑马归来，他在高处行走；我表哥贝尔纳多介绍的情况很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梦。他们说他躺在小床上动弹不得，眼睛盯着远处一株仙人掌或者一张蜘蛛网。傍晚时，他让人把他抬到窗口。他非常高傲，甚至假装认为这次要命的打击是因祸得福……我隔着栅栏见过他两次，栅栏粗鲁地使人联想到他作为永恒囚徒的处境：一次见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另一次也是一动不动，出神地瞅着一枝气味浓烈的山道年枝条。

　　那时候，我已自鸣得意地开始系统学习拉丁文。我衣箱里带着洛蒙德的《名人传》、基切拉特的《文选》、朱利乌斯·恺撒的评论和一本不成套的普林尼①的《自然史》，那些书当时和现在都超出了我作为拉丁文学者的有限功力。小镇上，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传得很快；住在湖边小屋的伊雷内奥没过多久就听说镇上到了这些少见的书籍。他给我写了一封文笔华丽、措辞客气的信，信中提到“1884年2月7日”我们短暂得使人遗憾的邂逅相遇，赞扬了在那一年去世的我舅舅堂格雷戈里和奥·阿埃多“在英勇的伊图扎因戈②战役中为两个国家立下的光荣功劳”，请求我随便借一本拉丁文书给他，并且附一本字典，“以便更好地了解原著，因为我目前还不会拉丁文”。他保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好地归还书和字典。书法完美清秀；拼写按照安德列斯·贝略③主张的那样，把y写成i，g写成j。乍一看，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开玩笑。我的表兄弟们向我保证说不是玩笑，而是伊雷内奥的玩意儿。我觉得学习艰深的拉丁文除了一本字典之外不需要别的工具，这种想法不知该算是无耻、无知或是愚蠢；为了让他头脑清醒清醒，我给他送去了基切拉特的《诗文津梁》和普林尼的作品。

　　①普林尼（23—79），罗马自然学家，著有《自然史》三十七卷。

　　②伊图扎国戈，在阿根廷科连特斯省，1821年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在阿根廷将军阿尔韦亚尔指挥下打败巴西人。

　　③贝略（1781—1865），委内瑞拉作家、学者，翻译过许多拉丁文和法文的诗歌，并创作诗歌和剧本，重要著作有《与诗谈论》、《文学史大纲》、《人权原则》、《国际法原则》、《西班牙语语法》、《西班牙语的正音和韵律原则》等。

　　2月1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我来一份电报，让我火速回去，因为我父亲“情况不妙”。上天可怜；作为一份紧急电报收报人的重要性，想让弗赖本托斯全镇的人知道消息的消极形式和“不妙”那个断然的副同之间的矛盾的愿望，故作男子汉的坚强从而使我的悲伤更富于戏剧性的诱惑，也许转移了我感到痛苦的全部可能性。我收拾衣箱时，发现少了《津梁》和《自然史》的第一卷。土星号轮船第二天上午就要启航；当天晚饭后，我朝富内斯家走去。使我吃惊的是夜晚的凄凉程度并不低于白天。

　　富内斯的母亲在整洁的小屋里接待了我。她告诉我说富内斯在后屋，如果屋里漆黑不必奇怪，因为伊雷内奥已经习惯于不点蜡烛，消磨沉闷的时光。我穿过铺砖的院子和一条小走廊，到了第二个院于。有一株葡萄藤；其余几乎是漆黑一片。突然间，我听到伊雷内奥带有嘲弄意味的尖声音。那声音在讲拉丁语；那个从黑暗里传来的声音拿腔拿调、自得其乐地在背诵一篇讲演、祈祷或者经文。古罗马的音节在泥地的院于里回荡；我惊愕之下觉得那些音节无法解释、没完没了；后来，在那晚的长谈中，我才知道他背诵的是《自然史》第七卷第二十四章第一段。那一章的内容涉及记忆力，最后一句话是“耳闻之事皆成文章”。

　　伊雷内奥声调没有任何改变，请我进屋。他躺在小床上抽烟。我觉得在天亮之前看不到他的脸；只记得他吸时发红的烟头。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潮味。我坐下；重述了电报和我父亲生病的事。

　　现在到了我故事中最困难的一点。也许该让读者早知道，故事情节只是五十年前的一次对话，他的原话现在已记不清了，我不打算复述，我只想忠实地总结一下伊雷内奥对我讲的许多事。间接叙述显得遥远而软弱无力；我明白我的故事会打折扣；我的读者们可以想像那晚断断续续谈话的情形。

　　伊雷内奥首先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并用，列举了《自然史》中记载的超凡的记忆力的事例：波斯国王西罗能叫出他军队里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庞塔斯古国的密特里达特斯大帝能用二十二种语言治理他的帝国；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发明了记忆训练法；梅特罗多罗只要听人念一次，再长的文章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他确实不明白这类事情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对我说，在淡青色的马把他甩到地下的那个多雨的下午之前，他同一般人毫无区别：可以说又瞎又聋，懵懵懂懂，什么都记不住。（我提醒他，他有精确的时间感，他记得清别人的姓名和父名；他却不理会。）他生活过的十九年仿佛是一场大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性特大，什么都记不住。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他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瘫痪。他并不在意。我觉得他认为动弹不得是最小的代价。如今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们一眼望去，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三个酒杯；富内斯却能看到一株葡萄藤所有的枝条、一串串的果实和每一颗葡萄。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同他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同凯布拉卓①暴乱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那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和肌肉、寒暖等等的感觉有联系。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他曾经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时间。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又说：我睡觉时就像你们清醒时一样。天将亮时，他说：我的记忆正如垃圾倾倒场。我们能够充分直感的形象是黑板上的一个圆圈、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菱形；伊雷内奥却能直感马匹飞扬的鬃毛、山同上牲口的后腿直立、千变万化的火焰和无数的灰烬，以及长时间守灵时死者的种种面貌。我不知道他看到天上有多少星星。

　　①凯布拉卓，在乌拉圭派桑杜省。1886年，以卡斯特罗和阿雷东多为首发动反对临时总统维达尔的武装暴乱，被忠于维达尔的特赫斯将军平息。

　　他对我讲了这些事情；当时和以后我都深信不疑。那年头没有电影和留声机；但无可置疑而难以置信的是谁都没有在富内斯身上做过实验。确切的是在生活中凡是能往后拖的事我们总是往后拖；也许我们都深信自己是不朽的，深信人迟早都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富内斯的声音继续在黑暗中讲话。

　　他告诉我，他在1886年想出一种独特的记数法，几天之内就超过了两万四千。他没有用文字写下来，因为他只要想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最初促使他思考的是东岸三十三这组字①需要两个符号和三个字，使他觉得麻烦，按照他的方法只需要一个符号和一个字。然后他把这个异想天开的原则应用到别的数字上。比如说，他用马克西莫·佩雷斯代替7013；用铁路代替7014；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尔、奥利瓦尔、硫磺、驮鞍、鲸鱼、煤气、锅炉、拿破仑、阿古斯丁·德·贝迪亚都分别代表一个数字。他用玖代替五百。每个字有一个特殊的符号，仿佛是某种标记；越到后面的数字越复杂……我试图向他解释，那种用毫无内在联系的字记数的狂想和科学的记数法是背道而驰的。我告诉他，人们说365这个数字时，就表明三个百位数、六个十位数和五个单位数；如果用黑蒂莫特奥和装肉麻袋来表示两个数字根本无从分析。富内斯不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想明白。

　　①1821年7月18日，乌拉圭东岸被巴西吞并，改名为普拉塔西岸。1825年，拉瓦列哈上校率领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十三名乌拉圭人回国，在数百名乌拉圭爱国者的协助下，围困蒙得维的亚，1825年8月25日宣布独立。三十三人组织了两千名士兵，得到阿根廷帮助，于1827年2月20日在伊图扎国戈击败巴西军队，1828年8月27日双方在蒙得维的亚签订和约，巴西及阿根廷均放弃对东岸的领土要求，1830年7月18日颁布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宪法。

　　17世纪时，洛克①指出（或者指摘说）每一件具体事物、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每一根树枝都有其专名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富内斯也曾设计过一种相似的语言，但后来弃置不用了，因为他认为过于一般化，过于含混。事实上，富内斯非但记得每一座山林中每一株树的每一片叶于，而且还记得每次看到或回想到它时的形状。他决心把以往的每一天简化成七万左右的回忆，然后加以编号。后来出于两种考虑，他打消了原意：一是认识到这件工作没有止境，二是认识到这种做法没有用。他觉得到死的那天也来不及把他儿时的回忆全部加以分类。

　　①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有“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之称，主张用实验方法研究科学和哲学。他历时十七年写下著名的《论人类的理解力》。

　　我提到的两项计划（一部自然界事物的无穷尽的编码词汇，一部回忆印象的无用的腹稿目录）是荒谬的，但透露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伟大。它们让我们看到或者猜测到富内斯的眼花缭乱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忘记，富内斯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他非但难以理解“狗”这个共性符号包括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个别的狗；麻烦的是，从侧面看的编号为3—14的狗，名称会和从正面看的编号为3—4的狗一样。他每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自己的手也会吃惊。斯威夫特说小人国的皇帝能看到钟表分针的移动；富内斯不断地看到腐烂、蛀牙和疲劳的悄悄的进程。他注意到死亡和受潮的进展。他是大千世界的孤独而清醒的旁观者，立竿见影，并且几乎难以容忍的精确。巴比伦、伦敦和纽约以它们的辉煌灿烂使人们浮想联翩、目不暇接；但是在它们的摩肩接踵的高楼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谁都不像在南美洲城郊的不幸的伊雷内奥那样日夜感到沸腾现实的纷至沓来的热力和压力。他很难入睡。睡眠是摆脱对世界的牵挂；而富内斯仰面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思索着他周围房屋的每一条裂罅和画线。（我得重复一遍，他的最微不足道的回忆比我们觉察的肉体快感和痛苦更鲜明、更丝丝入扣。）东面还没有划成街区的地方盖了一些新的、陌生的房屋。富内斯想像它们是黑色的、密实的、由一片均匀的黑暗所组成；他睡觉时便把脸对着那个方向。他还常常想像自己沉在河底，由流水摇晃着、放浪形骸。

　　他不费多少力气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拉丁语。但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不很强。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

　　拂晓的光亮迟疑地来到泥地的院子。

　　那时我才看清那张讲了一整夜话的脸。伊雷内奥十九岁；生于1868年；我觉得他像是一尊青铜雕像，比埃及更古老，早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我认为我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手势）将永远保存在他的毫发不爽的记忆里；我不敢做无用的手势，因此十分拘谨。

　　伊雷内奥·富内斯由于肺充血在18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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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和英雄的主题

　　　　　　　　　　　　　于是，柏拉图年①卷走了新

　　①柏拉图年，天文学概念，指25000年的周期，经过这一周期后所有星辰复归原位。

　　　　　　　　　　　的是非观，带来了相反的老概念；

　　　　　　　　　　　所有的人跳起舞，他们的脚步进

　　　　　　　　　　　入野蛮喧闹的锣鼓点。

　　　　　　　　　　　　　　威·勃·叶芝：《塔》

　　在切斯特顿①（他撰写了许多优美的神秘故事）和枢密顾问莱布尼兹②（他发明了预先建立的和谐学说）明显的影响下，我想出了这个情节，有朝一日也许会写出来，不过最近下午闲来无事，我先记个梗概。这个故事还有待补充细节，调整修改；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今天，1944年1月3日，我是这样设想的：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新闻记者、作家，作品面很广，包括传记、历史、小说、散文和剧本。1922年信奉天主教，著作表现了宗教观点。

　　②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数学家，与牛顿同时期发现微积分原理，又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一切生物均由“单子”组成，其中有预先建立的和谐，和谐的中心则是创造世界的上帝。

　　故事情节发生于一个被压迫的顽强的国家：波兰、爱尔兰、威尼斯共和国、南美或者巴尔干半岛上某一个国家……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从前的事，尽管说书的是当代人，他讲的却是19世纪中叶或者初期的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不妨说地点是爱尔兰，时间是1824年。说书人名叫瑞安；他的曾祖父是年轻英俊、遭到暗杀的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基尔帕特里克的墓穴神秘地遭到挖掘，他的名字出现在勃朗宁①和雨果②的诗歌里，他的塑像耸立在红色沼泽地环绕的一座灰色的小山头。

　　①勃朗宁（1806—1861），英国女诗人，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

　　②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诗作《历代传说集》歌颂历史上人民反对统治者的斗争。

　　基尔帕特里克是密谋者，是密谋者们秘密而光荣的领袖；正如从莫阿布远眺而不能到达想望之地的摩西一样，基尔帕特里克在他策划和梦想的起义获胜前夕死去。他去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罪行的情节还是不解之谜；从事于编写英雄传记的瑞安发现这个谜已超出单纯的警察侦缉的范围。基尔帕特里克是在剧院里遭到暗杀的；不列颠警察一直没有找到凶手；历史学家宣称这一失败无损于不列颠警方的信誉，因为指使暗杀的也许就是警方本身。谜的其他方面使瑞安感到不安。它们带有周期性：似乎重复或组合遥远地区和古老年代的事件。谁都注意到，法警们检查英雄尸体的时候，发现一封没有打开的信，信中警告他那晚会剧院有危险；朱利乌斯·恺撒①前往朋友们的匕首等候他的地点时，也收到一封短简，透露了背叛的阴谋和叛徒们的姓名，但他当时来不及看。恺撒的妻子卡尔布尼亚梦见长老院下令为他修建的那座高塔被推倒；基尔帕特里克被害的前夕，全国谣传基尔加凡的一座圆塔焚毁，这件事似乎也是预兆，因为基尔帕特里克出生在基尔加凡。这些（以及别的）类似现象在悄撤的历史和一个爱尔兰密谋者的历史里不一而足，使瑞安不由得认为有一种隐秘的时间形式，有一种重复出现的线条图形。他想到孔多塞②提出的十进制历史学，黑格尔、施本格勒③和维柯④提出的形态学，赫西奥德⑤提出的人类从黄金时代堕落到铁器时代的学说。他想到灵魂轮回，这一学说给凯尔特文化添了恐怖气氛，连恺撒本人都把它同不列颠的德落伊巫师联系起来；他想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在成为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之前准是朱利乌斯·恺撒。一项奇特的核实使他摆脱了循环往复的迷宫，然后又把他带进错综复杂、一团乱麻似的新迷宫：一个乞丐在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遇害的当天同他说了几句话，而这几句话早由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麦克白》中预先展示过。历史照抄历史已经够令人惊异的；历史照抄文学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瑞安了解到，1814年，英雄最老的伙伴，詹姆斯·亚历山大·诺兰，把莎士比亚的主要剧本译成了爱尔兰的方言盖尔语，其中有《朱利乌斯·恺撒》。他在档案里还发现诺兰的一篇有关瑞士戏剧节的手稿，戏剧节是庞大的流动演出，要求几千名演员参加，剧目重现在城市和山区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另一份人所未知的文件表明，在结局之前几天，基尔帕特里克主持最后一次秘密会议时，签署了一个叛徒的死刑判决书，叛徒的姓名已被涂没。这一判决同基尔帕特里克一贯的仁慈作风很不协调。瑞安调查了这件事（调查经过是故事中讳莫如深的地方之一），终于解开了谜。

　　①恺撒（前100—前44），罗马将军、独裁者，被其义子布鲁特斯一伙密谋在长老院刺死。

　　②孔多塞（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提出人类可以无限自我完善。

　　③黑格尔（1770—1831）和施本格勒（188—1936），均系德国哲学家。

　　④维柯（166—1744），意大利哲学家，著有《新科学》。

　　⑤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著有《神谱》、《劳动与日子》，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器五个时期。太古时期，民风淳朴，是为黄金，以后每况愈下，战争频仍，是为铁器时代。

　　基尔帕特里克是在一个剧院里遇害的，其实整个城市已经成为一座大剧院，演员不计其数，那出以他的死亡为高潮的戏剧持续了许多日日夜夜。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1824年8月2日，密谋者举行秘密会议。全国起事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总有一些环节出问题：秘密会议成员中有个叛徒。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委派詹姆斯·诺兰挖出叛徒。诺兰执行了任务：在领导人全体会议上宣布叛徒就是基尔帕特里克。他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指控的确凿；密谋者把他们的领袖判决死刑。领袖签署了自己的判决书，但是请求处决方式以不损害祖国利益为原则。

　　于是诺兰想出一个奇特的方案。爱尔兰崇拜基尔帕特里克；对他可耻行径的最细微的起疑都会危害起义；诺兰提出一个计划，使叛徒的处决转化为解放祖国的助力。他建议被判死刑的人死于一个身份不明的刺客手下，情节要富于戏剧性，给人们印象深刻，从而推动起义。基尔帕特里克发誓予以合作，取得赎罪的机会，签署了处死自己的方案。

　　适逢其会的诺兰不知道怎么完整地策划这个复杂计划的所有情节；他不得不抄袭另一个剧作家，抄袭敌对的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他重复了《麦克白》和《朱利乌斯·恺撒》的场景。公开和秘密演出进行了好几天。被判死刑的人到了都柏林，他争论、行动、祈求、谴责、发表感人至深的讲话，那些反映光荣的表演一招一式都由诺兰预先规定。数百名演员和主角密切合作；某些演员的角色比较吃重；另一些则跑跑龙套。他们说的话、干的事垂请青史，留在爱尔兰激昂的记忆中。这一拯救并葬送基尔帕特里克的细心安排使他大为激动，以至不止一次地作了一些即兴表演和讲话，丰富了法官提供的脚本。这场演员众多的戏按时展开，直到1824年8月6日，在一个模仿林肯总统遇刺时所坐的凄凉的剧院包厢里，一颗盼望已久的子弹射进了叛徒和英雄的胸膛，他两次口喷鲜血，几乎来不及说出预先准备的话。

　　在诺兰的作品里，模仿莎士比亚的段落最缺少戏剧性；瑞安猜想著者插进这些段落的目的是日后让人发现真相。他知道他本人也成了诺兰策划的剧情的一部分……经过苦苦思索，他决定闭口不谈他的发现。他出版了一本颂扬英雄光荣的书；那或许也在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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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指南针

　　　　　　　　　　　　献给曼迪·莫利纳·维迪亚

　　在伦罗特运用大胆敏锐的分析能力所处理的众多问题中，再没有比那一系列定期发生、在枝树飘香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告终的血腥事件更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埃里克·伦罗特固然没能防止最后一件罪行的发生，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已经预先料到。他固然没有猜中暗杀雅莫林斯基的凶手的身份，但推测到这一系列罪恶的隐秘性质和“红”夏拉赫（另一个绰号是“花花公子”夏拉赫）的插手。这名罪犯，如同许多别的罪犯一样，发誓非要伦罗特的命不可，伦罗特却不被吓倒。伦罗特自称是奥古斯特·杜邦①之类的纯推理家，但他也有冒险家，甚至赌徒的性格。

　　①奥古斯特·杜邦，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被窃的信件》和《马里·罗盖特的秘密》中一个精明强干的业余侦探，据说确有其人，爱伦·坡从友人处听说他的事迹，便作了艺术加工。

　　第一件罪行发生在北方旅馆——位于黄水滚滚的河畔的一座高大的棱柱形建筑。那座塔楼兼有疗养院可憎的白色、监狱的划分编号和藏污纳垢的外貌。12月3日，来了一个灰胡子、灰眼睛的人，他是参加第三次犹太教法典研讨会的波多尔斯克地区的代表，马塞洛·雅莫林斯基博士。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否喜欢北方旅馆：反正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伴随他忍受了喀尔巴阡山区的三年战斗生活和三千年的欺压和排犹迫害。旅馆给他安排在R层的一个房间，正对着加利利地方长官的豪华套间。雅莫林斯基吃了晚饭，准备第二天去观光这个陌生的城市，把他的许多书籍和极少的衣物放在壁柜里，午夜之前熄灯上床（这是住在隔壁房间里的加利利长官的汽车司机说的）。12月4日上午十一点零三分，《意第绪报》一个编辑打电话来；雅莫林斯基博士没有接电话；结果在房间里发现了他，披着一件老式的大罩袍，里面几乎赤裸，脸色微显紫黑，他倒在通向走廊的房门口；前胸深深插着一把匕首。两小时后，房门里满是新闻记者、摄影师、宪兵，警察局长特莱维拉努斯和伦罗特也在其中，平静地争辩着。

　　“没有必要在鸡蛋里找骨头，”特莱维拉努斯挥着一枝粗大的雪茄说。“大家都知道加利利地方长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蓝宝石。有人想偷宝石，走错房间，闯进这里。雅莫林斯基受了惊动起身，小偷不得不杀了他。你的意见呢？”

　　“有可能，但是不有趣，”伦罗特说。“你会反驳说，现实不一定非有趣不可。我的答复是，现实可以不承担有趣的义务，但不能不让人作出假设。在你的假设里，偶然的因素太多了。这里的死者是个犹太教博士；我倾向于纯粹从犹太教博士的角度来解释，不多考虑假想的小偷引起的假想的不幸事件。”

　　特莱维拉努斯不高兴地说：

　　“我对犹太教博士的解释不感兴趣；我只关心抓住那个杀死这个陌生人的凶手。”

　　“并不太陌生，”伦罗特纠正他说。“这里有他的全集。”他指指壁柜里一排大部头的书籍：一本《神秘哲学辨》、一本《罗伯特·弗勒德哲学探讨》、一部《塞弗·叶齐拉》的直译本、一部《巴尔·谢姆传》、一本《哈西定教派史》、一本有关四个字母的名字的专著（用德文写的）、另一本有关摩西五书的术语的专著。警察局长带着畏惧甚至厌恶的神情望望那些书。接着他笑出声来。

　　“我是个可怜的基督徒，”他说。“你愿意的话，把这些大部头书都拿去吧；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犹太人的迷信方面。”

　　“也许这件罪案同犹太人迷信的历史有关，”伦罗特嘀咕说。

　　“正如基督教一样，”《意第绪报》的编辑壮着胆子补充了一句。他眼睛近视，不信神，胆子极小。谁也没有理他。一个警探在小打字机上发现一张纸，上面有一句没完的句子：

　　　　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

　　伦罗特忍住微笑。他突然有了藏书或者研究希伯来语言文化的爱好，吩咐探员把死者的书籍打包，送到他的寓所。他不理会警方的调查，埋头研究那些书籍。一本大八开的书记载了虔诚教派的创始人伊斯雷尔·巴尔·谢姆·托布的教导；另一本谈四个字母的名字，也就是神的名字的功能和恐怖；还有一本的主题是神有一个秘密的名字，其中概括了他的第九属性，永恒，也就是立即了解宇宙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种种事物，正如波斯人认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能从水晶球里看到一切。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认为这个不全的数字是出于对偶数魔力的畏惧；哈西定教派则认为这个欠缺说明还有第一百个名字，也就是绝对名字。

　　几天后，《意第绪报》的编辑打扰了他的研究。编辑来访，想谈谈凶杀案；伦罗特却谈神的种种名字；那位编辑在一篇占三栏篇幅的报导里宣称调查本案的埃里克·伦罗特最近一直在研究神的名字，以便发现凶手的姓名。伦罗特已经习惯于新闻报导简单化的作风，并不生气。有一个出版商发觉人们甘心于购买任何书籍，居然出版了《哈西定教派史》的简装本。

　　1月3日晚上，首都西郊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发生了第二件罪案。4日天亮时，在这一带骑马巡逻的宪兵发现一家关闭的油漆厂门口倒着一个披斗篷的人。血污满面，仿佛戴着红面具；前胸深深插着一把匕首。墙壁红黄两色的菱形图案上有几个炭写的字。宪兵辨认出是什么字……当天下午，特莱维拉努斯和伦罗特前去偏远的犯罪现场。汽车左右两旁，城市逐渐解体；天空越来越宽广，房屋稀少了，偶尔可以看到一个砖瓦厂或者一株杨树。他们到达了凄凉的目的地：小街粉红色的土坯墙仿佛反映着恣肆的夕阳。死者身份已经辨明。他是丹尼尔·西蒙·阿塞韦多，在北郊老区有点名气，从车把式爬到选区打手，又堕落成为小偷和告密者。（他独特的死状似乎符合他的身份：阿塞韦多是一代善于使匕首而不会用手枪的歹徒的最后的代表人物。）用炭写的字是这样的：

　　　　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

　　第三件罪案是2月3日晚上发生的。快一点钟时，警察局长特莱维拉努斯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说话的是一个喉音很重的男人，显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身份，说他姓金茨伯格（或者是金斯勃格），愿意以合理的报酬提供有关阿塞韦多和雅莫林斯基被害的情报。嘈杂的口哨和喇叭声淹没了告密者的声音。接着，电话断了。特莱维拉努斯不排斥开玩笑的可能性（那几天正好是狂欢节），但还是查出对方是从土伦街的利物浦酒店打的电话，那条散发着海水咸味的街道既有看西洋景的手推车和乳制品店，又有妓院和兜售《圣经》的行贩。特莱维拉努斯找酒店老板谈了话。老板名叫布莱克·芬尼根，爱尔兰人，以前犯过罪，如今衣着讲究得出奇，他告诉特莱维拉努斯说，最后使用酒店电话的是一个姓格里菲斯的房客，刚和几个朋友出去。特莱维拉努斯立即赶到利物浦酒店。老板说了如下的情况：格里菲斯八天前租了酒吧楼上的一个房间。那人尖腮高鼻，一脸灰色胡子，黑色衣服很寒酸；芬尼根（特莱维拉努斯猜到他原先把这个房间留给一个伙计住的）漫天要价；格里菲斯当即付了他开的房租，没有二话。他几乎从不出来，晚饭、中饭都在房里吃；也没有在酒吧露过脸。那晚，他下楼到芬尼根的办公室打电话。一辆厢式四轮马车停在酒店门口。车夫没有动窝；有几个街坊想起他戴着狗熊面具。车厢里下来两个打扮得像小丑似的人；个子都很矮小，谁都注意到他们醉得东倒西歪。他们吹着小喇叭，闯进芬尼根的办公室；同格里菲斯拥抱，格里菲斯似乎认识他们，但对他们很冷淡；他们用意第绪语交谈了几句——格里菲斯低声带喉音，那两个人尖声用假嗓音说话——然后一起上楼。一刻钟后三个人兴高采烈地下来；格里菲斯摇摇晃晃，仿佛醉得和那两个人一样。他给夹在那两个戴面具的小丑中间，高出一头，东倒西歪。（酒吧里的一个女人记得面具上黄、红、绿色的菱形图案。）他磕磕碰碰，倒了两次；两次都被小丑扶起来。他们朝附近长方形的船坞走去，上了马车，转眼不见了。后一个小丑踩上马车踏脚板时，在拐角的石板上乱画了一个淫猥的图形和一句话。

　　特莱维拉努斯看了那句话。几乎早已料到，那句话是这样的：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

　　随后，他检查了格里菲斯一金茨伯格的房间。地上有一块四溅的血迹；角落里有匈牙利牌子的烟蒂；柜子里有一本拉丁文的书——《希伯来古希腊文化研究》，莱斯敦著（1739年版）——里面有手写的评注。特莱维拉努斯看了就有气，派人把伦罗特找来。伦罗特顾不上脱帽子，一到就马上翻阅那本书，警察局长则盘问这起可能的绑架案的互相矛盾的证人。凌晨四点钟，他们离开了酒店。在弯弯曲曲的土伦路上，他们踩着狂欢节遗留下来的、狼藉一地的彩色纸带，特莱维拉努斯说：

　　“如果今晚的事只是一场演习呢？”

　　埃里克·伦罗特笑笑，把《研究》第三十三篇一段画线标出的文字郑重其事地念了出来：希伯来人的日子从傍晚开始，到第二天傍晚结束。

　　对方试图挖苦他：

　　“这就是你昨晚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材料？”

　　“不。更有价值的是金茨伯格说的一个字。”

　　下午出版的报纸没有忽略这些死亡或失踪的新闻。《剑形十字报》把这些事同最近一次隐士代表大会的严格纪律和日程相比；欧内斯特·帕拉斯特在《殉道者报》上谴责“一场秘密而有节制的排犹运动的不可容忍的拖延，用三个月的时间消灭了三个犹太人”；《意第给报》排除了反犹太人阴谋的骇人听闻的假设，“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对三重的神秘案件无法得到更好的解答”；南方最出名的枪手“花花公子红”夏拉赫断言他的区域永远不会出现那类罪案，指控警察局长弗朗茨·特莱维拉努斯失职。

　　特莱维拉努斯3月1日晚上收到一个密封的大信封。他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封署名为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信和一张显然是从贝德格旅行指南撕下来的城区详图。信中预言3月3日不会发生第四起罪案，因为西面的油漆厂、土伦路的酒店和北方旅馆是“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精确顶点”；地图上用红墨水笔画出了这个完美的三角形。特莱维拉努斯耐心看了那篇几何学论证，把信和地图送给伦罗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只配给他。

　　埃里克·伦罗特细细研究。三个地点确实是等距离的。时间对称（12月3日、1月3日、2月3日）；空间也对称……他忽然觉得快要破谜了。一个罗盘和一个指南针完成了他突如其来的直觉。他一笑，念念有词地说着最近才学到的“四个字母的名字”，打电话给警察局长说：

　　“谢谢你昨晚派人送来的等边三角形。它帮我解决了问题。明天星期五，罪犯们就能关进监狱；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那么说，他们没有进行第四件罪案的计划？”

　　“正因为他们在策划第四件罪案，我们才能高枕无忧。”伦罗特说罢就挂断了电话。一小时后，他搭上南方铁路公司的列车，前往废弃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我故事里提到的城市，南部有一条泥泞的小河，由于倾倒垃圾和制革厂排放的污水废料，河道已经淤塞。河对岸的郊区工厂林立，地痞流氓在一个巴塞罗那头子的庇护下如鱼得水。伦罗特心想，其中最出名的一个，“红”夏拉赫，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了解他这次秘密来访，不禁笑了。阿塞韦多是夏拉赫的同伙；伦罗特曾考虑过夏拉赫是第四名受害者的可能性。后来又把它排除了……实际上他已经破了这个谜；一些简单的情况，一些事实（姓名、逮捕、审讯和判刑的手续）如今已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想散散心，在三个月的案续调查之后得到休息。他想，罪案的解答竞在一个不知名的三角形和一个古老的希腊字里，谜已经豁然开朗；花了一百天才弄清楚使他感到惭愧。

　　列车在一个寂静的货运站停住。伦罗特下了车。那是一个像黎明一样荒凉的下午。茫茫平原上的空气潮湿寒冷。伦罗特信步在田野上走去。他看到狗，避让线上有一节车皮，看到地平线，一匹白马在水塘边饮水。擦黑时，他看到特里斯勒罗伊别墅的长方形的望楼，几乎和周围的黑桉树一般高。他想，离那些寻找名字的人盼望的钟头只有一个黎明和一个傍晚（东方和西方的发白和夕照）。

　　别墅不规则的周边是一道生锈的铁栏杆。大门关着。伦罗特认为从大门进去的希望不大，便沿着栏杆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关着的大门前面，几乎是机械地把手伸进栏杆，摸到了插销。铁器的吱呀声出乎他意外。大门吃力地被推开了。

　　伦罗特踩着多年干枯的落叶，在桉树丛中走去。特里斯勒罗伊别墅的房屋近看满是无用的对称和怪僻的重复：一个阴暗的石龛里一尊冰冷的雅典娜雕像同另一个石龛里另一尊雅典娜像遥遥相对；一个阳台是另一个阳台一模一样的反映；两溜石阶各有双排扶手。一座双面的赫尔墨斯雕像投下奇形怪状的影子。伦罗特像刚才绕着别墅那样绕着房屋走了一圈。他察看了所有的地方；发现平台脚下有一扇百页门。

　　他推开门：几级大理石阶通向地下室。伦罗特直觉感到建筑师的偏爱，猜想地下室对面也有石阶。他果然找到，踏着石阶上去，举手推开出口的地板门。

　　一丝亮光引导他走到窗前。他打开窗子：一轮黄色的满月在凄凉的花园里勾勒出两座干涸的喷泉的轮廓。伦罗特察看了房屋。从餐厅前室和走廊出去总是一模一样的天井，或者转来转去还是原来的天井。他顺着尘封的楼梯上去到了圆形的前厅；面对面的镜子反映出无数的形象；他懒得再打开窗子了，因为窗外总是那个荒凉的花园，只是望出去的高度和角度不同而已；屋里是一些蒙着黄色罩子的家具和蜷缩在网中的蜘蛛。一间卧室引起他的注意；里面一个瓷瓶插着一枝孤零零的花；轻轻一碰，干枯的花瓣纷纷掉落。在三层楼，也就是最后一层，他觉得房子大得无边无际，并且还在扩展。他想，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他顺着螺旋形楼梯登上望楼。月光通过窗上的菱形玻璃透进来；玻璃是黄、红、绿三色的。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禁目瞪口呆。

　　两个身材矮小而结实的人凶猛地扑上来，制服了他，解除了他的武装；另一个很高大，严肃地招呼他说：

　　“难为你啦。你省了我们一天一夜的时间。”

　　那是“红”夏拉赫。两个人捆住伦罗特的手。他终于缓过气来说：

　　“夏拉赫，你是在找那个秘密的名字吗？”

　　夏拉赫仍旧若无其事地站着。他没有参与刚才短暂的扭打，只伸手接过伙伴缴下的伦罗特的枪。他开口说话了；伦罗特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一种疲倦的胜利感、一种像宇宙一般寥廓的憎恨、一种不比那憎恨小多少的悲哀。

　　“不，”夏拉赫说。“我寻找的是更短暂脆弱的东西，我寻找的是埃里克·伦罗特。三年前，你在土伦路一家赌场逮捕了我的弟弟，下了大牢。我肚子上挨了警察一颗枪弹，多亏手下人用马车从枪战中把我抢救出来。我在这个荒凉的对称的别墅里煎熬了九天九夜；高烧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个既望着夕阳又望着朝霞的可憎的双面雅努斯雕像使我昏睡和清醒时都不得安宁。最后我厌恶自己的身躯，我觉得两个眼睛、两只手、两个肺同两张脸一般可怕。一个爱尔兰人试图让我皈依基督教；他不断地对我重复那句非犹太人的话：条条道路通罗马。夜里，这个比喻使我更加谵妄：我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尽管有的道路通向北方，有的通向南方，实际上都通向罗马，我弟弟蹲在里面受苦的牢房和特里斯勒罗伊别墅也是罗马。在那些夜晚，我以那个两面神和所有掌管热病的神的名义发誓，必在那个害我弟弟蹲大牢的人周围筑一个迷宫。我筑起了迷宫，万无一失；建筑材料是一个被谋杀的异教学者、一个指南针、18世纪的一个教派、一个希腊字、一把匕首、一家油漆厂的菱形图案。

　　“行动计划的第一个步骤纯粹是偶然。先前我和几个伙伴——其中有丹尼尔·阿塞韦多——策划偷加利利地方长官的蓝宝石。阿塞韦多出卖了我们；我们预支他一笔钱，他买酒喝得大醉，提前一天采取行动。他在那家大旅馆里晕头转向；凌晨两点闯进雅莫林斯基的房间。雅莫林斯基晚上睡不着，起来写作。他恰好想写一篇有关神的名字的文章；刚写好开头：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阿塞韦多威胁他，让他别出声；雅莫林斯基伸手要按铃，想呼叫旅馆的保安人员；阿塞韦多朝他胸口捅了一刀。那几乎是一个反射动作；半个世纪的暴力生活让他学会了杀人是最简单、最保险的事……十天后，我在《意第给报》上看到，你想从雅莫林斯基写的东西里寻找雅莫林斯基被杀之谜。我看过《哈西定教派史》；知道不敢念出神的名字的敬畏心理产生了认为那个名字是隐秘而无所不能的教义。我知道有些哈西定教徒为了寻求那个秘密的名字甚至用活人作为牺牲品……我知道你猜想哈西定教徒把那个犹太教博士当了牺牲品；我便将错就错，让你认为你的猜测是对的。

　　“马塞洛·雅莫林斯基是12月3日晚死的；我选了1月3日作为第二次牺牲’的日子。他死在城北；第二次‘牺牲’在城西比较合适。丹尼尔·阿塞韦多是必要的牺牲品。他罪有应得：他感情冲动，又是叛徒；他如果被捕，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蛋。我们的人捅死了他；为了把他的死和上一次联系起来，我在油漆厂的菱形图案上写了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

　　“第三件‘罪案’是2月3日发生的。正如特莱维拉努斯猜测的，只是一场演习。格里菲斯一金茨伯格一金斯勃格就是我；我戴了假胡子在土伦路那个破房间里憋了一星期，等我的朋友把我绑架出去。他们中间的一个踩在马车踏脚板上在石板上写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句话宣布说一系列的罪案是三件。一般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反复插进一些迹象，以便让你这位推理家，埃里克·伦罗特，知道罪案是四件，城北出了怪事，城东城西都出了事，这便要求城南也有事；四个字母的名字，也就是神的名字JHVH①，有四个字母；小丑面具和油漆厂的图案都暗示四。我在莱斯敦书中的一段文字下面画了道；那段文字说明希伯来人计算日子是从第一天傍晚到第二天傍晚；从而说明凶杀案是每月四日发生。我派人把那个等边三角形送给特莱维拉努斯。我料到你会加上欠缺的一点。组成一个完全的菱形的一点，预定一件精确的谋杀案将要发生的地点。我预先谋划了这一切，埃里克·伦罗特，以便把你引到荒凉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来。”

　　①希伯来人对上帝的称呼“耶和华”用JHVH四个字母表示。

　　伦罗特避开了夏拉赫的目光。他望着模糊的黄、绿、红菱形玻璃窗外的树木和天空。他感到有点冷，还有一种客观的、几乎无名的悲哀。已是夜晚了；灰蒙蒙的花园里升起一声无用的乌呜。伦罗特最后一次考虑对称和定期死亡的问题。

　　“你的迷宫多出三条线，”他最后说。“我知道一种希腊迷宫只有一条直线。在那条线上多少哲学家迷失了方向，一个简单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方向。夏拉赫，下次你变花样追踪我时，不妨先在甲地假造（或者犯下）一件罪案，然后在离甲地八公里的乙地干第二件，接着在离甲乙二地各四公里，也就是两地中间的丙地干第三件。然后在离甲丙二地各二公里，也就是那两地中间的丁地等着我，正如你现在要在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杀我一样。”

　　“下次我再杀你时，”夏拉赫说，“我给你安排那种迷宫，那种只有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

　　他倒退了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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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的奇迹

　　　　　　　 真主让他死了一百年后，再使他复活，问他道：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一天，或者不到一天，”他回说。

　　　　　　　　　　　　　　 《古兰经》二章二百六十一节

　　1939年3月14日，亚罗米尔·赫拉迪克在布拉格市泽特纳街的一栋公寓里梦到一局下了很长时间的棋，此人是未完成的悲剧《仇敌》的作者，还写过《永恒辩》和一篇有关雅各布·贝姆的间接根源的考证。下棋的并不是两个个人，而是两个显赫的家族；棋局早在几世纪之前就已开始；谁都记不清奖金是多少了，据说数额很大，甚至无限；棋子和棋盘放在一座秘密的塔楼里；亚罗米尔（在梦中）是两个敌对家族之一的长子；钟声报出了那盘不能再拖延的棋局的时间；做梦的人冒雨在沙漠里奔跑，记不起棋子的模样和下棋的规则了。正在此刻，他醒了。嘈杂的雨声和可怕的钟声已经停息。楼下泽特纳街传来有节奏而一致的响声，偶尔夹杂一些口令声。

　　3月19日，当局接到举报；当天傍晚，亚罗米尔·赫拉迪克被捕。他给带到伏尔塔瓦河对岸一座消过毒的、刷成白色的兵营。他无法否认盖世太保指控他的任何一项罪名：他的母姓是亚罗斯拉夫斯基，他有犹太血统，他对贝姆的研究是信奉犹太教的证据，一份抗议德国兼并奥地利的声明书上有他的签名。1928年，他替赫尔曼·巴斯多夫出版社翻译过《瑟非尔·耶兹拉》；出版社详尽的图书目录出于商业目的夸大了译者的名气；掌握赫拉迪克命运的军官之一，朱利乌斯·罗特，翻阅了那本目录。人们除了自己的本行之外对别的事情都容易轻信；两三个用德文字母印刷的形容词足以让朱利乌斯·罗特相信赫拉迪克不是等闲之辈，决定以“煽动人心”的罪名判处他死刑。执行日期定在3月29日上午九时。这一耽搁（读者马上会看到它的重要性）由于行政当局办事希望像植物生长和天体运行那样客观而按部就班。

　　赫拉迪克的第一感觉仅仅是恐怖。他认为绞刑、砍头或者凌迟处死都吓不倒他，但枪决是难以容忍的。他一再对自己说，可怕的是死亡的纯粹和总体行为，而不是具体的细节。他不厌其烦地想像那些细节：荒谬地试图穷尽各种变化。他没完没了地预先设想整个过程，从整夜失眠后的拂晓，到举枪齐射的神秘的一刻。在朱利乌斯·罗特预定的日子以前，他在想像中已经死了好几百次，行刑地点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学形状，行刑士兵的模样不同、人数不等，有时站得很远，有时又相距极近。他以真正的恐惧（也许是真正的勇气）面对那些想像中的处决；每次持续几秒钟；结束这一周期之后，亚罗米尔又没完没了地回到他忐忑不安的临死前夕。他后来想，现实往往不可能和预见吻合；他以狡诈的逻辑推断，预先设想一个具体细节就能防止细节的发生。他坚信那种靠不住的魔法，虚构了一些难以忍受的特点，为的是不让它们发生；最后自然担心那些待点真的应验。他夜里苦恼万分，力图肯定时间的转瞬即逝的本质。他知道时间不分昼夜地朝着29日黎明迅跑；自言自语说：现在是29日晚上，我仍活着；只要今晚（还有六个夜晚）的时间在持续，我就不会死，谁都奈何不了我。在他的想像中，那些多梦的夜晚是他可以藏身的又深又暗的水潭。有时他不耐烦了，盼望最终的排枪快些发射，好歹让他摆脱空想。28日，最后的一抹夕阳返照在高高的铁窗上时，他的剧本《仇敌》的形象转移了那些卑微的思想。

　　赫拉迪克年过四十。除了同少数几个朋友交往和许多习惯性的事情以外，构成他生活主要部分的是颇有问题的文学活动；如同所有的作家一样，他拿别人已经完成的作品来评价别人的成就，但要求别人拿他构思或规划的作品来评价他自己。在考证员姆、阿布纳斯拉和弗勒德的作品时，他主要是下死功夫；在翻译《瑟非尔·耶兹拉》时，他的主要特点是疏忽、厌烦和揣测。他也许认为《永恒辩》的缺点比较少：第一卷叙说了人们所能想像的各种永恒性，从帕门尼德斯①静止的实体到欣顿的可改变的过去；第二卷（附和弗朗西斯·布拉德利②的意见）否认宇宙一切事物构成暂时系列的说法。他提出，人们可能遭遇的经历不是无限的，只要有一次“重复”就足以证明时间是个假象……可惜的是证明那种假象的论点是同样虚假的；赫拉迪克往往带着轻蔑的困惑浏览那些论点。他还写过一系列表现主义的诗歌；他弄不明白的是这些诗歌居然给编进1924年出版的一部诗选，以后的诗选也照样收入。赫拉迪克希望用《仇敌》这部诗剧一改过去阴差阳错的虚名。（赫拉迪克推崇诗歌，因为它不让观众忘掉艺术的不现实。）

　　①帕门尼德斯（前504—前450），希腊哲学家，著有长诗《论自然》，认为宇宙是永恒、单一和不变的。

　　②布拉德利（1846—1924），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绝对精神的完善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自然是绝对精神的不完全的体现。

　　这个剧本遵循了时间、地点和情节的统一①；剧中故事发生在赫拉德昌尼古堡、勒默斯塔特男爵的藏书室里，时间是19世纪末的一个下午。第一幕第一场，一个陌生人来拜访勒默斯塔特。（钟敲了七下，夕阳强烈地照在窗玻璃上，空中传来急促而熟悉的匈牙利音乐声。）陌生人之后又来了别的客人；勒默斯塔特不认识那些打扰他的人，但疑疑惑惑觉得在什么地方，也许是在梦中见过他们。那些人毫无例外地对他阿谀奉承，但在别人眼里——首先是看戏的观众，其次是男爵本人——他们都是隐秘的敌人，阴谋害他性命。勒默斯塔特设法阻止或者破坏了那些人的复杂的阴谋；对话中提到他的女友尤利亚·德魏登纳夫，还提到一个名叫亚罗斯拉夫·库宾的、向尤利亚献殷勤的人。此人现在神经错乱，自以为是勒默斯塔特……危险加剧了；第二幕结束时，勒默斯塔特不得不杀了一个阴谋者。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开场。不连贯的地方逐渐增多：仿佛已经排除在情节之外的演员又回来了；被勒默斯塔特杀掉的人也回来了一次。有人指出还不到黄昏：钟敲七下，西落的太阳光映在高高的玻璃窗上，空中传来急促的匈牙利乐声。第一个对话者出场，重复了他在第一幕第一场说过的台词。勒默斯塔特和他谈话时并不惊讶；观众明白，勒默斯塔特就是那个不幸的亚罗斯拉夫·库宾。剧情根本没有发展：只是库宾周而复始的胡思乱想。

　　①古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创作的重要原则是情节的统一，后世提出的三一律中的“时间的统一”和“地点的统一”是出于对其《诗学》的误解。

　　赫拉迪克从没有审视这部荒诞的悲喜剧是否委琐或者精彩，严谨或者疲塌。从剧情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到，虚构的方式最适于掩盖缺点，发挥长处，有可能（用象征手法）复述他一生中主要的经历。第一幕和第三幕的某一场已经写好；由于剧本的格律性质，即使原稿不在手头，他也能不断地推敲修改那些六音步诗句。他想，还差两幕没写，但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在黑暗中祈求上帝。我好歹还存在，我不是您的重复和疏忽之一，我以《仇敌》作者的身份而存在。那部剧本可以成为我和您的证明，为了写完它，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世纪和时间都属于您，请赐给我一年的日子吧。那是最后的一晚，最难熬的一晚，但是十分钟以后，梦像黑水一样把他淹没了。

　　黎明时分，他梦见自己身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个戴墨镜的图书管理员问他找什么。赫拉迪克回说找上帝。管理员对他说：上帝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我的父母、我父母的父母找过那个字母；我自己也找过，把眼睛都找瞎了。他脱掉眼镜，赫拉迪克发现他确实双眼失明。一个读者进来还一册地图集。这本地图集没有用处，管理员说，把地图集递给赫拉迪克。赫拉迪克随手翻翻。他头晕目眩地看到一幅印度地图。他突然福至心灵，指着其中一个字母。～个无处不在的声音说：你要求的工作时间已经批准。赫拉迪克猛然醒来。

　　他想起人们做的梦是属于上帝的，迈蒙尼德斯①说过，梦中的话语如果清晰可辨，并且看不见说话的人，那些话就是神圣的。他穿好衣服；两个士兵进了四室，吩咐他跟他们走。

　　①迈蒙尼德斯（1135一1204），西班牙医师、作家及思想家，有“犹太教的亚里士多德”之称。

　　在赫拉迪克的想像中，门外是迷宫似的走廊、楼梯和亭台。现实并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他们从唯一的铁梯下来，到了一个后院。几个士兵——其中一个军服的扣子没扣好——在检查一辆摩托车，议论纷纷。军士长看看表：八点四十四分。要等到九点正。赫拉迪克虽然感到不幸，但更感到失落，便坐在一堆木柴上。他注意到士兵们都避开他的眼光。军土长递给他一枝卷烟，让他消磨等待的时光。赫拉迪克不抽烟；但出于客气和谦逊，接了过来。他点烟时发现手抖得厉害。天空阴沉沉的；士兵们压低声音说话，仿佛他已经是个死人。他试图想像那个象征尤利亚·德魏登纳夫的女人是什么模样，可是想不起来……

　　行刑队站成一排。赫拉迪克背靠营房的墙壁站着，等待开枪。有人担心墙壁沾上血迹；便吩咐囚犯朝前跨出几步。赫拉迪克可笑地联想到摄影师吩咐对象摆好姿势的情景。一滴雨水沉重地落到他一侧太阳穴，顺着面颊徐徐淌下；军士长一声吆喝，发出最后的命令。

　　物质世界凝固了。

　　枪口朝赫拉迪克集中，但即将杀他的士兵们一动不动。军士长举起的手臂停滞在一个没有完成的姿势上。一只蜜蜂在后院地砖上的影子也固定不动。风像立正似的停住。赫拉迪克试图喊叫，发出声音，扭动一下手。他明白自己动弹不得。他听不到这个受遏制的世界的最轻微的声息。他想：我在地狱里。我疯了。时间已经停滞。后来又想，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的思维也应该停滞。他要做个试验：他背诵（嘴唇不动）维吉尔的神秘的第四首田园诗。他想那些已经遥远的士兵一定和他一样焦急；他渴望同他们沟通思想。使他惊异的是，一动不动待了这么久居然不感到疲倦，不感到眩晕。不知过了多久，他睡着了。醒来时，世界仍旧没有动静，没有声息。他脸上仍留有那滴雨水；地砖上仍有蜜蜂的影子；他喷出的烟仍浮在空中，永远不会飘散。等到赫拉迪克明白时，已经过了另“一天”。

　　为了完成手头的工作，他请求上帝赐给他整整一年的时间，无所不能的上帝恩准了一年。上帝为他施展了一个神秘的奇迹：德国的枪弹本应在确定的时刻结束他的生命，但在他的思想里，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的间隔持续了整整一年。先是困惑和惊愕，然后是忍受，最终是突然的感激。

　　除了记忆之外，他没有任何文件可用；每增添一行六音步的诗句，他都默记在心，从而达到的准确和严谨，是那些灵机一动、想出整节整节的诗、随即又忘掉的人难以企及的。他不是为后代，也不是为上帝写作烟为他对上帝的文学喜好一无所知。他殚精竭虑、一动不动、秘密地在时间的范畴里营造无形的迷宫。他把第三幕改写了两次。删除了某些过于明显的象征：例如一再重复的钟声和音乐声。没有任何干扰。有的地方删删减减，有的地方加以拓展；有时恢复了最早的构思。他对那个后院和兵营甚至产生了好感；士兵中间的一张脸促使他改变了对勒默斯塔特性格的概念。他发现福楼拜深恶痛绝的同音重复只是视觉的迷信：是书写文字的弱点和麻烦，口头文字就没有这种问题……他结束了剧本：只缺一个性质形容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他发狂似的喊了一声，扭过脸，四颗枪弹把他打倒在地。

　　　　　　　　　 亚罗米尔·赫拉迪克死于3月29日上午九时零二分。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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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堕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T．E．劳伦斯①：《智慧七柱》，103

　　①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作家，在阿拉伯国家为英帝国收集情报，进行策反工作。

　　公元2世纪，当巴西利德斯①在小亚细亚或亚历山大城宣称，宇宙是有缺陷的天使们莽撞或险恶的即兴创造时，尼尔斯·吕内贝格已经以他特有的激情领导一个诺斯替小教派。但丁也许会在《神曲》里把他打入炼狱；他的名字在萨托尼洛和卡波克拉底斯之流的异教创始人名单上增添了一个；他的谩骂性说教的某些片断也许会留在伪撰的《异端邪说诸家批判书》里，也许在一座寺院藏书楼的大火烧毁最后的一本《语录》时付之一炬。相反的是，上帝给了他在20世纪的隆德大学城重新出头的机会。1904年，那里出了《基督与犹大》的初版本；1909年，又出了他的主要著作《神秘的救世主》。（后者有1912年问世的埃米尔·谢林的德文译本，书名是Der heimliche Heiland。）

　　①巴西利德斯，生于叙利亚，诺斯替教派创始人。

　　在审视那些草率的作品之前，必须再次指出，尼尔斯·吕内贝格作为全国福音协会会员是十分虔诚的。在巴黎，甚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很容易重新遇到吕内贝格的论点；那些论点无非是轻率或者亵渎神圣的无聊废话。对吕内贝格却是破译一个重大的神学奥秘的关键；是思考和分析、历史学和语言学论争的材料，足以让人感到自豪、高兴和恐怖。那些论点既证明了他的价值，又打乱了他的生活。读者应该记住，本文涉及的不是吕内贝格的论证和证据，只是他的结论。有人会注意到，早在“证据”之前已经作出结论。但是谁会有这份耐心去寻找他不相信的东西，或者与他无关的说教呢？

　　《基督与犹太》初版本的标题清楚明了，尼尔斯·吕内贝格本人几年后荒唐地延伸了它的意义：传统加在以色加略人扰大头上的事统统是假的，没有一件是真的。（德昆西，1857）某个德国人先前也发表过相似的意见；据德昆西猜测，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基督是为了迫使他宣布他的神性，激起反抗罗马压迫的广泛的起义；吕内贝格提出一个形而上学的辩护。他首先巧妙地强调犹大的行为纯属多余。他（像罗伯逊①那样）指出，耶稣每天在犹太人聚会上宣扬教义，在几干人面前创造奇迹，根本用不着由一个出卖他的门徒来指认。然而，指认的事还是发生了。认为《圣经》有错是不能容忍的；认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中出现偶然性是同样不能容忍的。因此，犹大卖主并非偶然，而是预先安排好的、在耶稣舍身救世的过程中占有神秘位置的事件。吕内贝格接着指出：圣子成为肉身之后，便从无处不在到了有形的空间，从永恒到了历史，从无限幸福到了生老病死苦；为了同这样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必须作出应有的牺牲。所有的门徒中间唯独以色加略人犹大觉察到了秘密的神性和耶稣的意图。既然圣子可以屈尊成为凡人；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也可以降格成为告密者（最卑劣的罪恶），在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里委屈一下。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由此产生了那三十枚银币和叛卖之吻；产生了自杀，以便更心甘情愿地被打入地狱。尼尔斯·吕内贝格用这种方式阐明了犹大之谜。

　　①罗伯逊（1721—1793），苏格兰历史学家，英国国王的史官。

　　各种学派的神学家纷纷加以驳斥。拉尔斯·彼得·恩斯特伦指责他对人神合一之说完全无知或者略而不提；阿克塞尔·博雷留斯指责他重新搬出那些否认耶稣的人性、主张基督只是幻影、没有肉身的异端邪说；隆德主教尖锐地指责他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节的教导相悖①。

　　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节说：“这时，撒但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这些斥责对吕内贝格起了作用，他部分改写了那本遭到非难的书，修正了他的学说。他把神学领域拱手让给他的对手们，迂回地提出道德方面的理由。他承认耶稣“确实具备万能的主所能提供的种种条件”，不需要牺牲一个人去拯救全人类。随后他向那些声称我们对那个难以解释的叛徒一无所知的人发起反击；他说，我们知道那人是十二门徒之一，被选去宣扬天国已经临近，去医治病人，叫长麻风的人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马太福音》十章七至八节；《路加福音》九章一节）。救世主既然对这样的人委以如此重任，他的所作所为理应得到我们最好的解释。把他的罪恶归咎于贪婪（如同某些人引用《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时所做的那样），只满足于找一个最卑鄙的动机。尼尔斯·吕内贝格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动机：夸大的甚至是无限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为了把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则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他像别人一样舍弃了荣誉、幸福、安宁、天国，只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勇敢地舍弃了欢乐①。他以可怕的清醒事先筹划了他的罪行。通奸往往带有柔情和自我牺牲；杀人往往需要勇气；亵渎神明往往夹杂着撒但的光芒。犹大选择了那些不含任何德行的罪恶：辜负别人的信任（《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和告密。他行事如此卑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当好人。保罗写道：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犹大自找地狱，因为上帝幸福已使他满足。他认为幸福是神的属性，人们不该篡夺。②

　　①博雷留斯嘲笑地问道：他为什么不拒绝舍弃？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原住

　　②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在吕内贝格所不知的一本书里写道：对于卡努多斯异教创始人安东尼奥·孔塞莱罗来说，德行“几乎成了不虔诚”。阿根廷读者也许记得阿尔马富埃尔特的作品里也有相似的段落。日内贝格在象征主义报刊《Sju insegel》发表了一首题为《秘密的水》的叙事诗；前几节描写了一天中纷乱的事，最后几节写了一池冰冷的水；诗人暗示，那池静水纠正了我们无益的暴力，同时又以某种方式允许和宽恕了它的存在。诗的结尾是这样的：森林中的水是幸福的；而我们可能是邪恶和痛苦的。——原注

　　许多人事后发现，吕内贝格最初那些差强人意的论点已经包含了离奇的结论，《神秘的救世主》无非是对《基督与犹大》的歪曲和强化。1907年底，吕内贝格完成并修改了手稿；几乎过了两年才交给印刷所。那本书于1909年10月出版，有丹麦的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埃里克·埃尔菲尤德写的一篇不痛不痒的、费解的前言和如下的不实的题词：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约翰福音》一章十节）总的说来，书的内容并不复杂，结论却惊世骇俗。尼尔斯·吕内贝格声称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屈尊来到人间；可以设想他作出的牺牲应是完美的，不会由于某些疏忽而失效或者逊色。把他遭受的苦难仅仅限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下午的临终痛苦，乃是对他的亵渎①。说他是人并且不可能犯错误是互相矛盾的；完美和人的属性是不相容的。肯比斯②承认救世主也感到疲倦、寒冷、困惑、饥渴；还应承认的是，他也可能犯错误，迷失方向。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于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至三节）这段名言在许多人眼里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预现；对某些人说来（例如汉斯·拉森·马滕森），是对世俗认为基督长得漂亮的驳斥；对吕内贝格说来，是圣子成为肉身时确切地预言他并非暂时而是在整个险恶的未来将遭到厄运。耶稣完全成了凡人，不是一般的凡人，而是声名狼藉的、遭到谴责的、永劫不复的凡人。他为了拯救我们，可以选择纷纭复杂的历史所罗织的任何一种命运；他可以成为亚历山大大帝、毕达哥拉斯、卢尼克或耶稣；他选择了最坏的命运：他成了犹大。

　　①莫里斯·阿布拉莫维茨指出：“根据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看法，耶稣干得十分出色；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他的事迹已译成多种文字；说到底，他在人间待了三十三年并非休闲度假。”埃尔菲尤德在《基督教学说》的附录三中驳斥了这段话。他指出耶稣的受难并未结束，因为在时间范畴里发生一次的事情，在永恒中不停重复。迄今为止，犹大仍在收取三十枚银币；仍在吻耶稣基督；仍在寺庙里投银币；仍在血泊里解绳索。（埃尔菲尤德为了证实这番话，引用了亚罗米尔·赫拉迪克的《永恒辩》。

　　②此处原文是Kemnitz，似应是肯比斯（Kempis，1380—1471），德国神秘主义作家，著有《基督的模仿》。

　　斯德哥尔摩和隆德的书店推销不出这本书。不信神的人有成见，认为它是沉闷乏味的神学游戏；神学家们对之不屑一顾。日内贝格从普遍的冷漠中看到一个近乎奇迹的证明。上帝吩咐人们漠然处之；不希望他可怕的秘密在世间传播。吕内贝格知道还不是时候。他感到古老的神的诅咒劈头盖脑地落到他身上；他想起在西乃山顶上用手遮住脸不看上帝的以利亚和摩西；想起那个看到上帝把荣光洒满大地时惊恐万分的以赛亚；想起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失明的扫罗；想起见了天国而死去的犹太教博士西梅翁·本·阿扎伊；想起见了三位一体而发疯的著名的巫师维特尔博的胡安；想起那些痛恨不敬神的人读出上帝秘密的名字的犹太法学博士。他本人岂不是也犯下了那种罪恶？那岂不是不得赦免的亵渎圣灵之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①）？巴莱里奥·索拉诺由于传播了罗马秘密的名字而丧命；他发现并且传播了上帝可怕的名字又该遭到什么无限的惩罚呢？

　　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原文是：“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尼尔斯·吕内贝格彻夜难眠，被论证搞得昏昏沉沉，在马尔默街上到处乱跑，大声祈求同救世主一起分享入地狱的恩宠。

　　1912年3月1日，他因动脉瘤破裂而死。异教学研究者也许记得此人；他在似乎已经透彻的圣子的概念里增添了有关邪恶和不幸的复杂性。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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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

　　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半睁眼睛，看到倾斜的芦苇编的天花板。另一间屋子里传来吉他的弹拨声，仿佛是拙劣透顶的迷宫，音符无休无止地纠缠在一起然后又解开……他点点滴滴地回想起现实，回想起再也不能改变的日常事物。他并不惋惜地瞅着自己大而无用的躯体和裹在腿上的粗羊毛斗篷。窗户栏杆外面延伸着下午的平原；他睡了一觉，但天空仍旧很亮。他伸出左臂摸索，拿到了小床脚旁的青铜铃铛。他摇了一两下；门那边仍旧传来平淡的吉他声。弹奏的是一个黑人，一晚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同另一个外地人比赛对歌。败下后，他仍然常来杂货铺，仿佛在等人似的。他拨弄着吉他消磨时光，可是不再唱了；也许对歌失败使他泄了气。街坊上已经习惯于那个不招惹是非的人。雷卡巴伦是杂货铺老板，他忘不了那次对歌的事；因为第二天他搬动几大捆马黛茶时，身体右侧突然动弹不得，话也不会说了。我们往往为小说人物的不幸一掬同情之泪，结果我们自己的不幸更伤心；然而倒霉的雷卡巴伦却不自怨自艾，他像以前忍受美洲的严峻和孤寂那样忍受了半身不遂的事实。他像动物一样只顾目前，现在他瞅着天空，心想月亮的红晕预示着要下雨了。

　　一个带印第安人特征的小孩（也许是他的种）半推开门。雷卡巴伦的眼神问他有没有主顾。小孩心领神会，打手势告诉他没有：那个黑人不算数。躺在床上的人独自待着；他用左手抚弄着铃铛，仿佛在施什么法力。

　　夕阳下面的平原有点虚幻，像是梦中所见。地平线上有个黑点起伏波动，越来越大，原来是个骑手，朝杂货铺，或者像是朝杂货铺跑来。雷卡巴伦看到帽子、深色的长斗篷、白花黑马，但是看不清骑手的脸。他终于减慢速度，让马小跑着来近。在一百六七十公尺远的地方拐了弯。雷卡巴伦看不见他了，只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他下了马，把马拴在柱子上，稳步走进杂货铺。

　　黑人似乎在吉他上寻找什么，没有抬眼，从容不迫地说：

　　“先生，我早知道你靠得住会来的。”

　　对方却粗声粗气地回答：

　　“我知道你也靠得住，黑家伙。我让你等了几天，可是我现在来了。”

　　静默了片刻。黑人终于说：

　　“我等惯了。我等了七年。”

　　对方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我七年多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们。那天我找到他们，我不愿意显得像是整天玩刀子的人。”

　　“我能理解，”黑人说。“你离开他们时，他们都好吧。”

　　外地人坐在柜台前，快活地笑了。他要了一杯白酒，尝了一口，没有喝光。

　　“我给了他们一些好的劝告，”他说。“劝告永远不会是多余的，并且不用花钱。除了别的事情外，我对他们说，人不该互相残杀。”

　　黑人拨了一下吉他，然后回答：

　　“你做得对。这一来他们不会学我们的样了。”

　　“至少不会学我的样，”外地人回道。接着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补充说：“我的命运要我杀人，如今再一次把刀交到我手里。”

　　黑人似乎没有听到，自顾自说：

　　“秋天一到，白天越来越短了。”

　　“剩下的光线对我足够，”对方说着站了起来。

　　他在黑人面前站停，好像有点疲倦：

　　“让吉他安静一会，今天等着你的是另一种对歌。”

　　两人朝门口走去。黑人出门时喃喃说：

　　“这次我对歌也许和上次一样糟。”

　　对方认真地回道：

　　“上次你并不糟。问题是你急于参加第二次对歌。”

　　他们并排走着，离开房屋有一段距离了。平原上到处一样，月光皎洁。他们突然站住，对瞅着，外地人解下马刺。两人都把斗篷卷在前臂上，黑人说：

　　“我们交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这次格斗中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奸计，正如七年前你杀我弟弟的那次一样。”

　　在他们的对话中，马丁·菲耶罗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了仇恨的口气。他像挨了一鞭子似的，在血液里感到了。两人开始恶斗，锋利的刀刃闪电似的划去，在黑人脸上拉了一个口子。

　　傍晚有一个时刻，平原仿佛有话要说；它从没有说过，或许地老天荒一直在诉说而我们听不懂，或许我们听懂了，不过像音乐一样无法解释……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看到了结局。一次冲击，黑人后退几步，没有站稳，佯装朝对方脸上剁去，手腕一转却直刺过去，捅进对方肚子。然后又是一下，杂货铺老板没有看清，菲耶罗没有起来。黑人一动不动，似乎守着他痛苦的垂死挣扎。他在草地上擦净那把染血的尖刀，缓缓向房屋走来，没有回头张望。他完成了报仇的任务，现在谁都不是了。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成了另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他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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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教派

　　有人说凤凰教派起源于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是推行改革的阿梅诺菲斯四世①死后的宗教复辟的产物，那些人援引了希罗多德②和塔西伦的文章以及埃及的碑刻，却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凤凰教派”名称的由来不早于赫拉班诺·毛罗，最古老的记载（比如说，弗拉维奥·约瑟夫③的作品）只提到“民俗派”和“秘密派”。格雷戈罗维乌斯在意大利弗拉拉的聚会上曾经指出，口语中极少用“凤凰”一词；我在日内瓦同手艺人打交道，问他们是不是凤凰派时，他们不懂我的意思，但随即承认自己是秘密派。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佛教徒中间也有类似情况；世人对他们的称呼同他们自己的称呼不一样。

　　①阿梅诺菲斯四世（前1370—前1350），古埃及法老，在位期间推行宗教改革，以削弱祭司的权力。

　　②希罗多德（前484—前432），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希腊—波斯战争史》。

　　③弗拉维奥·约瑟夫（37—100？），古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时代》。

　　米克洛希奇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把凤凰教徒和吉卜赛人相提并论。智利和匈牙利有吉卜赛人，也有凤凰教徒；除了这一点之外，两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吉卜赛人多数是马贩子、补锅匠、铁匠和算命看相的；凤凰教徒往往自在地从事自由职业。吉卜赛人组成容貌体形相似的人群，用的，或者曾经用的是一种秘密的语言；凤凰教徒们和别人混居一起，他们没有受过迫害便是证明。吉卜赛人生活丰富多彩，给了蹩脚诗人以创作灵感；凤凰教徒们却同传奇、绘画、舞蹈无缘……马丁·布伯声称犹太人基本都是伤感的；凤凰教徒们却不尽然，有的甚至厌恶伤感；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足以驳斥一般人认为凤凰教是以色列一个分支的错误看法（乌尔曼居然荒唐地加以维护）。人们通常是这样推断的；乌尔曼相当敏感；他是犹太人；经常和布拉格犹太区的凤凰教徒们接触；乌尔曼感到的亲合力就是事实证明。说心里话，我不能同意那种推断。在犹太环境中的凤凰教徒和犹太人相似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什么；无可否认的是正如赫兹利特①笔下的人情练达的莎士比亚，他们和世上所有的人相像。他们像使徒那样容易同各种各样的人打成一片；几天前，派桑杜的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博士称赞说，他们很快就本地化了。

　　①赫兹利特（1778—1830），英国随笔作家、文学评论家，政治思想激进，对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剧作家颇有研究，著有《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等。

　　我说过，凤凰教派在历史上没有遭受迫害的情况。这是事实；但是，既然任何人群中都有支持凤凰教派的人，这些人遭受过迫害或苦难，或者对别人施加过迫害或苦难，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的战争和亚洲早期的战争中，他们在不同的阵营里长期付出了鲜血；他们同世上所有的民族融为一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他们没有一部同《圣经》一样能把以色列凝聚在一起的圣书，除了语言以外没有共同的记忆，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肤色和相貌各各不同，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直到时间终结的，唯有一件东西——秘密。有时候，除了秘密以外还有一个传说（也许是关于宇宙起源学的神话），但是那些肤浅的凤凰派教徒已经忘却，如今只保存关于惩罚的模模糊糊的传统。关于惩罚、盟约或者特权的传统，因为说法不同，很难看出神是否作出确保一个血统长久不衰的裁决，属于那血统的人是否世世代代举行一种仪式。我核对过旅行家的报告，同族长和神学家们交谈；可以肯定凤凰教徒唯一的宗教活动是举行那种仪式。仪式形成了秘密。我先前说过，秘密是世代相传的，但习俗不要求由母亲传授子女，也不由教士传授；传授秘密是最卑微的人的任务。奴隶、麻风病人或者乞丐充当秘义传授师的角色。小孩也可以教别的小孩。仪式本身微不足道，很快就能完成，不需要详细说明。使用的材料是软木、蜡或者阿拉伯树胶。（仪式中还提到烂泥；也是常用的东西。）没有专为举行此类仪式而设的寺庙，但是废墟、地窖或门廊都可认为是合适的场所。那个秘密是神圣的，然而有点可笑；举行仪式时要避人耳目，信徒们从不谈论。仪式没有文雅的名称，但大家明白，随便什么话都可以代表，或者说，不可避免地都可以涉及；因此，我谈话时不留心说了什么，信徒们往往会尴尬地掩口而笑，因为他们认为我触及了那个秘密。日耳曼文学中有凤凰教徒写的诗，从表面上看，主题是海洋或者傍晚；其实我听说是那个秘密的象征。迪康热在他的《术语词典》里收集了一条经外的箴言：地球乃是竞技的镜子。某些信徒出于神圣的恐惧不敢举行那种再简单不过的仪式；他们遭到别人蔑视，但更蔑视自己。相反的是，一些故意拒绝习俗、同神取得直接沟通的人却很有名声；他们在礼拜仪式中用塑像来表现这种沟通，因此，约翰写道：

　　　　天庭上下都应知道

　　　　神同软木和烂泥一样令人愉悦。

　　我在三大洲有不少信奉凤凰教的朋友；我发现他们最初觉得那个秘密无聊、庸俗、让人痛心、（更奇怪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父辈竟会干这种无聊的事。奇怪的是，长远以来，那个秘密并没有失传；尽管世界风云变幻，战争频仍，人们流离失所，那个秘密依然不可思议传到了所有的信徒。有人甚至毫不犹豫地声称那秘密已成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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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于，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或许由于日耳曼血统的原因）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剑，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菲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助长了他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注产业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现在只剩一个空架子；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大房子的模样。琐碎的事务和容或有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注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1939年2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

　　从不认错的命运对一些小小的疏忽也可能毫不容情。一天下午，达尔曼买到一本不成套的威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一新发现，不等电梯下来，就匆匆从楼梯上去；暗地里他的前额被什么刮了一下，不知是蝙蝠还是乌。替他开门的女人脸上一副惊骇的神情，他伸手摸摸额头，全是鲜红的血。谁油漆了窗于，忘了关上，害他划破了头。达尔曼那晚上床睡觉，凌晨就醒了，从那时候开始嘴里苦得难受。高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千零一夜》里的插图在他恶梦中频频出现。亲友们来探望他，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反复说他气色很好。达尔曼有点麻木地听他们说话，心想自己在地狱里受煎熬，他们竟然不知道，真叫人纳闷。八天过去了，长得像是八个世纪。一天下午，经常来看他的大夫带了一个陌生的大夫同来，把他送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疗养院，因为要替他拍X光片于。达尔曼在出租马车里想，他终于可以在不是他自己的房间里睡个好觉。他觉得高兴，很健谈；到了疗养院，他们替他脱光衣服，剃光脑袋，用金属带把他在推床上固定，耀眼的灯光使他头晕，他们还替他听诊，一个戴口罩的人在他胳臂上扎下注射针。他苏醒过来时头上扎着绷带，感到恶心，躺在井底似的小房间里，在手术后的日日夜夜里，他体会到以前的难受连地狱的边缘都算不上。他嘴里含的冰块没有一丝凉快的感觉。在那些日子，达尔曼恨透了自己；恨自己这个人，恨自己有解大小便的需要，恨自己要听人摆弄，恨脸上长出的胡子植。他坚强地忍受了那些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当大夫告诉他，他先前得的是败血症，几乎送命的时候，达尔曼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失声哭了。肉体的痛苦和夜里的不是失眠便是梦魇不容他想到死亡那样抽象的事。过了不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

　　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达尔曼是坐出租马车到疗养院的，现在也坐出租马车到孔斯蒂图西昂市。经过夏季的闷热之后，初秋的凉爽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的掌握中获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早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他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达尔曼带着幸福和些许眩晕的感觉认出了这个城市；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他记起了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这个质朴的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

　　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达尔曼常说那并非约定俗成，你穿过那条街道就进入一个比较古老踏实的世界。他在马车上从新的建筑物中间寻找带铁栏杆的窗户、门铃、大门的拱顶、门厅和亲切的小院。

　　在火车站的大厅里，他发现还有三十分钟火车才开。他突然记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馆（离伊里戈延家不远）有一只好大的猫像冷眼看世界的神道一样，任人抚摩。他走进咖啡馆。猫还在，不过睡着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缓缓加糖搅拌，尝了一口（疗养院里禁止他喝咖啡），一面抚摩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

　　列车停在倒数第二个月台旁边。达尔曼穿过几节车厢，有一节几乎是空的。他把手提箱搁在行李架上；列车起动后，他打开箱子，犹豫一下之后，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册。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

　　列车两旁的市区逐渐成为房屋稀稀落落的郊区；这番景色和随后出现的花园和乡间别墅使他迟迟没有开始看书。事实上，达尔曼看得不多；谁都不否认，磁石山和发誓要杀死恩人的妖精固然奇妙，但是明媚的早晨和生活的乐趣更为奇妙。幸福感使他无心去注意山鲁佐德和她多余的奇迹；达尔曼合上书，充分享受愉悦的时刻。

　　午饭（汤是盛在精光锃亮的金属碗里端来的，像遥远的儿时外出避暑时那样）又是宁静惬意的享受。

　　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道，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他还觉得树木和庄稼地似曾相识，只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因为他对田野的感性认识远远低于他思念的理性认识。

　　他瞌睡了一会儿，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中午十二点的难以忍受的白炽太阳已成了傍晚前的黄色，不久又将成为红色。车厢也不一样了；不是在孔斯蒂图西昂离开月台时的模样：平原和时间贯穿并改变了它的形状。车厢在外面的移动的影子朝地平线延伸。漠漠大地没有村落或人的迹象。一切都茫无垠际，但同时又很亲切，在某种意义上有些隐秘。在粗犷的田野上，有时候除了一头牛外空无一物。孤寂达到十足的程度，甚至含有敌意，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检票员打断了他这些不真实的遐想，看了他的车票后通知他说，列车不停在惯常的车站，而要停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那人还作了解释，达尔曼不想弄明白，甚至不想听，因为他对事情的过程不感兴趣。）

　　列车吃力地停住，周围几乎是一片荒野。铁轨的另一面是车站，只是月台上一个棚子而已。车站附近没有任何车辆，但是站长认为在十来个街口远的一家铺子里也许能找到一辆车。

　　达尔曼决定步行前去，把它当做一次小小的历险。太阳已经西沉，但是余辉在被夜晚抹去之前，把深切阒静的平原映照得更辉煌。达尔曼缓步当车，心醉神迷地深吸着三叶草的气息，他走得很慢，并不是怕累，而是尽量延长这欢快的时刻。

　　杂货铺的房屋本来漆成大红色，日久天长，现在的颜色退得不那么刺眼。简陋的建筑使他想起一帧钢版画，或许是旧版《保尔和弗吉尼亚》①里的插图。木桩上拴着几匹马。达尔曼进门后觉得店主面熟；后来才想起疗养院有个职员长得像他。店主听了他的情况后说是可以套四轮马车送他；为了替那个日子添件事，消磨等车的时光，达尔曼决定在杂货铺吃晚饭。

　　①《保尔和弗吉尼亚》，法国伤感主义作家圣比埃尔（1737—1814）写的小说。主人公保尔和弗吉尼亚从小青梅竹马，但未能结合。小说地理背景是远离文明的当时法属毛里求斯岛。

　　一张桌子旁有几个小伙子又吃又喝，闹闹嚷嚷，达尔曼开头并不理会。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柜台蹲在地下，像件东西似的一动不动。悠久的岁月使他抽缩，磨光了棱角，正如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他黧黑、瘦小、干瘪，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达尔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的头巾、粗呢斗篷、长长的围腰布和小马皮制的靴子，想起自己同北部地区或者恩特雷里奥斯人无益的争论，心想像这样的高乔人除了南方之外，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了。

　　达尔曼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外面的田野越来越暗，但是田野的芬芳和声息通过铁横条传来。店主给他先后端来沙丁鱼和烤牛肉。达尔曼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他无聊地咂着酒味，懒洋洋地打量着周围。煤油灯挂在一根梁下；另一张桌子有三个主顾：两个像是小庄园的雇工；第三个一副粗俗的样子，帽子也没脱在喝酒。达尔曼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粗玻璃杯旁边，桌布的条纹上，有一个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

　　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他。达尔曼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现实。几分钟后，另一个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雇工笑了。达尔曼对自己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进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站起身，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

　　“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

　　达尔曼并不因为店主能叫出他的姓而奇怪，但觉得这些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寻衅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也可以说谁也不是；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达尔曼把店主推在一边，面对那些雇工，问他们想干什么。

　　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和胡安·达尔曼相隔只有一步的距离，但他高声叫骂，仿佛隔得老远似的。他故意装得醉态可掬，这种做作是难以容忍的嘲弄。他满口脏话，一面骂声不绝，一面掏出长匕首往上一抛，看它落下时一把接住，胁迫达尔曼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地反对说，达尔曼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

　　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乔人（达尔曼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属的南方的集中体现），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首先，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其次，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他的作用，反而给人以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

　　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以上译自《杜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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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

　　　　　　　　　　　　　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

　　　　　　　　　　　事。正如柏拉图阐述一切知识均

　　　　　　　　　　　为回忆；所罗门也有一句名言：

　　　　　　　　　　　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

　　　　　　　　　　　弗朗西斯·培根①：《随笔》，58

　　①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八篇短文组成的《随笔》。

　　1929年6月上旬，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在伦敦给卢辛其公主看看蒲柏①翻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公主买了下来；接书时，同他交谈了几句。据说他是个干瘦憔悴的人，灰胡子，灰眼睛，面部线条特别模糊。他流利自如地说几种语言；说法语时很快会转成英语，又转成叫人捉摸不透的萨洛尼卡的西班牙语和澳门的葡萄牙语。10月份，公主听宙斯号轮船的一个乘客说，卡塔菲勒斯回伊兹密尔途中身死，葬在伊俄斯岛。《伊利亚特》最后一卷里发现了这份手稿。

　　①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曾翻译古希腊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1715一1720）和《奥德赛》（1725—1726）。

　　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夹有不少拉丁词语。现转载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变动。

　　　　　　　　　　　　　　　　　 一

　　据我记忆所及，我的艰辛是在百门之城底比斯开始的，那时候的皇帝是狄奥克莱西安诺①。我参加过最近的埃及战争，没有什么功勋，我是驻扎在红海之滨贝雷尼斯城的一个军团的执政官：热病和巫术撂倒了许多胸怀大志想驰骋沙场的人。毛里塔尼亚人被打败；反叛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永远成为废墟；被征服的亚历山大城苦苦哀求恺撒发发慈悲，但是没有用；不出一年，各军团纷纷传来捷报，然而我连战神的面都没有见过。这种欠缺使我伤心，也许是促使我投身可怕的广袤沙漠去寻找永生者的秘密城市的原因。

　　①狄奥克莱西安诺（245—313），古罗马皇帝，为抵御异族侵略，创建四头政制。303年受驸马怂恿迫害基督教，305年赴位。

　　刚才说过，我的艰辛是在底比斯的一座花园里开始的。那晚我内心斗争激烈，一宿没睡。天亮之前我就起来了，我的奴隶都还没有醒，月亮的颜色和无边的沙漠一样黄。一个疲惫不堪、浑身血迹的骑手从东方来近。离我身边几步路时，他翻身下马。他声音微弱干渴，用拉丁语问我城墙前面的河叫什么名字。我回说那是雨水汇成的埃及河。他悲哀地说，我寻找的是另一条河，使人们超脱死亡的秘密的河。他胸口淌着暗红的血。他告诉我，他家乡在恒河彼岸的一座山上，山里人说只要往西走到世界尽头，就能找到那条河水能使人永生的河流。他还说岸边是那座永生者的城市，有许多棱堡、阶梯剧场和寺庙。他在黎明前死去，但是我当即下了决心去找那座城市和河流。某些毛里塔尼亚俘虏在刽子手讯问时证实了骑手的说法；有的想起世界尽头的极乐净土，那里的人长生不老；有的想起帕克托勒斯河①起源的山岭，那里的居民都活一百年。我在罗马时曾同哲学家们探讨，他们认为延长人们的生命只是延长他们的痛苦，增加他们的死亡次数而已。我记不清楚当时我是不是相信永生者之城的传说：我一心只想找到它。格杜利亚总督弗拉维奥派了两百名士兵跟我去进行寻找，我再招募一些雇佣兵，他们说是认识途径，但最早开小差逃跑的也是他们。

　　①帕克托勒斯河，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的河流，河水夹带金沙，据说在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时停止出金。

　　后来发生的事情扭曲了记忆，我们最初几天的路程回想起来像是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我们从阿尔西诺埃城动身，进入炙热的沙漠。我们经过那些食蛇为生、没有语言的穴居人的国度，还经过群婚共妻、捕食狮子的加拉曼塔人和只崇拜地狱的奥其拉人集居的地方。我们艰苦万状地穿过黑沙沙漠，那里白天的温度高得无法忍受，只有趁夜间稍稍凉爽一点的时候才能行走。我打老远望见了阿特拉斯山；山坡上盛长清热解毒的大戟属植物，山顶上居住着凶猛粗野、生性淫荡的萨提尔人。我们都认为那些怪物出没的蛮荒之地不可能有一座名城。我们继续行进，因为后退是莫大的耻辱。有些大胆的人在月光下睡觉，结果得了热病；有些人喝了水槽里腐败的水，结果发疯死去。士兵开始私逃；不久又有哗变。我毫不犹豫采取严厉手段加以弹压。我秉公办事，但是一个白人队长警告我说，哗变的士兵为了替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伙伴报仇，阴谋杀我。我带着几名心腹士兵逃出宿营地。黑夜在沙丘起伏的沙漠里，我们走散了。一枝暗箭伤了我。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于长得难以忍受。我昏昏沉沉，松开缰绳，听凭我的坐骑自己择路。黎明时，远处出现了海市蜃楼，一片金字塔和高塔。我难以忍受地清晰地看到一座小型迷宫：中央有一坛子清水；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我的手几乎触摸到了，但是那些小径错综复杂，我知道在我到达之前我早就死了。

　　　　　　　　　　　　　　　　　 二

　　我终于挣脱那个梦魇时，发现自已被捆绑着躺在一个椭圆形的石墓穴里，墓穴不比普通坟墓大多少，是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浅浅挖出来的。墓壁湿润光滑，不像是人工斧凿，而像是时间打磨的。我感到胸口痛楚地搏动，口干舌焦。我抬起头，微弱地呼喊。山脚下有一条浊水小溪，流水被乱石沙砾所阻，迟缓得没有声息，岸那边（在落日或者初升的太阳的辉映下）赫然可见那座永生者的城市。我看到了城垣、拱门、山墙和广场：城基是一片岩石台地。山坡和山谷有百来个形状不一的墓穴，和我躺着的地方相仿。沙滩上有浅坑；赤身裸体、皮肤灰色、胡子蓬乱的人从这些浅坑和墓穴里出来。我觉得眼熟：他们属于穴居人的野蛮的种族，阿拉伯湾沿岸和埃塞俄比亚山洞多的是这种人；我知道他们不会说话，食蛇为生。

　　我干渴难忍，顾不得一切了。我估计自己离沙滩有三十英尺左右；我的手被反绑着，便闭上眼睛，身子一拱，滚下山去。我满是血污的脸埋在浊水里，像牲口那样饮水。在又一次失去知觉，陷入梦魇和谵妄之前，我无法解释地说了一句希腊文：塞列亚的特洛伊富人喝着埃塞波的黑水……

　　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日日夜夜。我浑身酸疼，无法回到洞穴藏身，没遮没盖地躺在荒沙滩上任凭月亮和太阳播弄我不幸的命运。那些愚昧野蛮的穴居人让我自生自灭。我求他们把我杀了，但他们不理睬。一天，我在一块尖利的石块上蹭断了绑手的绳索。另一天，我总算能起立，我，罗马军团之一的执政官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总算能乞讨或者偷窃一份难以下咽的蛇肉。

　　我渴望看到永生的人，接触那超凡的城市，几乎整宿不睡。穴居人仿佛猜到我的心思，也不睡觉：起初我以为他们是监视我；后来发现他们是受了我躁动的感染，正如狗那样互相感染。我选择了傍晚人最多的时候离开那个野蛮的村落，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洞穴和坑里出来，视而不见地望着西方。我大声祷告，倒不是求神保佑，而是用发音的语言震慑那个部落。我涉水渡过沙洲阻滞的小溪，朝城市走去。两三个人懵懵懂懂地跟着我。他们同这一种族其余的人一样，身材矮小；可憎而不可怕。我绕过几个像是采石场的、形状不整齐的洼地；城市的壮丽使我眼花缭乱，因此我觉得它距离不远。午夜时分，我踩到巍峨的城墙映到黄沙上的黑影。神圣的敬畏之感使我停住脚步。新奇的事物和沙漠对人深痛恶绝，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个穴居人居然一直追随着我。我闭上眼睛，坐等天明。

　　先前说过，城市建筑在一块岩石的台地上。台地像是悬崖绝壁，和城墙一样难于攀登。我的努力全属徒劳：黑色的基础没有落脚之处，浑然一体的城墙找不到一扇门。白天的酷热使我不得不躲在一个洞里；洞底有口干井，井里有梯级通向深不可测的黑暗。我顺着梯级下去；经过一串肮脏杂乱的巷道，来到一个幽暗得几乎看不清的圆形的大房间。这个地下室有九扇门；八扇通向一个骗人的迷宫，最终仍回到原来的房间；第九扇（经过另一个迷宫）通向第二个圆形房间，和第一个一模一样。我不清楚房间总数有多少；越是着急越是摸不到正路，房间也越来越多。四周一片怀有敌意的寂静；那些深邃的石头迷宫里只有来处不明的地下风的声息；一缕缕生锈的水悄悄地渗进岩缝。我逐渐适应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下世界；我觉得除了门开九扇的圆形地下室和岔分两支的长形地下室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东西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下走了多久；只知道有一次回顾往事时把那个野蛮人的村落和自己的家乡搞混了。

　　巷道尽头，一堵意料不到的墙拦住我的去路，遥远有光线泻到我头上。我抬起眩晕的眼睛，只见极高极高的地方有一圈蓝得发紫的天空。墙上有金属的梯级。我尽管疲惫不堪，还是爬了上去，只是偶尔停一会儿，幸福地啜泣几下。我看到了建筑物的柱头和半圆饰，三角形的山墙和拱顶，宏伟的花岗石和大理石雕塑。这样，我从错综复杂、昏昏沉沉的迷宫的领域里升上光辉灿烂的永生者的城市。

　　我从地下来到一个小广场似的地方；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个院子。院子四周是连成一体的建筑，但建筑的组成部分形状各异，高低不一，还有各式各样的穹隆和柱子。这一难以想像的建筑最使我感到惊异的特点是它的古老。我觉得它早于人类，早于地球的形成。这种明显的古老式样（尽管看来有些可怕），依我看，不愧是永生的工匠的手艺。我在这座盘错的宫殿里摸索，最初小心翼翼，后来无动于衷，最后弄得我恼火极了。（我事后发现阶梯的长度和高度是变化不定的，这才明白为什么走得特别累。）这座宫殿是神建造的，开始时我这么想。我察看了那些无人居住的地方，纠正了自己的想法：建造宫殿的神已经死了。我注意到宫殿的奇特之处，又说：建造宫殿的神准是疯子。我很清楚，讲这话时，我带着不可理解的、近乎内疚的责怪情绪，理性的恐怖多于感性的害怕。除了极其古老之外，它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无止，难以容忍，复杂得到了荒唐的程度。我进过迷宫，但是这座清晰的永生者之城吓倒了我，叫我反感。营造迷宫为的是迷惑人们；它的富于对称的建筑服从于这个目的。我还没有全部察看的宫殿建筑却没有目的。到处是此路不通的走廊、高不可及的窗户、通向斗室或者桔井的华丽的门户、梯级和扶手朝下反装的难以置信的楼梯。另一些梯级凌空装在壮观的墙上，在穹隆迷蒙的顶端转了两三圈之后突然中断，不通向任何地方。我不知道我举的这些例子是不是夸张；只知道多年来它们经常在我恶梦中出现；我已经记不清哪一个特点确有其物，哪一个是夜间乱梦的记忆。我想，这个城市太可怕了，尽管坐落在秘密的沙漠之中，它的存在和保持会污染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危及别的星球。只要它保存一天，世界上谁都不会勇敢幸福。我不想描述它；一堆杂七杂八的字句，一只老虎或者一头公牛的躯体，牙齿、器官和脑袋可怕地糜集在一起，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也许是那座城市的相似的形象。

　　我记不起回去的过程了，记不起怎么经过一处又一处的灰蒙蒙的潮湿的地下建筑。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胆战心惊，唯恐走出最后一个迷宫时发现周围又是那座令人作呕的永生者的城市。别的我都记不清了。这种无法挽回的遗忘也许是自找的；也许我逃避时的情景如此令人不快，即使某天偶尔想起，我也发誓要把它忘怀。

　　　　　　　　　　　　　　　　　 三

　细心的读者看了我艰苦历程的故事后，也许还记得那个像狗一样追随我到城墙黑影下的穴居部落的人。我走出最后一个地下室时，发现他在洞口。他伏在沙地上，笨拙地画着一行符号，随即又抹掉，仿佛是梦中见到的字母，刚要看懂时又混淆在一起。起先，我认为这是一种野人的文字；接着又认为连话都不会说的人怎么会有文字。再说，那些符号没有两个是相同的，这就排除了，或者大大地减少了象征的可能性。那人画着，端详着，又加以修改。接着，他仿佛对这游戏感到厌倦，用手掌和前臂把符号统统抹掉。他瞅着我，没有显出认识我的神情。但是，我感到莫大的宽慰（或者说我的孤独感是如此巨大可怕），我认为那个在洞口地上瞅着我的原始的穴居人是在等我。太阳炙烤着大地；我们等到星辰出现，踏上回村落的路途时，脚底的沙砾还很烫。穴居人走在我前面；那晚我有了一个主意：教他辨认，或者重复几个字。我想，狗和马能辨认字音，罗马十二皇帝的歌鸲能重复学舌。人的理解力再低，总能超过非理性动物。

　　穴居人的卑微可怜的模样使我想起奥德赛那条老得快死的狗阿尔戈，我便给他起名为阿尔戈，并且试图教他。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意志、严格和固执都不起作用。他毫无动静，目光呆滞，不像是理解我反复教他的语音。他离我只有几步，但像是隔得老远老远。他伏在沙地上，仿佛一具倒塌的人面狮身小石像，听任天空从黎明到黄昏在他上面移动。我判断他不可能不领会我的意图。我想起埃塞俄比亚人普遍认为猴子为了不让人强迫他们做工，故意不说话，便把阿尔戈的沉默归因于多疑和恐惧。这个想法又引起别的更为古怪的念头。我想，阿尔戈和我所处的宇宙是不同的；我们的概念虽然相同，但是阿尔戈用别的方式加以组合，把它们构成别的客体；我想，对他来说，也许没有客体可言，有的只是一系列使他眼花缭乱的短暂的印象。我想到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时间的世界；我考虑是否可能有一种没有名词的语言，一种只有无人称动词和无词形变化的性质形容词的语言。日子和岁月就这样逝去，但是一天早晨发生了近乎幸福的事。下雨了，缓慢有力的雨。

　　沙漠的夜晚有时很冷，不过那一晚热得像火。我梦到塞萨利①的一条河流（我在它的水里抓到过一条金鱼）来救我；我在红沙黑石上听到它滔滔而来；凉爽的空气和嘈杂的雨声把我弄醒。我光着身子去迎雨。夜晚即将消逝；在黄色的云下，穴居人种族像我一样高兴，欣喜若狂地迎着倾盆大雨。他们像是走火入魔的哥利本僧侣。阿尔戈两眼直瞪着天空，发出哼哼呻吟；他脸上哗哗地淌水；我后来知道那不仅是雨水，还有泪水。阿尔戈，我大声喊他，阿尔戈。

　　①塞萨利，古希腊的地区名。

　　那时，他缓缓露出惊异的神情，仿佛找到一件失去并忘怀多时的东西，含糊不清地说：阿尔戈，尤利西斯的狗。接着，仍旧不看着我说：扔在粪堆里的狗。

　　我们轻易地接受了现实，也许因为我们直觉感到什么都不是真实的。我问他对奥德赛还有何了解。也许希腊语对他比较困难；我不得不把问题重说一遍。

　　他说：很少。比最差的游唱歌手还少。我最初创作奥德赛以来，已经过了一千一百年。

　　　　　　　　　　　　　　　　　 四

　　那天，一切都明朗了。穴居人就是永生者；那条多沙的小溪就是骑手寻找的河流。至于那座名声在外、已经传到恒河的城市，永生者们早在九个世纪前已经摧毁。他们用废墟的残砖断瓦在原先的地点盖起我察看过的那座荒唐的城市：像是戏谑的模仿或者老城的反面，也是奉献给那些操纵世界的非理性神道的寺庙，关于那些神道我们一无所知，只晓得他们同人毫无共同之处。那座建筑是永生者屈尊俯就的最后一个象征；标志着永生者认为一切努力均属徒劳，决定生活在思考和纯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他们建立了城市，把它抛在脑后，然后去住在洞穴里。他们冥思苦想，几乎不理会物质世界的存在。

　　像是同小孩说话一样，荷马向我叙说了这些事。他还把他晚年和最后一次航行的情况讲给我听，他远航的目的和尤利西斯一样，是要寻找那些从未见过海洋、没有吃过加盐调味的肉、不知道桨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永生者之城住了一个世纪。城市被摧毁后，他建议另建一座。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惊讶；谁都知道，他歌唱了特洛伊战争以后，又歌唱了蛙鼠之战。他像是先创造宇宙又制造混乱的神。

　　永生是无足轻重的；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生物都能永生，因为它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永生的意识是神明、可怕、莫测高深。我注意到尽管有种种宗教，这种信念却少之又少。古以色列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信永生之说，但是他们对第一世纪的崇敬证明他们只相信第一世纪，而把其余所有无穷无尽的年代用来对第一世纪进行褒贬。我认为印度斯坦某些宗教的轮回之说比较合理；那个轮子无始无终，每一生都是前生结出的果，种出后生的因，都不能决定全过程……永生者的共和国经过几世纪的熏陶，已经取得完美的容忍，甚至蔑视。它知道，在无限的期限里，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善行，所有的人会得到一切应有的善报，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劣迹，也会得到一切应有的恶报。正如赌博一样，奇数和偶数有趋于平衡的倾向，智与愚、贤与不肖也互相抵消，互相纠正，淳朴的熙德之歌也许是牧歌中的一个形容词或者赫拉克利特一行诗句所要求的抵消①。转瞬即逝的思想从一幅无形的图画得到启发，可以开创一种隐秘的形式或者以它为终极。我知道有些人作恶多端，为的是在未来的世纪中得到好处，或者已经在过去的世纪里得到了好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但也是无关紧要的。没有道德或精神价值可言。荷马创作了《奥德赛》；有了无限的时期，无限的情况和变化，不创作《奥德赛》是不可能的事。谁都不成其为谁，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正如科尔纳里奥·阿格里巴②那样，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

　　①牧歌是歌颂大自然，描写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的抒情诗，最早使用这种体裁的是古希腊诗人特奥克里托（前310—前250？），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有《牧歌集》、《农事诗》和史诗《埃涅阿斯纪》等诗作。《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中最古老的英雄史诗，约成于1140年。

　　②阿格里巴（1486—1535），德国哲学家，炼金术士。

　　永生者普遍受到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世界观的影响。首先，这种世界观使他们失去了怜悯之心。我提到小溪对岸的废弃的采石场；一个人从高处滚到坑底，口干舌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过了七十年之后才扔下一根绳索。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关心。对他们来说，身体像是一头驯顺的家畜，每个月只要赏赐它几小时睡眠、一点水和一块碎肉就够了。当然、别人是不想把我们沦为苦行僧的。没有比思考更复杂的享受了，因此我们乐此不疲。有时候，某种异乎寻常的刺激把我们带回物质世界。比如说，那天早上雨水唤起的古老的基本的欢乐。那种时刻很少很少；永生者都能达到绝对的平静；我记得我从没有见到一个永生者站立过；一只鸟在他怀里筑了窝。

　　根据万事互为补偿的理论，有一条推断理论价值不高，但在10世纪初叶或末叶促使我们分布到世界各地。推断包含在这句话里：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河流的数目并不是无限的；永生的旅人走遍世界总有一天能喝遍所有的河水。我们便决定去找那条河。

　　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张脸庞都会像梦中所见那样模糊消失。在凡夫俗子中间，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与此相反，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荷马和我在丹吉尔城门①分手；我认为我们没有互相道别。

　　①丹吉尔，摩洛哥港口城市。

　　　　　　　　　　　　　　　　　 五

　　我走遍新的王国和帝国。1066年秋季，我参加了斯坦福桥之役，我记不清自己是在哈罗德还是在那个不幸的哈拉德·哈德拉达的部下，哈罗德就在那一年战死，哈拉德占据了六英尺或者稍多一点的英国土地①。伊斯兰教历7世纪时，我在布拉克城郊端端正正地誊写了水手辛巴德②的七次航行和青铜城市的故事，当时用什么文字写的我已忘记，那些字母也不认识了。在萨马尔坎达一所监狱的院子里，我老是下棋消遣。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我干占星的行当。1638年，我到了科洛茨瓦尔，然后又去莱比锡。1714年，我在阿伯了订购了蒲柏翻译的六卷本《伊利亚特》，爱不释手。1729年，我和一位大概姓贾巴蒂斯塔的修辞学教授讨论那部史诗的起源；我觉得他的论点难以驳倒。1921年10月4日，我乘坐的驶往孟买的帕特那号轮船在红海一个港口停泊③。我下了船；想起了悠久岁月前也在红海之滨的早上的情景；当时我是罗马的执政官，热病、巫术和闲散耗损了士兵们。

　　①哈罗德，指英国国王哈罗德二世（1022—1066），于1066年10月14日哈斯丁斯一役败于诺曼底公爵威廉，战死沙场。哈拉德，9至12世纪丹麦、瑞典、挪威几个国王的名字。

　　②水手辛巴德，《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③此处原稿有涂抹；也许是删去了港口的名字。——原编者注

　　我在郊外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出于习惯，我尝了尝河水。爬上陡峭的河岸时，一棵多刺的树划破了我的手背。痛得异乎寻常。我悄悄地看伤口缓缓渗出一滴血，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

　　……一年之后，我重新检查了这些底槁。我发现内容与事实相符，但是前面几章，以及其他几章的某些段落，有点虚假。这也许是由于滥用细节刻画的原因，我从诗人那里学来这种手法，以至把什么都染上虚假的色彩，事实固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但是记忆里却不会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人们认为难以置信，我将写出来。

　　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第一章里，骑手想知道底比斯城墙外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弗拉米尼奥·鲁福先前给那个城市加了一个“百柱”的形容词，说河名叫埃及；这些话都不像是出自鲁福，而应出自荷马之口，荷马在《伊利亚特》里明确提到百柱之城底比斯，在《奥德赛》里借普罗特奥和尤利西斯之口总是把尼罗河叫做埃及河。第二章里，罗马人喝永生之河的水时，用希腊文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出自荷马笔下，在著名的船舶名单的结尾处可以找到。随后，在那座叫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鲁福谈到“近乎内疚的责怪”；这也是荷马的话，他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场景。这些异常现象使我感到不安，另一些属于美学范畴，使我有可能披露真实。最后一章可以看到；那上面说我参加了斯坦福桥战役，我在布拉克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航行，我在阿伯丁订购了蒲柏译的英文版《伊利亚特》。此外还有：“我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干占星的行当。”这些自白一句不假；重要的是把它们突出了。第一句似乎很适合一个军人的身份，可是接着又说明讲故事的人不仅仅关心打仗，而更关心人们的命运。后面的话更奇特了。一个隐秘的基本原因使我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它凄楚感人。它出自罗马人弗拉米尼奥·鲁福并不凄楚。出自荷马之口情况就不同了；稀罕的是荷马在13世纪誊写另一个尤利西斯，也就是辛巴德的历险记，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一个北方王国看到用一种不开化的文字写他的《伊利亚特》。至于那段以比卡尼尔名义说的话，显然是一个渴望卖弄辞藻的文人（正如船舶清单的作者）杜撰的①。

　　①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巴托认为同古董商卡塔菲勒斯讨论《伊利亚特》作者是谁的“贾巴蒂斯塔”是贾巴蒂斯塔·维柯；维柯坚信荷马是象征性人物，和普路托、阿基里斯相同。——原注

　　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毫不奇怪，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我曾是荷马；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

　　1950年后记：前文发表后引起一些评论，其中最奇怪但并非最谦和的是一篇用《圣经》典故题名为“百色衣”的文章（曼彻斯特，1948年），出自内厄姆·科尔多韦罗博士执拗无比之笔。文章有百余页。提到了希腊和下拉丁语系国家的诗文摘编，提到了借用塞内加的片断评价同时代作家的本·琼森，提到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福音》、乔治·莫尔和艾略特的虚假，最后还提到那篇“伪托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叙说的故事”。他指出第一章插进了普林尼的话（《自然史》第五章第八节）；第二章有托马斯·德·昆西（《著作集》第三卷第四百三十九页）；第三章有笛卡特致比埃尔·夏努大使信里的话；第四章有萧伯纳（《回归梅杜塞拉》第五幕）。他根据这些插入，或者剽窃，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

　　依我看，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卡塔菲勒斯写道：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

　　　　　　　　　　　　　　　　　　　 献给塞西莉亚·因赫涅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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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底游鱼

　　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居民，一个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投身巴西边境骑手纵横的荒漠，妄想成为走私贩子的头目，这种事情似乎注定是不可能的，我要向有此见解的人叙说本哈明·奥塔洛拉的遭遇：他出生在巴尔伐纳拉区，当地的人对他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他死于南里奥格朗德一带，饮弹毙命，咎由自取。我不了解他冒险经历的细节；以后如果有了新的材料，当再作修正和补充。这个概略目前也许有用。

　　1891年，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前额狭窄，浅色的眼睛显得很坦率，性格却像巴斯克人那样横暴；在一次斗殴中，他侥幸刺中对手，便认为自己是条好汉；对方的死亡迫使他必须立即逃出共和国，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感到不安。本区的把头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乌拉圭一个名叫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人。他上了船，一路颠连劳顿；第二天，他踯躅在蒙得维的亚街头，心情抑郁，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他打听不到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下落；快到半夜时，他在作坊街一家杂货铺里喝问酒，一帮赶牲口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拔出了明晃晃的刀子；奥塔洛拉不知道哪一边有理，但是危险的乐趣吸引了他，正如纸牌赌博或音乐吸引别人那样。混战中，有个雇工握着匕首想偷袭一个戴深色帽子、披斗篷的人，被他挡住。这个人就是阿塞韦多·班德拉。（奥塔洛拉知道后撕掉了介绍信，因为他想以自己的功劳作为进身之阶。）阿塞韦多·班德拉尽管长得壮实，却使人错误地觉得他有些佝偻；他面目老是不舒展，揉合着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征；他的神态既像猿猴又像老虎；横贯他脸上的一道伤疤仿佛粗硬的黑胡子，添了一点装饰。

　　那次争吵本来就由烧酒引起，酒上了头闹一点误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奥塔洛拉和赶牲口的人一起喝了酒，然后陪他们去胡闹了一番，最后日上三竿，一起回到老城一座破旧的大房于。在最深一进的院子里，那帮人把鞍鞴铺在泥地上，躺下就睡。奥塔洛拉暗自把那天晚上同前一晚相比；如今他交上一帮朋友，踏实多了。使他稍微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居然不怀念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一直睡到晚祷时分，先前那个喝得醉醺醺、想用匕首捅班德拉的雇工叫醒了他。（奥塔洛拉记起那人和大家一起胡闹作乐，班德拉让他坐在自己右边，不停地怂恿他喝。）那人对他说老板要找他。在一间面朝门厅的像是办公室的屋子里（奥塔洛拉从未见过带边门的门厅），阿塞韦多·班德拉和一个白皮肤、红头发、神情骄矜的女人在等他。班德拉夸了他几句，请他喝了一杯烧酒，说他是好样的，问他愿不愿意同大伙一起去北方赶一批牲口。奥塔洛拉接受了；天蒙蒙亮时上了路，直奔塔夸伦博。

　　于是奥塔洛拉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早晨是辽阔的原野，白天有马的气息。对他来说，那是崭新的、有时甚至是酷烈的生活，但他的血液里早已带有这种生活的倾向，因为正如别的民族崇拜和预感到海洋一样，我们（也是引进这种象征的人）向往在马蹄下发出回响的无边无际的平原。奥塔洛拉本来就在车把式和赶牛人集居的地区成长；不到一年已经成了高乔。他学会驯马，把牛群拢在一起，用套索套住牲口，甩出流星绊索绊倒牛只，还学会熬夜，顶住风暴、严寒和酷热，用口哨和呼喊催赶牛群。

　　在学习期间，他只见过阿塞韦多·班德拉一次，但一直念念不忘，因为能成为班德拉手下的人就能受到尊重和畏惧，因为高乔们都说在需要拿出男子汉气概的事情上，谁都比不上班德拉。有人认为班德拉出生在夸雷姆岛①以北的南里奥格朗德；这种说法听来好像是贬低班德拉，其实是夸他熟悉浓密的森林、沼泽地和无法进入的、几乎没有尽头的蛮荒地带。奥塔洛拉逐渐了解班德拉的买卖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走私。赶牲口只是佣仆的工作；奥塔洛拉打算升为走私贩子。某晚，两个伙伴要越过边境运一些烧酒回来；奥塔洛拉故意向其中之一挑衅，伤了他，取而代之。激励他的是向上爬的野心和一种可疑的效忠感。他的想法是，我要让头头知道，他手下的乌拉圭人统统加起来还抵不上我一个。

　　①夸雷姆，乌拉圭和巴西边境河流中的岛屿。

　　又过了一年，奥塔洛拉才回到蒙得维的亚。那帮人在岸边和城里闲逛（奥塔洛拉觉得这个城市真大）；到了老板的房于；把鞍鞴铺在最深一进的院子里。过了好几天，奥塔洛拉还没有见到班德拉的面。伙伴们担心地说他病了；一个混血儿经常端了开水壶和马黛茶上楼去他的卧室。一天下午，吩咐奥塔洛拉干这件差事。他隐隐觉得受了屈辱，但也有点高兴。

　　卧室破旧幽暗。有一个朝西的阳台，一张长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长鞭短鞭、腰带、闪亮的枪支和匕首，远处有一面镜子，玻璃已经模糊了。班德拉仰面躺着；他在睡眠中呻吟哼哼。这场病是最近在毒辣的阳光下过度曝晒引起的。铺着白床单的大床把他衬托得又小又黑；奥塔洛拉注意到他的白发、疲惫、懒散和岁月造成的损害。那老家伙居然统管着这许多人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他想只要一拳就能结果老头的性命。这时候，他从镜子里看到有人进来。是那个红头发的女人；她穿着内衣，光着脚，冷冷地打量着他。班德拉在床上半坐半躺；一面谈帮里的活动情况，喝马黛茶，一面用手指玩弄那女人的发辫。最后，他让奥塔洛拉离开。

　　几天后，他们奉命去北方，到了一个荒僻的庄园，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任何庄园都是这般凄凉：周围没有添些凉意的树木和小溪，太阳从早到晚直勾勾地晒着。瘦得可怜的牛群关在石砌的牲口圈里。这个可怜的场所叫牵牛花庄园。

　　雇工们围坐聊天时，奥塔洛拉听说班德拉不久就要从蒙得维的亚来到。他问为什么；回答是有个外来的二把刀高乔野心勃勃，管得太宽了。奥塔洛拉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但这个玩笑很可能成为现实，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后来，他又听说班德拉得罪了一个政界要人，那人不再支持班德拉了。这个消息也使他高兴。

　　陆续运来一箱箱的长枪、女人房间里用的银水罐和银脸盆、精致的锦缎窗帘。一天早晨，山那边还来了一个阴沉的骑手，胡子浓密，披着斗篷。他名叫乌尔比亚诺·苏亚雷斯，是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保镖。他很少说话，带巴西口音。奥塔洛拉不清楚他的沉默寡言是出于敌意、蔑视，还是单纯的粗野。但他明白，为了实现他策划的阴谋，必须赢得这个人的好感。

　　一匹骅骝后来闯进了本哈明·奥塔洛拉的命运。那是阿塞韦多·班德拉从南方带来的骏马，毛色火红，黑鬃黑尾，镶银的马具精光锃亮，鞍鞴用虎皮镶边。这匹漂亮的坐骑是老板权威的象征，因此小伙子想占为己有，他甚至带着怨恨的欲望想占有那个头发红得发亮的女人。女人、马具和骅骝是他想望毁掉的那个男人的属性或者形容词。

　　故事到这里变得复杂深奥了。阿塞韦多·班德拉老奸巨猾，善于渐进地施加压力威胁，真话和玩笑交替使用，屈辱和他说话的人；奥塔洛拉决定用这种模棱两可的办法实现他的艰巨计划。他决心一步步地取代阿塞韦多·班德拉。在共患难的危险任务中，他赢得了苏亚雷斯的友谊。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苏亚雷斯答应给予支持。此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略有所闻。奥塔洛拉对班德拉不再唯命是从，他对班德拉的命令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更改，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大势所趋仿佛对他的阴谋有利，加速了事态的发展。一天中午，他们在塔夸伦博和里奥格朗德那边的人发生了枪战；奥塔洛拉篡夺了班德拉的地位，向乌拉圭人发号施令。他肩膀给一颗子弹穿过，但是那天下午奥塔洛拉骑着头头的枣红马回牵牛花庄园，那天下午他的血滴在虎皮鞍鞴上，那天晚上他同红头发的女人睡了觉。别的说法对事件的先后次序有所变动，并且否认是一天之内发生的。

　　尽管如此，班德拉一直是名义上的头目。他照旧发号施令，只是没有被执行；本哈明·奥塔洛拉出于习惯和怜悯没有碰他。

　　故事的最后一场是1894年除夕的骚乱。那一晚，牵牛花庄园的人吃新宰的羊，喝烈性烧酒。有人没完没了地用吉他弹米隆加曲调。奥塔洛拉坐在桌子上首，喝得醉醺醺的，不停地起哄要笑：那个使人头晕目眩的巅峰是他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象征。在大叫大嚷的人们中间，班德拉默不作声，等着喧闹的夜晚过去。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他像是记起该办什么事似的站起身。他站起身，轻轻敲那女人的房门。女人似乎在等召唤，立即开了门。她光着脚，衣服还没有穿整齐。老板拖腔拿调地吩咐她说；

　　“你同那个城里人既然这么相好，现在就当着大伙的面亲亲他。”

　　他还加了一个粗野的条件。女人想拒绝，但两个男人上前拽住她的手臂，把她按在奥塔洛拉身上。她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吻了他的脸和胸膛。苏亚雷斯已经掏出手枪。奥塔洛拉临死前忽然明白：从第一天起，这帮人就出卖了他，把他判了死刑，让他得到女人、地位和胜利，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死人一个，因为在班德拉眼里，他早就是釜底游鱼。

　　苏亚雷斯带着几近轻蔑的神情开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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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

　　匈奴人夷平花园，践踏圣杯和祭坛，骑着马闯进修道院的藏书室，撕毁他们看不懂的书籍，骂骂咧咧地付之一炬，唯恐那些文字里隐藏着对他们的神——半月形的钢刀——的亵渎。他们焚烧羊皮纸和手抄本，但是火堆中央的灰烬里一本《上帝的公民》的第十二卷却安然无恙，书里说的是柏拉图在雅典讲学时宣称，许多世纪之后一切事物都会恢复原状，而他仍会在雅典面对同样的听众重新宣讲这一学说。那本没有烧毁的书受到特殊尊重，那个遥远的省份里一再阅读它的人却忘了作者之所以宣布这一学说只是为了更好地反驳它。一个世纪以后，阿基莱亚①的副主教奥雷利亚诺听说多瑙河畔有个最新的“单调”教派（也叫“环形”派）宣称历史是个圆圈，天下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一切将来还会发生。在山区，轮子和蛇已经取代了十字架。大家湍惴不安，但听说那位以一篇论上帝的第七属性的文章而著名的胡安·德·帕诺尼亚要出面驳斥如此可恶的异端邪说而又感到宽慰。

　　①阿基莱亚，意大利古城，公元452年被匈奴国王阿蒂拉的入侵军队摧毁。

　　这些消息，特别是后面一条，使奥雷利亚诺感到遗憾。他知道凡是神学方面的新鲜事物都要冒一定风险；随后又想，时间循环之说过于出格，过于耸人听闻，因而风险更大。（我们应该害怕的是那些可能和正统混淆的异端邪说。）然而，更使他痛心的是胡安·德·帕诺尼亚的干预——或者说侵犯。两年前，此人就以废话连篇的《论上帝的第七状态或永恒》篡夺了奥雷利亚诺专门研究的课题；如今，时间的问题仿佛也成了他的领域，他要出头来匡正那些环形派的论点，而他运用的也许是普罗库斯托①的论点，比蛇毒更可怕的解毒药……那天晚上，奥雷利亚诺翻阅了普鲁塔克有关中止神喻的古老的对话录；看到第二十九段有嘲笑斯多噶派的文字，那些禁欲主义者主张世界无限循环，有无限的太阳、月亮、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狄安娜和海神波塞冬。他觉得这一发现是有利的预兆；决定抢在胡安·德·帕诺尼亚前面，驳斥轮于派的异端邪说。

　　①普罗库斯托，古希腊阿蒂卡地区杀人越货的强盗。

　　有人追求女人的爱情，是为了把她抛在脑后，不再去想她；奥雷利亚诺的情况相似，他之所以要胜过胡安·德·帕诺尼亚，是为了平息怨恨，而不是为了整帕诺尼亚。只要着手工作，进行演绎推理，发明一些辱骂的话，运用“否则”、“然而”、“绝对不”等词，就可以心平气和，忘掉怨恨。于是，他营造了大量盘根错节的句子，设置了重重插入句的障碍，粗枝大叶和语法错误似乎成了蔑视的形式。他把语音重复作为工具。他预料胡安会以先知般的庄严怒斥环形派；为了与胡安不同，他采用了嘲弄的方式。奥古斯丁①曾经写道：耶稣是把不敬神的人从环形迷宫里引出来的一条笔直的路；奥雷利亚诺不厌其烦地把那些人比作伊克西翁②，比作普罗米修斯的不断长出又被鹰啄食的肝脏，比作西西弗斯③，比作那个看到两个太阳的底比斯国王，比作说话结巴，比作鹦鹉学舌，比作镜子，比作回声，比作拉磨的骡子，比作长着两个角的三段论法。（异教的讽嘲对象仍然存在，不过降为装饰品罢了。）如同一切拥有藏书的人那样，奥雷利亚诺觉得不把所有的书看完总有点内疚；这场论战让他看了许多似乎在责怪他疏忽的书籍。于是，他琢磨了奥里赫内斯④的作品《论起源》中的一段话，其中否定了以色加略人犹大会再出卖主耶稣，否定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观看司提反的殉道，还琢磨了西塞罗写的关于柏拉图学说的绪论，其中嘲笑了那些梦见西塞罗和罗马大将卢库洛谈话时，无数别的卢库洛和别的西塞罗在无数一模一样的别的世界里说着完全相同的话。此外，他搬出普鲁塔克的话来攻击单调派，说那种认为自然之光对于偶像崇拜者比上帝的话更有价值的论点，令人无法容忍。他埋头看了九天，第十天，有人给他送来一份胡安·德·帕诺尼亚批驳文章的抄本。

　　①奥古斯丁（354—430），古代努米迪亚基督教主教，著有《忏悔录》等大量神学著作。

　　②伊克西翁，希腊神话中拉比索斯国王，自比雷神，被打入地狱后不停地转动火轮。

　　③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国王，生前贪婪，死后被罚推巨石上山，登顶后巨石滚下，继续推上，永不停息。

　　④奥里赫内斯，生于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及《圣经》诠释家，诠释《圣经》时过多运用比喻，难免陷入异端。

　　文章短得几乎可笑；奥雷利亚诺轻蔑地看看，随后却害怕了。第一部分诠释了《希伯来书》第九章最后的经段，其中说耶稣从创世以来并未多次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第二部分援引了《圣经》中不可效法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的训诫（《马太福音》六章七节），以及普林尼著作第七卷里认为漫长的宇宙中没有两张相同的脸的那段话。胡安·德·帕诺尼亚宣称漫长的宇宙中也没有两个相同的灵魂，最卑鄙的罪人和耶稣为他付出的鲜血一样宝贵。帕诺尼亚断言一个人的作为比九重天加在一起还重，误信这种作为消失后会重新出现显然过于轻率。时间不能使失去的再生，只能在永恒中享受天国的荣耀或者遭受地狱之火的煎熬。那篇文章清晰全面；不像是出自一个具体的人之手，而是由任何一个人或者所有的人撰写的。

　　奥雷利亚诺感到一种几乎是肉体的屈辱。他想销毁或者重写自己的文章；随后又带着不服气的诚实心态，一字不改地寄到罗马。几个月后，召开贝尔加莫教务会议时，负责批判单调派错误的神学家却是胡安·德·帕诺尼亚（那也在意料之中）；他的引经据典而有分寸的批判足以导致异端头子欧福博被判火刑处死。欧福博说：这种事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你们燃起的不是一堆火，而是一座火的迷宫。如果你们把我这样的人统统处以火刑，地球上容纳不下这许多火堆，火光烛天，会刺得天使们睁不开眼睛。接着他叫嚷起来，因为火焰烧到了他身上。

　　轮子在十字架前面倒下了①，但是奥雷利亚诺和胡安的隐蔽争斗仍在进行。两人身在同一阵营，希望得到同样的奖赏，向同一个敌人开战，但是奥雷利亚诺写的每一个字都含有胜过胡安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斗争是无形的。如果那些大量的索引翔实可靠，米涅②的《先哲研究论文集》所收的奥雷利亚诺的许多卷帙一次也没有提到另一人的姓名。（至于胡安的著作，只留下二十个字。）他们两人都不赞成君士坦丁堡第二次教务会议决定的谴责；两人都打击那些否认圣子天生的阿里奥派③；两人都证实科斯马斯的《基督教地形学》的正统性，那本书声称地球和希伯来人的约柜一样是方形的。不幸的是，由于地球出了四个角，异端邪说又泛滥成灾。它起源于埃及或亚洲（证词不一致，布塞特不愿接受哈纳克的道理），蔓延到东方各省，马其顿、迦太基和特里尔都盖起了庙宇。仿佛到处都一样；据说不列塔尼亚教区里的十字架颠倒了过来，塞萨勒亚的主耶稣像已为镜子所取代。镜子和古希腊银币成了新分裂派的标志。

　　①古代北欧的十字架上，这两种敌对的标志交织共存。——原注

　　②米涅（1800—1857），法国出版商，专门出版宗教书籍和神甫著作。

　　③阿里奥（256？—336），希腊思想家，反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被斥为异端。

　　历史上，他们有许多名称（镜子派，深渊派，该隐派），但最为人知的是演员派，这是奥雷利亚诺给他们起的名称，他们大胆地采用了。在弗里吉亚和达达尼亚，他们被称作表象派。胡安·达马斯森诺管他们叫做形式派；那段话遭到厄斐奥德的驳斥也就不难明白了。研究异端邪说的学者们提到他们骇人听闻的风俗习惯时无不目瞪口呆。许多演员派奉行禁欲主义；有一些，例如奥里赫内斯，把自己弄成伤残；另一些在地下阴沟里栖身；还有的自己剜掉眼珠；再有一些（尼特里亚的纳布科多诺索派）“像牛一样吃草，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他们往往从禁欲苦行走向犯罪；某些团体容忍偷盗；另一些容忍谋杀；还有的容忍鸡奸、乱伦和兽奸。这些团体都是不敬神的；非但诋毁基督教的上帝，而且诋毁他们自己神殿里秘密的神只。他们阴谋策划了一些圣书，如今都已泯灭，使博学之士深为惋惜。托马斯·勃朗爵士在1685年前后写道：“时间磨灭了野心勃勃的演员派的福音，但没有磨灭抨击他们不敬神的辱骂。”厄斐奥德认为那些“辱骂”（保存在一本希腊手抄古籍里）正是那些泯灭的福音。假如我们不知道演员派的宇宙观，就很难理解这一点。

　　赫尔墨斯派深奥的书里说，下面的事物和上面的一样，上面的事物和下面的一样；索哈尔说，底层世界是上层世界的反映。演员派歪曲这个概念，作为他们学说的基础。一他们援引了《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和十一章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以便说明地下能影响天上，又援引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以便说明我们看到的一切全是虚假的。他们也许受到单调派的感染，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两个组成，真人则是在天上的另一个。他们还以为我们的行为投下颠倒的映像，我们清醒时，另一个在睡觉；我们淫乱时，另一个保持贞洁；我们偷盗时，另一个在慷慨施舍。我们死去后，就和另一个合而为一，成了他。（那种教义的某些余音还保留在勃洛伊的作品里。）别的演员派认为，数字组合的可能性全部枯竭之时，世界也就结束了；既然没有重复的可能，正直的人应该消除（作出）最卑鄙的行为，不让它们玷污未来，从而加速耶稣王国的降临。那篇文章遭到别的教派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应该在每一个人身上得到完成。极大多数，例如毕达哥拉斯，必须经过多次肉身轮回才能得到灵魂的解脱；另一些多变派“在仅有的一次生命中成为狮子、龙、野猪、水、树”。德莫斯特尼斯提到，俄耳甫斯神秘主义派的新门徒必须举行投身淤泥得到净化的仪式；多变派的情况相似，从罪恶中寻求净化。他们，例如卡波克拉底斯，懂得任何人“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九节），他们常常引用另一经段来蒙骗悔罪的人：“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们还说不做坏人是魔鬼的狂妄……演员派编造了形形式式的神话；有的宣扬禁欲主义，有的宣扬放荡，总的是制造混乱。贝雷尼斯的演员派特奥庞波否定了这些神话；他说每个人都是神为了感知世界而设计的一个器官。

　　奥雷利亚诺教区里的异端分子是那些断言时间不能容忍重复的人，而不是那些断言一切行为都在天上有所反映的人。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在递交罗马当局的一份报告里，奥雷利亚诺也提到了这点。接到报告的大主教是皇后的忏海神甫；谁都清楚这种苛求的职务不容他享受思辨神学的乐趣。他的秘书——以前是胡安·德·帕诺尼亚的合作者，现在已与之反目——在裁判异端邪说方面素有一丝不苟的名声；奥雷利亚诺加上一段有关演员派异端的陈述，如同赫努亚和阿基莱亚秘密集会上的发言那样。他写了几段话；正要涉及世上并无两个相同的瞬间的要害论点时，他的笔停住了。他找不到必要的措辞；如果把新学说的告诫（“你想看人眼没有看过的东西吗？看看月亮吧。你想听人耳没有听过的东西吗？听听鸟叫吧。你想摸摸人手没有摸过的东西吗？摸摸土地吧。我实际说的是上帝正要创造世界”）照抄下来，未免过于做作，隐喻也太多。他突然想起一段二十个字的话，便兴冲冲地写了下来；随即又有些不安，觉得像是别人的话。第二天，他记起多年前在胡安·德·帕诺尼亚写的《驳斥环形派》的文章里见过。他核对了原文，一点不错。他犹豫不决。更改或者删除那段话，会削弱陈述的力量；保留那段话，是剽窃他所憎恶的人的文章；说明出处，等于是检举。他祈求神助。次日拂晓，他的守护天使指点他一个折衷办法。奥雷利亚诺保留了那段话，但加了一个说明；异端分子为了搅乱信仰而信口雌黄，下面一段话是本世纪一位有大学问的人说的，此人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引咎自责之意。后来，担心的、期待的、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奥雷利亚诺不得不说出那个人是谁；胡安·德·帕诺尼亚被指控散布异端言论。

　　四个月后，阿文蒂诺的一个铁匠由于受到演员派的欺骗而产生幻觉，用一个大铁球镇住他小儿于的肩膀，好让儿子的灵魂飞升。孩子丧了命；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促使审理胡安的法官们采取无可非议的严厉态度。胡安不想承认错误；一再重复说，否定他的命题就是附和单调派的有危害的异端邪说。他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如今谈单调派就是谈早已被遗忘的东西。他带着近乎老年性的固执大量引用自己旧时论争文章里最精彩的句子；法官们根本听不进那些一度使他们心醉神迷的话。他非但不试图洗刷自己的演员派错误思想，反而竭力表明他遭到指控的命题绝对正统。他的命运取决于那些法官的判决，他却同他们争辩起来，并且把他们讥刺了一番，干下了最大的蠢事。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法官们在10月26日判他火刑处死。

　　执行死刑时，奥雷利亚诺在场，因为不这么做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行刑地点是一个小山头，青翠的山顶深深打进一根桩子，周围堆放了许多柴束。监官念了法庭的判决书。在中午十二点钟的阳光下，胡安·德·帕诺尼亚脸冲下扑倒在地，像野兽似的吼叫。他用手指紧紧扣住土地，但是刽子手把他拖起来，撕掉衣服，绑在耻辱柱上。他头上给戴了一个涂满硫磺的草冠；身边放了一本流毒甚广的《驳斥环形派》。前天夜里下过雨，火烧不旺。胡安·德·帕诺尼亚先用希腊语祷告，后来又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火焰快要吞没他时，奥雷利亚诺才敢抬眼。炽热的火苗停顿一下；奥雷利亚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他所憎恨的人的脸。他想起那是某人的脸，但记不清究竟是谁的。接着，火焰吞没了那张脸；后来只听得叫喊，仿佛一团叫喊的火。

　　普鲁塔克曾提到朱利乌斯·恺撒为庞培之死而痛哭；奥雷利亚诺并没有为胡安之死而痛哭，但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治好了不治之症的人那样茫然若有所失，因为那不治之症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在阿基莱亚、以弗所、马其顿过了几年。他在帝国蛮荒的边睡、艰难的沼泽、沉思的沙漠里漫游，希望孤寂能帮助他领悟他的命运。他在毛里塔尼亚的禅房里，在狮子出没的夜晚，反复思考对胡安·德·帕塔尼亚的复杂的指控，无数次地为判决辩解。但他无法为他莫须有的指控辩解。他在鲁塞迪尔作了一次有时代错乱的说教，题目是《一个被打入地狱的人身上燃起了光中之光》。在希伯尔尼亚一座丛林环抱的寺庙茅屋里，一天破晓时分，他突然被雨声惊醒。他想起以前在罗马的一夜也曾被同样的瀑瀑雨声惊醒。中午一道闪电燃着了周围的树木，奥雷利亚诺像胡安那样丧了命。

　　故事的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因为背景已经转换到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也许只要说奥雷利亚诺同上帝谈话，上帝对宗教分歧丝毫不感兴趣，以致把他当成了胡安·德·帕诺尼亚。那件事也许暗示神的思想有点混乱。更正确地说，在天国里，奥雷利亚诺知道对于深不可测的神来说，他和胡安·德·帕诺尼亚（正统和异端，憎恨者和被憎恨者，告发者和受害者）构成了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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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诗歌集》（巴里出版社，1942年）一书第两百七十八页上，克罗齐①简化了历史学家“助祭”巴勃罗②用拉丁文写的一篇文字，叙述了德罗图夫特的命运，并提到了他的墓志铭；这些文字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德罗图夫特是个伦巴第武士，围攻拉文纳③时，他抛弃了原先的战友们，在保卫他曾经攻打的城市时阵亡。拉文纳人把他埋葬在一座庙宇里，树了碑，在墓志铭里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以及他们对那个野蛮人凶恶的外表和憨厚善良的内心反差的印象：

　　①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西方美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著有《美学要素》、《精神哲学》等。

　　②巴勃罗（720？—799？），伦巴第历史学家。

　　③拉文纳，意大利北部城市。

　　　　虎背熊腰，虬髯拳曲，

　　　　容貌吓人，却有仁慈的心！①

　　①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五章也引用了这两行诗。——原注

　　这就是为保卫罗马而死的野蛮人德罗图夫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助祭”巴勃罗所能查考到的有关他生平的断简残篇。我甚至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究竟是6世纪中叶伦巴族人横扫意大利平原之时，还是8世纪拉文纳投降之前。我们不妨把时间定在6世纪中叶（因为本文毕竟不是历史记载）。

　　让我们想像一下德罗图夫特永恒的形象①，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夫特，因为作为个人，他无疑是独一无二而且深不可测的，而是想像传统根据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而塑造出来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战争使他从多瑙河和易北河畔穿过蛮荒的丛林和沼泽来到意大利，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会来到南方，也不知道会同罗马人打仗。也许他信奉的是主张圣子的荣耀反映了圣父荣耀的阿里派，但是更合适的是把他想像成崇拜大地之母赫莎的信徒。赫莎的蒙面偶像供在大车上，由母牛、战神或者雷神像拉着从一座茅屋到另一座茅屋，那些偶像是粗糙的木雕，用手织布裹着，缀有许多钱币和镯子。他来自野猪和野牛都难以进入的莽林；他白皮肤，勇敢而淳朴，忠于他的首领和部族，但不忠于宇宙。战争把他带到拉文纳，他在这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者没有充分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白天，意大利柏树和大理石。他看到了多种多样但不混乱的整体；看到一个城市，一个由塑像、庙宇、花园、住房、台阶、瓶状饰、柱头、整齐而开阔的空间所组成的整体。但是那些建筑物都没有给他以瑰丽的印象（我了解这一点）；他当时的感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台复杂的机器一样，我们不了解机器的用途，但从它的设计中看到了不同凡响的智慧。也许他只要看到一座上面镌有难以理解的永恒的罗马文字的拱门就会有那种感受。突然间，城市的启示使他眼花缭乱，得到了新生。他知道他在城市里会像一条狗，或者一个孩子，根本不会理解它，但他也知道它的重要性超过他崇拜的神和信仰，以及日尔曼所有的沼泽地。德罗图夫特便抛弃了他的战友，倒戈为拉文纳战斗。他丧了命，墓碑上刻着他看不懂的文字：

　　①原文为拉丁文。

　　　　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

　　　　拉文纳家乡将把他永远铭记。

　　他不是叛徒（叛徒不会博得如此虔敬的墓志铭）；他得到天启，皈依了正教。几代人过去了，指责他改换门庭的伦巴族人像他一样行事，成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他家族的某个人——阿尔迪吉尔——的后代也许繁衍了阿尔吉耶里族的但丁……德罗图夫特的行动引起许多猜测；我的猜测是最简单的；如果不像事实那么真实，至少很有象征意义。

　　我在克罗齐的书里看到的武士的故事使我异常激动，觉得重新找到了我的某些想法，只是形式不同。我飞快地想到那些蒙古骑手，他们要把中国沦为无边无际的牧场，却在他们渴望摧毁的城市里老去；但这不是我寻找的回忆。后来我找到了；是我从已经去世的英国籍祖母那里听来的故事。

　　1872年，我的祖父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和圣菲边境担任司令。司令部设在胡宁；西面是由一座座相隔四五里格的小堡垒组成的边防带；再远去便是当时称作潘帕草原的内地。有一次，我的祖母带着惊异而自嘲的口吻说，作为英国妇女，她竟然流落到世界的这个尽头；在场的人说她并不是唯一的英国女人，几个月后，人们把一个慢慢穿过广场的印第安女人指点给她看。那个女人披着两条红色的斗篷，光着脚；金黄色的头发从中间分梳。一个士兵上前对她说，有另一个英国女人想同她谈谈。那女人同意了；毫不畏惧但不无疑虑地走进了司令部。她古铜色的脸上涂着一道道可怕的颜料，眼睛却是英国人称之为浅灰的蓝色。她的身体像鹿一样轻捷，双手瘦而有力。她来自内地的荒漠，在她看来这里的一切——门、墙、家具——都显得很小。

　　两个女人一下子觉得像姊妹那般亲近，她们远离自己亲爱的岛国，来到这个难以置信的地方。我的祖母提了一些问题；对方艰难地回答，说话时寻找字眼，一再重复，仿佛尝到了旧时吃过的东西那么惊奇。她十五年来没有说过母语，一时很难恢复。她说她是约克郡人，父母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次土著人突然袭击时双双身亡，她被印第安人掳走，如今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酋长很勇敢。她讲的是粗鄙的英语，夹杂了阿劳科或者潘帕的土语，从她的话里可以依稀看到艰难异常的生活：用马革缝制的帐篷，烧的是干马粪，吃的是烟熏火燎的兽肉和动物的生内脏。拂晓时悄悄行进；裸身的骑手袭击牲口圈，尖叫怪嚷，战斗，掳掠庄园的牲口，一夫多妻，乌烟瘴气，巫术。一个英国女子竟然沦落到这种野蛮的环境。出于怜悯和吃惊，我的祖母劝她不要回去了，并且发誓要保护她，赎回她的孩子。对方说她很幸福，当晚就返回荒漠。过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死于1874年的革命；那时，我的祖母或许在另一个也被这片毫不容情的大陆挟持和改变了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命运的可怕的反影……

　　以前，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印第安女人每年都要到胡宁或者拉瓦列堡垒的杂货铺去买些零碎东西和烟酒；自从同我祖母谈话以后，再也不来了。然而，她们还是照了一次面。我祖母去打猎；低洼地附近的一座茅屋里，有个男人在宰羊。仿佛在梦中似的，那个印第安女人骑马经过。她翻身下马，伏在地上喝那还是热的羊血。我不知道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故意斗气的表示。

　　女俘的遭遇和德罗图夫特的遭遇，两者时间相隔一千三百年，空间相隔一个大洋。如今两个人都不在人世。那个献身保卫拉文纳的野蛮人的形象和那个选择荒漠、终老他乡的欧洲女人的形象看来似乎格格不入。然而，两人都为一种隐秘的激情，一种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所驱使，两人都顺从了他们无法解释的那种激情。我讲的两个故事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对于上帝来说，这枚钱币的正反面是一模一样的。

　　　　　　　　　　　　　　　　　　　　献给乌尔里克·冯·屈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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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1829——1874）

　　　　　　　　　　　　 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

　　　　　　　　　　　　 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

　　　　　　　　　　　　　　 叶芝：《扭曲的星》①

　　①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民族文学倡导人之一。

　　1829年2月6日，遭受拉瓦列①穷追猛打的起义军撤离了南方，打算去投奔洛佩斯②的部队。离开佩尔加米诺③还有三四里格时，他们在一座不知名的庄园停歇；拂晓时分，有一个人做了可怕的恶梦，他狂呼乱叫，惊醒了幽暗的棚屋里同他一起睡觉的女人。谁都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可是次日四点钟，苏亚雷斯④的骑兵打垮了起义军，一口气追了九里格，直到阴森森的针茅地，做恶梦的男人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那个女人名叫伊西多拉·克鲁斯；她后来生的儿子便取名塔德奥·伊西多罗。

　　①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曾在圣马丁麾下在智利和秘鲁作战，182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他维护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的罗萨斯作战，被打败。

　　②洛佩斯（1786—1838），阿根廷军人，曾任圣菲省长，支持联邦主义，与罗萨斯结盟。

　　③佩尔加米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巴拉那河畔城市。

　　④苏亚雷斯（1781—1868），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后任蒙得维的亚共和国临时总统。

　　我的目的不是复述他的历史。在组成他一生的日日夜夜中，只有一个夜晚使我感兴趣；除了有助于说明那一夜而非谈不可的事情以外，别的我就不谈了。他的事迹已经载入一部煌煌名著①；也就是说，一部包罗万象、适合于所有人的书（《哥林多前书》②九章二十二节），因为它的内容经得起几乎无穷无尽的重复、解释、或歪曲。不少人评论塔德奥·伊西多罗的经历，总是突出平原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然而像他那样的高乔人也有在巴拉那河畔的莽林和东部绵亘的高原上度过一生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单调的蛮荒世界。他在1874年死于出血性天花之前，从没有见过山、汽气灯或者作坊，也没有见过城市的模样。1849年，他随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塞韦多商号一批赶牲口的伙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别人都进城倾囊作乐；克鲁斯却顾虑重重，待在牲口圈附近的小客栈里，寸步不离。他待了好多天，沉默寡言，席地而卧，喝喝马黛茶，天一亮就起身，晚祷时入睡。他知道城市与他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既非言传，更非意会。有个雇工喝得醉醺醺的，拿他来开玩笑。克鲁斯没有回嘴，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晚上大家围着篝火，那人还没完没了地取笑他。在这以前，克鲁斯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不快的表示，那时候却一匕首把他捅翻在地。克鲁斯只得逃亡，在一片沼泽地里藏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察哈鸟的惊叫使他明白警察已经包围了他。他抽刀在树枝上试试是否锋利；然后解掉靴子上的马刺，免得徒步格斗时碍脚。他宁愿拼搏，不愿束手就缚。他前臂、肩膀和左手多处受伤；但也重创了那帮警察当中最勇敢的人。伤口流出的血顺着他手指直淌，但他愈战愈勇；向明时，他失血过多，头晕目眩，被缴了械。那些年里，当兵是惩罚罪犯的一种方式：克鲁斯被充军到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城堡。他以兵士身份参加了内战；有时候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有时候又站在敌对一面。1856年1月23日，军士长欧塞比奥·拉普里达率领三十名白人士兵在卡尔多索渴湖地区同两百个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克鲁斯是三十人之一，战斗中受了矛伤。

　　①指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183—1886）的长诗《马丁·菲耶罗》及其续篇《马丁·菲耶罗的归来》。

　　②《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的大意是：在软弱的人面前，我将像他们一样软弱，以便争取他们；在任何人面前，我将像任何人一样，以便用各种方法拯救他们之中一部分人。

　　在他英勇然而默默无闻的经历中有许多空白。1868年前后，我们听说他又在佩尔加米诺：已经结婚或者有个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买了一小块地。1869年，他被任命为乡间警察巡官。他已经弃旧图新；那一时期，他也许觉得很幸福，尽管内心深处并不如此。（一个至关紧要、光彩夺目的夜晚在冥冥中等着他：那一晚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那一晚断送了他的前程；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一晚，而是那晚的一个片刻、一个行动，因为行动是我们的象征。）任何命运，不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①从阿基里斯②的神话故事里看到自己辉煌战功的反映；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③则在亚历山大的事迹里看到他自己的战功反映。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不识字，当然不是从书本上获得这个知识；他是在一场混战和一个人身上看清自己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①亚历山大（前356一前323），马其顿国王，曾征服希腊、埃及、波斯和巴比伦古国，威震亚非二洲。

　　②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

　　③查尔斯十二世（168—1718），瑞典国王，穷兵黩武，1700年远征哥本哈根，打败丹麦，1703年在纳尔瓦打败俄罗斯，在基索夫打败波兰，后为彼得大帝所败，1709年逃亡土耳其。

　　1870年6月底，他奉命追捕一个害了两条人命的坏人。逃犯原是贝尼托·马查多上校指挥的南方边境部队的一名逃兵；一次酗酒闹事中在妓院里杀了一个混血儿；另一次杀了罗哈斯区的一个居民；缉捕令还说明那人来自红渴湖。四十年前，起义军就在那个地方结集举事，结果委尸荒野，供鹰犬撕食；曼努埃尔·梅萨也来自那个地方，后来在胜利广场上被处决，鼓声雷动，以淹没他愤怒的呼喊；生下克鲁斯的那个陌生人也来自红渴湖，后来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克鲁斯已经忘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如今他隐约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躁动，又认出了它……遭到士兵追逐的罪犯骑着马来回长途奔突，迷人耳目；但是7月12日晚上还是被包围了。他藏匿在一片针茅地里。四周黢黑，伸手不见五指；克鲁斯和他手下的人下了马，蹑手蹑脚向灌木丛逼近，在黑影幢幢的深处，逃犯也许在睡觉，也许埋伏着准备袭击。一只察哈鸟叫了起来；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觉得他早已经历过这种情景。逃犯从藏身之处出来拼命。克鲁斯影影绰绰看到他那副吓人的模样，一头长发和灰色的胡子几乎把脸完全遮住。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不再描述那次搏斗①。我只消说克鲁斯手下好几个人被逃犯刺成重伤或者杀死。克鲁斯在黑暗中搏斗（他的身体在黑暗中搏斗）时，他心里开始明白过来。他明白命运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人们应该遵照内心的呼唤行事。他明白臂章和制服如今对他已是束缚。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他明白对方就是他自己n恣肆狂放的平原上天色已亮，克鲁斯把军帽扔到地上，大喊着说他决不允许以众敌寡，杀掉一个勇敢的人，他转身和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起，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①长诗《马丁·菲耶罗》中对这次搏斗已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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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玛·宗兹

　　1922年1月14日，埃玛·宗兹从塔布赫一洛文泰尔纺织厂放工回家，发现门厅地上有封信，是从巴西寄来的，她立刻就想到大概她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乍一看，邮票和信封都不熟悉，陌生的字体更使她忐忑不安。一页信纸上潦潦草草写了十来行大字；说是梅尔先生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本月3日在巴吉医院去世。写信通知她的是里奥格朗德的一个姓费因或者法因的人，和她父亲同住一个房间，但并不知道收信人是死者的女儿。

　　信纸从埃玛手里掉了下来。她最初的反应是胃里难受，两腿发软；随后有一种模糊的内疚和不真实感，她身上发凉，心里发怵；接着的想法是希望这一天赶快过去。可是她明白这种想法是没有用的，因为普天之下她父亲的死是她唯一关心的大事，现在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她捡起信，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偷偷地把信藏在抽屉里，仿佛已经知道以后将要发生的事。这件事她也许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天色黑了下来，那天埃玛没干别的，一直为曼纽尔·梅尔的自杀吞声饮泣。在过去幸福的日子里，曼纽尔·梅尔不用现在这个名字，他叫伊曼纽尔·宗兹。埃玛想起以前在瓜勒圭附近一个别墅里避暑的情景，想起（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试图回忆）她母亲的模样，想起他们在拉努斯的被强制拍卖掉的小住宅，想起一扇窗上的菱形黄色玻璃，想起判刑书、羞辱，想起那些把报上“出纳盗用公款”的消息剪下寄来的匿名信，想起（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晚她父亲赌咒发誓地说盗用公款的是洛文泰尔。洛文泰尔，艾伦·洛文泰尔，以前是工厂的经理，现在是老板之一。这个秘密埃玛从1916年起保守到现在，对谁都没有说过，连她最好的朋友埃尔莎·厄斯坦都不知道。也许她认为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何必自找没趣，也许认为这个秘密是她同远在异乡的父亲之间的一条纽带。洛文泰尔不了解她知道这个秘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埃玛·宗兹却从中得到一种强者的感觉。

　　埃玛当晚没有睡着，长方形的窗口露出熹微晨光的时候，她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已考虑成熟。那天的时间长得仿佛没完没了，但她做得同平日毫无二致。厂里传说要罢工；埃玛还是一贯的态度，表示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六点下班，她和埃尔莎到一个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妇女俱乐部去。她们登记加入，埃玛自报姓名时重说了一遍，把字母一个个地拼出来；核对时，人家在她罕见的姓上开了一些庸俗的玩笑，她敷衍了两句。她同埃尔莎和克朗夫斯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讨论星期天下午去哪家电影院。话题又转到了男朋友，谁也不指望埃玛在这个问题上会插嘴。4月份她就满十九岁了，但是男人们仍旧使她产生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恐惧心理……回家后，她做了一个木薯淀粉汤和一些蔬菜，早早地吃了晚饭，上床便睡。事件发生的前一天，15日，星期五，就这样忙忙碌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星期六，她急躁地醒来。是急躁，不是不安。还有一种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松了一口气的奇特的感觉。她不需要策划想像了，再过几小时就可以直截了当地采取行动。她在《新闻报》上看到，从瑞典马尔默来的北极星号轮船今晚在三号码头启旋。她打电话给洛文泰尔，暗示说她有一些关于罢工的消息想告诉他，不能让别的工人知道，答应傍晚去办公室找他。她说话声音颤抖，很符合告密者的身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别的事值得一提。埃玛工作到十二点，跟埃尔莎和帕尔拉·克朗夫斯谈妥了星期天上街的安排。午饭后她躺在床上，合着眼，把已经安排好的计划重温一遍。她认为计划的最后阶段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可怕，她一定能尝到胜利和伸张正义的乐趣。突然间，她惊慌地从床上起来，跑到五斗柜前，拉开抽屉。法团的信在米尔顿·西尔斯①的照片下面，是她前天晚上藏起来的。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她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了。

　　①米尔顿·西尔斯（1882—1932），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沉默的情人》、《天涯海角》、《爱情与魔鬼》等数十部影片。

　　如实叙述那天下午的事情相当困难，并且也许是不合适的。地狱的属性之一在于它的不真实，这一属性使它的可怖似乎有所减轻，但也可能加强。一件连当事人几乎都不相信自己会干出来的事情，怎么能使别人信以为真呢？埃玛·宗兹如今不愿回忆的、当时混淆不清的短暂的紊乱，怎么能讲得条理分明？埃玛住在里尼埃路阿尔马格罗附近，我们只知道那天下午她到港口去过。也许在一条声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橱窗里的镜子把她反映得光怪陆离，霓虹灯把她辉照得五光十色，贪馋的眼光使她感到自己似乎一丝不挂，但是更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她开头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徘徊，并没有引起注意……她走进两三家酒吧，看别的女人干那一行当有什么规矩，怎么谈交易。她终于碰到了北极星号上的船员。有一个很年轻，她怕自己会惹起他的怜惜温存；还有一个身材可能比她都矮，一副粗野的样于，她却认为合适，这一来，厌恶的心情就不至于打折扣了。那个矮男人带她进了一扇门，经过昏暗的门厅，转弯抹角地爬上楼梯，又是一个门厅（里面一扇窗上的菱形玻璃同他们以前在拉努斯的房子里的完全一样），穿过一条过道，又进了一扇门，把门关上了。严重事件是超越时间范畴的，可能因为过去和将来的联系给砍断了，也可能因为组成事件的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没有关联。

　　在时间以外的那个片刻，在那阵天昏地暗、百感交集的迷惘的混乱中，埃玛·宗兹有没有一闪念想到过促使她作出悲痛牺牲的死者？我猜测是想过的，想着的那一瞬间几乎毁了她那不惜一切的计划。她想到（不可能不想）她目前遭受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她爸爸以前也对她妈妈干过。她想到这里，有点惊愕，但马上昏昏沉沉地把它抛在脑后。那个男人大概是瑞典人或者芬兰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对他说来，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说来，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供他泄欲的工具，他则是埃玛借以报仇雪恨的手段。

　　剩下埃玛一个人的时候，她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男人留下的钞票。埃玛支起上身，像先前撕信那样，把钞票撕了。毁掉钱币和扔掉面包一样是造孽的，埃玛立刻有点后悔。不过那样做是出于自尊，何况又在那一个日于……由于身体受到糟蹋而引起的悲哀和恶心淹没了恐惧。悲哀和恶心的感觉缠住她不放，但她还是慢慢地起来，穿好衣服。房间里一片灰暗，黄昏最后一抹光线也消失了。埃玛出去的时候，谁都不会看清她，她在街角搭上一辆往西开的无轨电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她坐到最前排的位置上，以免有人看见她的脸。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没精打采地来来往往，并不了解她刚才的经历，她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她经过的几个街区，房屋开始低矮，灯火也不那么明亮了，随看随忘，没有什么印象，最后在华纳斯街口下车。说来也怪，原先的疲乏竟变成了力量，因为这时候要求她全神贯注地实现目前冒险的细节，顾不上去想刚才和以后的事情。

　　艾伦·洛文泰尔在大家面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爱财如命。他单身住在工厂楼上。工厂在郊区，附近比较偏僻，因此他怕强盗；工厂院子里养了一条大狗，他书桌的抽屉里经常放着一枝手枪，这件事谁都知道。去年他的老婆突然死了（他老婆是高斯家族的，替他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当时他也煞有介事地哭了几场，但真能使他动情的还是金钱。他暗自惭愧的是自己挣钱的本领不及守财的才能。他十分虔诚，认为自己和上帝订有一个秘密契约，只要他祷告忏悔，干了再缺德的事也不会受到惩罚。他秃头，肥胖，丧服未除，戴一副茶晶眼镜，留着黄胡子，站在窗前等女工埃玛·宗兹前来告密。

　　他看见埃玛推开他事先故意半掩着的铁栅门，穿过阴暗的院于。拴住的狗吠叫时，他看见埃玛绕了一个小圈子。埃玛的嘴唇微微动个不停，好像在低声祷告；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洛文泰尔先生毙命前将要听到的那句话。

　　事情的发展同埃玛·宗兹预料的却不一样。打从昨天一清早开始，她在心目中预演了好多次：用手枪牢牢对准，逼那个卑鄙的家伙交代他卑鄙的罪行，然后说出自己大胆的策略，用这个策略让上帝的公理战胜人世的公理（她并不害怕，但是既然作为公理的工具，她不愿意受到处分）。最后，照着洛文泰尔胸口一枪，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然而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这样的。

　　见了艾伦·洛文泰尔，埃玛固然急于替父亲报仇，但更急于惩治的是由于要报仇才蒙受的糟蹋。经过那一场穷凶极恶的凌辱之后，她非杀死洛文泰尔不可。此外，她没有时间来一套戏剧性的表演。她怯生生地坐着，讲了一些抱歉的话，像告密者那样要求洛文泰尔作出严守秘密的保证，透露了几个人的姓名，提到另外几个人，然后显得十分害怕的样子，住口说不下去了。她请洛文泰尔去弄杯水给她喝。洛文泰尔不太相信她竟会怕到这种程度，但还是摆出厚道的样子，到饭厅去替她取水。他回来时，埃玛已经从抽屉里取出那枝沉重的手枪。她扣了两下扳机。

　　那个肥硕的身体倒了下去，仿佛给枪声和硝烟打碎似的，盛着水的玻璃杯摔破了，那张脸带着惊讶和愤怒的神色对着埃玛，脸上那张嘴用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咒骂她。脏话骂个不停，埃玛不得不再补上一枪。拴在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满口脏话的嘴里突然冒出一股鲜血，沾红了胡子和衣服。埃玛开始说出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是替我父亲报仇的，谁也惩处不了我……”），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洛文泰尔先生已经断了气。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明白。

　　狗的吠叫提醒埃玛现在还不能休息。她把长沙发搞得乱糟糟的，解开尸体衣服的纽扣，取下溅有血点的眼镜，把它放在卡片柜上。然后，她拿起电话，重复说出已经练了许多次的话。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尔先生借口要了解罢工的情况，把我叫了来……他强奸了我，我杀了他……

　　这件事确实难以想像，但是不容人们不信，因为事实俱在。埃玛·宗兹的声调、羞怒、憎恨都是千真万确的。她确实也受到了糟蹋；虚假的只是背景情况、时间和一两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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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里昂的家

　　　　　　　　　　　 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斯特里昂。

　　　　　　　　　　　 阿波洛多罗：《图书馆》第三卷第一章

　　我知道人们指责我傲慢，还有说我孤僻和精神错乱的。这种指责（到了一定时候我自会惩罚他们）荒谬可笑。我确实足不出户，但是我家的门（数目多得无限①）日夜敞开，无论什么人或动物想进来都可以进来，这也是事实。这里找不到女人的美丽服饰和宫殿的豪华气派，只能找到寂静和凄凉。这幢房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某些人说埃及有一幢相似的房屋，他们是在撒谎。）甚至连诽谤我的人也承认房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另一桩荒谬的事在于我，阿斯特里昂，是个囚徒。难道还要我重说一遍，这里没有哪一扇门是关着的，这里没有一把锁吗？此外，我有时傍晚上街；天黑前就回来了，因为平民百姓的脸使我看了害怕，那些脸像摊开的手掌一样平坦苍白。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是一个小孩的孤苦无告的号哭和教民们粗俗的祷告说明他们认出了我。人们祈祷着，四散奔跑，匍匐在地；有的簇拥在牛角庙宇的柱座周围，有的把石块堆起来。我相信还有人藏在海里。我有一个当王后的母亲不是区区小事；我不能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尽管我生性谦逊，希望这么做。

　　①原书是“十四”，但有充分理由猜测，对阿斯特里昂说来，那个数量词代表“无限”。

　　事实上，我是绝无仅有的。我对一个人能和别人沟通信息不感兴趣；我像哲学家一样，认为通过文字艺术什么信息都传递不了。我是干大事的人，心里从不去想鸡毛蒜皮的、烦人的小事；我根本不去记一个字母和另一个字母之间的区别。我大大咧咧，对什么都不耐烦，所以没有读书识字。有时候我感到遗憾，因为白天黑夜时间太漫长，不好打发。

　　当然，我不缺少消遣。我像一头要发起攻击的小公羊那样，在石砌的回廊里奔跑，直至头晕眼花滚到地上为止。我躲在水箱的背阴处或者走廊拐角，独自玩捉迷藏。有时候我从屋顶平台摔下来，磕得头破血流。我随时随地都能假装熟睡，闭着眼睛打呼噜。（有时候真的睡着了，再睁眼时天色已黑。）但这许多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假扮另一个阿斯特里昂。我假装他来做客，我带他看看房屋。我毕恭毕敬对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先前的岔口，或者现在我们进另一个庭院，或者我早就说过你会喜欢小水沟的，或者现在你将看到一个积满泥沙的蓄水池，或者你还会看到一分为二的地下室。有时候我搞错了，我们俩高兴地大笑。

　　我非但想出这些游戏；并且对房屋进行过思考。房屋的所有部分重复了好几回，任何地方都是另一个地方。水箱、庭院、饮水槽、饲料槽不止一个；饲料槽、饮水槽、庭院、水箱各有十四个（也就是无限多）。房屋同世界一般大；更确切地说，就是世界。然而，我厌倦了有水箱的庭院和铺着灰石头的灰蒙蒙的回廊，便走到街上，看到了牛角庙宇和大海。开头有点莫名其妙，夜晚的景色忽然让我明白海洋和庙宇也有十四个之多（也就是无限多）。一切都重复好几回，十四回，但是世界上两桩事只此一回：上面，是错综复杂的太阳；下面，是阿斯特里昂。也许创造星星、太阳和大房屋的是我，可是我记不清楚了。

　　每九年有九个人走进这座房屋，让我帮他们解脱一切邪恶。我听到回廊尽头响起他们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就欢欢喜喜地迎上前去。仪式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我手上没有沾一点血迹。他们待在倒下去的地方，那些尸体有助于区分回廊。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我知道其中一个咽气时预言说我的救世主迟早会来的。从那时起，我不再因为孤独感到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主还活着，终于会从尘埃中站起来。如果我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肯定能听到我的救世主的脚步声。但愿他把我带到一个没有这许多回廊和这许多门的地方去。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早晨的阳光在青铜剑刃上闪闪发光。上面没有留下一丝血迹。

　　“你信吗？阿丽安娜？”提修斯①问道，“那个牛头怪根本没有进行自卫。”

　　①提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获知克里特王米诺斯强迫雅典人每年以童男童女各七名送给牛头怪享用，他靠米诺斯的女儿阿丽安娜给的一个线团进入牛头怪居住的迷宫，前去杀死了牛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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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死亡

　　大约两年前（我找不到原信了），甘农从瓜莱瓜伊楚来信，说是给我寄来的一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①长诗《往昔》也许是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并在附言中说，我可能还记得的堂佩德罗·达米安前几天夜里因肺充血去世。那人高热谵妄时仿佛又置身于血雨腥风的马索列尔战役；那个消息在我听来似乎是意料中事，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堂佩德罗十九或二十岁时就已在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②麾下作战。1904年革命时，他在里奥内格罗或派桑杜一个庄园里当雇工；佩德罗是恩特雷里奥斯省瓜莱瓜伊楚地方的人，跟着朋友们从了军，像他们一样勇敢无知。他经历了一些混战和最后一次战役；1905年解甲归田，继续干他辛苦而卑微的农活。据我所知，他此后没有离开过本省。过去三十年，他是在离尼安开伊一两里格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点度过的；1942年一天下午，我在那荒凉的地方同他聊天（试图同他聊天）。他是个沉默寡言、想像力不多的人。他叙述的马索列尔战役仅限于杀喊声和凶猛；他临死的时刻仿佛又回到战场上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达米安了，我想回忆他的模样；他本人的相貌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甘农替他拍的一张照片。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我只在1942年年初见过一次，而他的照片却见过多次。甘农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寻找。也不敢找。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品有《论文集》、《论文二集》、《代表人物》、《诗选》等。

　　②萨拉维亚（1855—1904），乌拉圭将军、政治家、白党领袖、1897与1904年乌拉圭民族主义革命倡导人。

　　第二件事是几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发生的。那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高烧和临终前的痛苦使我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就马索列尔的失败写一篇精彩的故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他写了一个便笺，介绍我去见指挥那次战役的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上校在一天晚饭后接见了我。他坐在天井里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杂乱无章而深情地回忆过去的时光。他谈到弹药供应不上，马匹疲惫不堪，士兵们浑身尘土，因得眼睛都睁不开，仿佛在迷宫中行军，萨拉维亚本来可以进入蒙得维的亚，但他没有进城，“因为高乔人见到城市就怕”，还谈到喉咙被割断的士兵的惨状，他叙述的内战情况在我听来不像是两支军队的冲突，反像是一个逃亡者的梦魔。他谈到伊列斯卡斯、图潘巴埃和马索列尔。他一件件事讲得如此生动，使我觉得这些事他讲过多次，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忆。他间歇时，我总算提到达米安的名字。

　　“达米安？佩德罗·达米安？”上校说。“他在我部下。是个塔佩土著，弟兄们管他叫做雇工。”他哈哈大笑，接着突然停住，假装或确实感到不快。

　　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战争像女人一样，对男人是个考验，在投入战斗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自以为是胆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胆小鬼，那个可怜的达米安正是如此，他佩着白党的标志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后来在马索列尔却成了脓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枪战，他像是一条汉子，可是在战场上远不是那回事，战场上两军对阵，开始打炮，每个人都觉得五千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他一个。可怜的小土著，他一向赶羊药浴，突然给卷进了那场爱国战争……

　　塔巴雷斯的介绍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达米安谈话之后，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种偶像；塔巴雷斯的说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领悟出达米安寡言少语、离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谦虚，而是惭愧。我一再说服自己，一个被怯懦行为困扰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但无济于事。我认为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给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爷或者拉佐莫夫①深刻。那固然不错，但是作为高乔人，达米安有责任要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乌拉圭的高乔人面前。从塔巴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蒂加斯②主义的粗犷气息：一种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热情地告了别。

　　①吉姆老爷和拉佐莫夫，分别是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吉姆老爷》和《在西方的眼睛下》中的人物。吉姆是水手，自认为是英雄，但在一次海难中弃船逃命，后引为终身耻辱，于是去东方一个小岛为土人做好事。拉佐莫夫是俄国学生，想当官员，出卖了暗杀显贵向他求助的同学霍尔丁，向当局告密，导致霍尔了被害。

　　②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运动领袖，1815年以“保护者”称号领导乌拉圭东岸地带政府。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处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马索列尔。阿马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毛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子。”

　　我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您错啦，先生，”阿马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头；我们的部队向山头持矛冲锋；达米安一马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子弹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着翻身落地，倒在乱马蹄下面。他当场身亡，马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身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口脏话。”

　　“可能是那样，”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①万岁！”

　　①乌尔基萨（1801—1870），阿根廷将军、政治家，罗萨斯独裁时期任恩特雷里奥斯省长，1852年击败罗萨斯，1854—1860年间任总统。

　　我们都不做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那不像是在马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①打仗。”

　　①1839年乌拉圭人在里韦拉将军率领下在卡甘查打败罗萨斯的阿根廷军队；1845年乌尔基萨的阿根廷军队在印第亚穆埃塔打败里韦拉的乌拉圭军队。

　　他大惑不解地说：

　　“我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爱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根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爱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这事时十分诧异，我便岔开话题，同他讨论攻击爱默生的人；作为诗人，爱默生要比坎坷终生的爱伦·坡更复杂、更老练，因而更独特。

　　还有些事实我应该提一提。4月份，我接到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信；他理清了头绪，如今清楚地记得那个在马索列尔带头冲锋的恩特雷里奥斯人，还记得当晚在山脚下掩埋了他部下的战士。7月份，我路过瓜莱瓜伊楚；没找到达米安住过的小屋，当地谁都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我想向牧主迭戈·阿巴罗亚了解，因为他亲眼见到达米安阵亡；但是阿巴罗亚冬天前就已去世。我想回忆达米安的模样；几个月后，我翻阅照相本，发现我记忆中那张阴沉的脸竟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坦伯里克扮演奥赛罗的剧照。

　　于是我进行猜测。最简单、但也最不令人满意的设想是有两个达米安：一个是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1904年在马索列尔牺牲的勇士。这个设想的缺点是没有解答真正的谜：塔巴雷斯上校的奇怪的反复无常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怎么会忘掉那个复员的人的模样，甚至忘了名字。（我不同意，也不愿同意另一个更简单的猜测：那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第一个达米安。）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超自然的猜测是乌尔里克·冯·库尔曼提出的。乌尔里克说，佩德罗·达米安战斗阵亡，他死时祈求上帝让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上帝赐恩之前犹豫了一下，祈求恩典的人已经死去，好几个人亲眼看到他倒下。上帝不能改变过去的事，但能改变过去的形象，便把死亡的形象改成昏厥，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影子回到了故土。他虽然回去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个影子。他孤零零地生活，没有老婆，没有朋友；他爱一切，具有一切，但仿佛是在玻璃的另一边隔得远远的；后来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这种猜测是错误的，然而使我得到真实的设想（我今天认为是真实的设想），既简单，又是前所未闻。我是在比埃尔·达米安厄的专著《论万能》里几乎奇迹般地发现那种设想的，《神曲·天国篇》第二十一歌里有两行诗句恰好谈到同一性的问题，引起我研究《论万能》的兴趣。比埃尔·达米安尼在那部专著的第五章里一反阿里斯多德和弗雷德加里奥·德·托尔的意见，声称上帝能实现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研究了那些古老的神学讨论，开始领悟了堂佩德罗·达米安的悲剧性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达米安在马索列尔战场上表现怯懦，后半辈子决心洗清这一奇耻大辱。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他从不欺侮人，不和人家动刀子，不寻找勇敢的名声，只在尼安开伊的田野上埋头苦干，同山林和野性未除的牲畜斗争。他一直在准备奇迹的出现，显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他暗暗思忖：如果命运给我带来另一次战役，我一定不辜负众望。四十年来，他暗暗等待，命运终于在他临终的时刻给他带来了战役。战役在谵妄中出现，但古希腊人早就说过，我们都是梦幻的影子。他垂死时战役重现，他表现英勇，率先作最后的冲锋，一颗子弹打中他前胸。于是，在1946年，由于长年的激情，佩德罗·达米安死于发生在1904年冬春之交的败北的马索列尔战役。

　　《神学总论》里否认上帝能使过去的事没有发生，但只字不提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种关系极其庞大隐秘，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变过去并不是改变一个事实；而是取消它有无穷倾向的后果。换一句话说；是创造两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比如说，在第一种，佩德罗·达米安于1946年死在恩特雷里奥斯；在第二种，于1904年死在马索列尔。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历史，但取消前一种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产生了我提到的种种不连贯的情况。拿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说，他经历了各个阶段：最初他记得达米安是个胆小鬼；接着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又回忆起他悲壮的牺牲。牧主阿巴罗亚的情况也足以证实；他死了，我知道，因为他对堂佩德罗·达米安的回忆太多。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冒相似的危险。我猜测到人们不得而知的过程，猜测到某种悖论；但是有些情况使那种可怕的特权有点逊色。首先，我不敢肯定写的是否都是真事。我怀疑我的故事里有些虚假的回忆。我怀疑佩德罗·达米安（如果真有其人的话）不一定叫佩德罗·达米安，我记忆中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朝一日会想起他的故事是受到比埃尔·达米安层论点的启发。我在第一段里提到的诗集也有相似的原因，因为它涉及无可挽回的往昔。1951年。我认为自己创作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故事，却记载了一件真事；两千年前，始料不及的维吉尔认为自己宣告了一个人的诞生，却预言了神子的降临①

　　①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深得罗马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尊重，维吉尔在他的诗里也不断歌颂奥古斯都的功绩。维吉尔早期的重要作品有牧歌十章，在第四章里，诗人庄严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歌颂一个婴儿的诞生将带来未来的黄金时代。从公元4世纪起，不少基督徒认为这是指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对未来天国的预言。实际上，这个新诞生的婴儿可能是指生于公元前42年的马尔切鲁斯，是奥古斯都的妹妹屋大维亚的儿子，深为奥古斯都所宠爱，曾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西方基督徒附会这个婴儿是耶稣基督显然不能成立，当时的罗马基督教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可怜的达米安！他二十岁时就被死亡带到一场可悲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战争和一次自家的战役中，但获得了他心想的东西，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也许是他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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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安魂曲

　　　　　　　　　　　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

　　　　　　　　　　　　　《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①

　　①《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为：“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我名叫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我的一个祖先，克里斯托夫·林德，在决定住恩道夫战役胜利的骑兵冲锋时阵亡。我的外曾祖父，乌尔里克·福克尔，于1870年底在马歇诺森林中被法兰西狙击手冷枪打死；我的父亲，迪特里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围攻那慕尔和两年后横渡多秒河的行动中屡建功勋。①至于我，我将因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被枪决。审理过程公正合理；我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有罪。明天，当监狱的钟敲响九点时，我将接受死刑处决；我想起先辈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已接近他们的阴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就是他们。

　　①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略去了他最显赫的祖先，神学家和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约翰尼斯·福克尔（1799—1846），此人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于基督教神学，他翻译的某些伪经遭到宇斯坦伯格的指责，但博得西洛和格塞米纳斯的赞赏。——原编者注

　　审理期间（幸好时间不长）我缄口不语；当时为自己申辩会干扰判决，并且显得怯懦。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在处决的前夕，我可以无所畏惧地畅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宽恕，因为我根本无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听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国的历史和世界未来的历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目前虽然骇人听闻，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来几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马林贝格。对音乐和玄学的两种爱好，如今几乎遗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怀着幸福感面对许多不幸的岁月。我不能一一举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两个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①和叔本华。我也涉猎诗歌；在那些名字中我还想添上另一个伟大的日耳曼语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以前我对神学感兴趣，但是叔本华以直截了当的道理使我永远偏离了这门奇妙的学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的绚丽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击节叹赏、欣羡不已，也会使我这个可恶的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①勃拉姆斯（183—1897），继贝多芬之后的德国杰出作曲家，作品有四部交响乐和许多协奏曲、浪漫曲、室内乐、安魂曲。

　　1927年前后，尼采和施本格勒①闯进了我的生活。18世纪的一位作家说过，谁都不愿向同时代的人借鉴；我为了摆脱我预感压抑的影响，写了一篇题为《与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称之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无可争辩的巨著并不是歌德的驳杂的诗剧②，而是一首两千年前写的诗；《论自然》。尽管如此，我对那位历史上的哲学家，对他的彻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评价。1929年，我加入了纳粹党。

　　①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主要著作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古代波斯教的创始人，尼采借这个教主之口，说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中两个主要内容是“超人”和“万物永远还原”。尼采的思想从20世纪初以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不满现实探求新路的人起过积极作用，但也被德国纳粹分子利用来散布法西斯观点。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宣扬宿命论历史形态学，预言西方文化发展中将出现“借撒主义”。德国纳粹政府欢迎他的观点，但他反对迫害犹太人。

　　②别的国家像矿石或流星一样，自为自在地过着单纯的生活；德国是一面反映一切、包罗万象的镜子，是世界意识。歌德是那种世界范围的理解力的原型。我绝无非难他的意思，只是我看不出施本格勒论点中的浮士德式人物。——原注

　　我不想谈我在党内接受锻炼的年月。那些年月对我说来比许多别人要艰难得多，因为我虽然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尽管这样，我明白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一时代，正如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创始时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现。作为个别的人，我的同志们都使我厌恶；我试图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献身的崇高目的，我们并不是个别的人，但是说服不了。

　　神学家们断言，只要上帝的关怀离开我写字的右手一秒钟之久，这只手就顿时消失，仿佛被不发光的火焰烧掉一样。我却说谁都不能毫无理由地存在，毫无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开一个面包。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着那场考验我们信仰的无情的战争。我知道我将参加那场战争就够了。有时我担心英国和俄罗斯的怯懦会使我们失望。机遇或命运使我的未来完全改变：1939年3月1日傍晚，蒂尔西特①发生了骚乱，报上没有报导；在犹太教堂的后街，两颗枪弹穿过我的大腿，这条腿不得不锯掉②。几天后，我们的军队开进波希米尼；当汽笛齐鸣，宣布这一消息时，我正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企图在叔本华的书里忘掉自己。一只硕大懒散的猫睡在窗槛上，正是我幻灭的命运的象征。

　　①蒂尔西特，俄罗斯涅曼河畔城市，后曾改名为苏维埃斯克。

　　②据说那次枪伤后果十分严重。——原编者注

　　我重新阅读了《附录与补遗》的第一卷，看到叔本华说一个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到死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决定的。因此，一切疏忽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约定，一切屈辱都是惩罚，一切失败都是神秘的胜利，一切死亡都是自尽。我们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过的宽慰；这种独特的神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们同神混为一谈。我心想，是什么不为人知的意图使我找上那个傍晚，那些枪弹和那次截肢手术的呢？当然不是对战争的畏惧，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奥的东西。我终于自以为搞明白了。为一种宗教而死比终身弘扬它要简单得多；在以弗所与猛兽搏斗（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这么做过）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①要轻松一些；一个人始终不渝的时间远远多于一次行动。战役和光荣是不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②的事业比拿破仑的更为艰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③集中营的副主任。

　　①保罗，原名扫罗，早期反对基督教，皈依基督后积极宣扬基督教义，历尽磨难，于公元66年左右殉道，被罗马皇帝尼禄斩首。《圣经·新约》中《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提摩太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等是保罗撰写的，保罗本人的事迹载于《圣经·新约》中《使徒行传》。

　　②拉斯科尔尼科夫，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881）名著《罪与罚》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主人公犯罪心理的描写，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强有力的个性”的反道德本质和“超人”哲学的破产，说明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③塔尔诺维茨，波兰卡托维兹省的城市，现名塔尔诺夫斯克山。

　　我并不喜欢这个职务；但是我克尽厥责，从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剑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怜悯的人则在监狱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验。纳粹主义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是弃旧图新，摆脱败坏的旧人成为新人的过程。在战场上长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杀喊声中，那种转变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况就不一样，引人上当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温情来打动我们。我说怜悯不是没有理由的；查拉图斯特拉认为罪莫大于对出类拔萃的人表示怜悯。我承认当杰出的诗人大卫·耶路撒冷从勃雷斯劳转移到我们的集中营时，我几乎犯下那种罪孽。

　　这个人有五十岁。他身无长物，遭到迫害、否认和责骂，却把他的才能用于歌颂幸福。我记得艾伯特·塞格尔在《时间的诗》那部作品里把他同惠特曼①相提并论。这个比拟并不恰当；惠特曼以一种先期的、一般的甚至冷漠的方式歌颂宇宙；耶路撒冷却以细致的爱为每一件事物感到欢欣。他从不列举清单目录。我还能背诵那首名为《画虎大师杨子》的意味深长的诗篇的许多六音步诗行，仿佛一串串静悄悄的老虎横贯全诗。我也忘不了那首名为《罗森克兰茨对天使说》的独白，其中一个16世纪的伦敦高利贷者临死前还死乞白赖地为自己的过错辩护，并不怀疑他生活的隐秘理由是在一个债户（他只见过一面，已经记不清了）的心目中引起了夏洛克这个角色②的形象。大卫·耶路撒冷的眼神给人印象深刻，皮肤青黄，胡子几乎墨黑，尽管他属于那些邪恶可憎的北欧犹太人③，倒像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我对他十分严厉；我不允许同情心和他的光荣使我软下心肠。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幅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假如一个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图的话，他岂不就成了疯子？我决定把那个原则应用于我们机构的纪律管理，终于……④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五日，他自杀身亡⑤。

　　①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主要诗集《草叶集》于1855年初版，以后不断重版，每版都有新诗补充，第九版共收诗三百八十三首。惠特曼的诗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确立了自由诗的地位，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很有影响。

　　②夏洛克，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③北欧犹太人的原文是Ashkenazirn，区别于散居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犹太人Sefardi。Ashkenazim由Ashkenaz衍出，《圣经》译名为“亚实基拿”，是靠方舟躲过洪水的挪亚的后代，见《旧约·创世纪》十章三节及《历代志上》一章六节。

　　④此处不得不删去几行。——原编者注

　　⑤档案资料和塞格尔的作品中都找不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德国文学史上也没有记载。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这是个虚假的人物。根据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命令，塔尔诺维茨集中营折磨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包括女钢琴演奏家埃玛·罗森茨威格。“大卫·耶路撒冷”也许是好几个人的象征。文中说他于1943年3用1日去世；叙述此事的人于1939年3月1日在蒂尔西特受伤。——原编者注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恻隐之心。他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

　　与此同时，一场顺利的战争的伟大的日日夜夜在我们身边展开。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种近乎爱的感情。仿佛海洋突然就在近处，血液里有一种惊奇和兴奋。在那些年里，一切都不同；甚至梦的意境都不一样。（我也许从未完全幸福过，但众所周知，不幸需要失去的天堂。）人人都向往得到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全部经验；人人都怕那无限的财富中有些许落空。但是我这一代人经历了一切，因为他们先得到了光荣，然后又遭到了失败。

　　1942年10月或门月，我的弟弟弗里德里克在埃及沙漠里，在阿拉曼第二次战役中阵亡；几个月后，一次空袭炸毁了我们老家的房屋；1943年年底，另一次空袭炸毁了我的实验室。在几大洲的围攻下，第三帝国正走向灭亡；它到处树敌，现在是干手所指，四面楚歌。当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现在我认为我已懂得。我觉得我能喝干那杯苦酒，但是我在沉渣里尝到一种没有料到的滋味，神秘的、几近可怕的幸福的滋味。我试图寻找各种解释；但都不能使我满意。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我秘密地知道自己有罪，只有惩罚才能拯救我。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它是下场，而我已经非常疲倦。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它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指责或痛惜一件孤零零的真正的事情是对整个世界的亵渎。我寻找种种理由，直到和真正的理由对上号。

　　据说人们生下来不是亚里士多德式，便是柏拉图式。这等于说，任何抽象性质的争辩都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论争的一个片断；古往今来，东南西北，姓名、方言、面孔可以改变，但主角是永远不变的。人民的历史也记载了隐秘的连续性。当阿尔米尼奥在沼泽地大败瓦罗的军团①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日耳曼帝国的先驱；翻译《圣经》的路德②没有料到他的目的是造成彻底消灭《圣经》的人民；1758年被一颗莫斯科人的枪弹杀死的克里斯托夫·林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1914年的胜利作了准备；希特勒以为自己是为一个国家而奋斗，事实上他是为所有的国家，甚至为他所侵略和憎恶的国家而奋斗。他的自我也许不了解，但他的血液，他的意志知道这一点；世界由于犹太教，由于犹太教的毛病——对耶稣的信仰——而趋于死亡；我们用暴力和对剑的信仰来教导世界，那把剑如今在杀我们；我们好比那个建了一座迷宫结果自己困死在里面的巫师；也好比大卫，他审理一个隐掉名字的人，判了那人死刑，然后听到揭示：你就是那个人。不破不立，为了建立新秩序，必须摧毁许多东西；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就是那些东西之一。我们付出了比我们生命更多的东西，我们付出了我们亲爱的国家的命运。让别人去诅咒、哭泣吧；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才干是完美无缺的。

　　①阿尔米尼奥，古代日耳曼人的首领，于公元9年在沼泽地设伏大败罗马奥古斯都皇帝的将军瓦罗率领的军团。

　　②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用了十二年时间把《圣经》译成德文，文字通俗明了，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一个毫不通融的时代如今笼罩着世界。造就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已经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我们。让英国当锤子，我们当砧子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让暴力占统治地位，不能让基督徒的奴颜媚骨的怯懦得势。如果胜利、不公平、幸福不是为德国所设，那就让别的国家去享受吧。让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们的去处是地狱也无所谓。

　　我用镜子照照脸以便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再过几小时当我面对自己的下场时如何动作。我的肉体也许会害怕；我却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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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罗斯的探索①

　　①阿维罗斯（1126—1198），阿拉伯哲学家、法医学家，生于西班牙科尔多巴，评注亚里士多德著作，有唯物主义和泛神论思想，遭巴黎大学和梵蒂冈谴责。

　　　　　　　　　　 他认为悲剧无非是赞美的艺术……

　　　　　　　　 埃内斯特·勒南①：《阿维罗斯》，48（1861）

　　①勒南（182—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基督教起源史》、《耶稣传》等。

　　阿布瓜利德·穆罕默德·伊本一阿赫马德·伊本一穆罕默德·伊本—拉什德（这一连串名字很长，中间还有本拉斯特、阿文里兹、阿本—拉萨德、菲利乌斯·罗萨迪斯，最后才到阿维罗斯，一口气念完要好长时间）正在撰写《毁灭之毁灭》的第十一章，以驳斥《哲学家之毁灭》的作者、波斯禁欲主义作家加扎利，他声称神只了解宇宙的普遍规律，该规律与整个物种有关，而不是与个体有关。他从右到左缓慢而稳健地书写着；三段论法的运作和大段文字的连结，并不妨碍他享受他所处的深宅大院的舒适氛围。天籁中有鸽子调情的咕哝声；远处的一个庭院传来喷泉的潺潺水声；阿维罗斯的祖先来自阿拉伯沙漠，他打骨子里就喜欢不分昼夜的流水。下面是花园和菜圃；再往下是奔流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然后是可爱的科尔多巴城，像一台精巧复杂的仪器，但是明快的程度不亚于巴格达或者开罗。阿维罗斯还感到他周围的西班牙土地一直延伸到边界，固然显得空旷，但是每一件事物都实实在在、终古常新。

　　翎笔在纸面上移动，论据丝丝入扣，无可辩驳，然而一丝疑虑使阿维罗斯有点扫兴。引起疑虑的不是《毁灭》这部一时心血来潮而写的著作，而是他要向人们证实与这部诠释亚里士多德的煌煌巨著有关的哲学问题。作为哲学鼻祖，这个希腊人已被公认是能教导人们了解一切可知事物的人；像伊斯兰教的先哲们诠释《古兰经》那样，诠释他的著作便成了阿维罗斯的艰巨任务。一个阿拉伯医生专心致志地钻研比他早生一千四百年的人的思想，历史上没有比这更美妙动人的事情了；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我们还应该了解，阿维罗斯不懂叙利亚文和希腊文，他是根据转译的译文工作的。昨夜，《诗学》一开头就有两个吃不准的词把他难住了。那两个词是“悲剧”和“喜剧”。几年前，他在《修辞学》的第三卷里见过，整个伊斯兰教界没有谁能揣摩出这两个词的意思。他翻遍了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所有卷帙，查阅了聂斯托利亚教派的胡耐因·伊本—伊萨克和阿布—巴萨尔·马塔的所有版本，都一无所获。这两个神秘的词在《诗学》里俯拾皆是；不可能避开。

　　阿维罗斯搁下翎笔。他寻思着（但没有很大把握）：我们寻找的东西往往就在手边。他收好《毁灭》，走到书架前，那上面排列着波斯书法家抄写的盲人阿本西达的多卷本《莫卡玛》。如果认为他没有看过这些卷帙，就未免可笑了。但是这些卷帙勾起了他重新翻阅的闲情逸致。一阵有节奏的呼喊声分散了他的注意。他从安有栅栏的阳台望去；下面狭窄的院子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小孩在泥地上玩耍。一个小孩站在另一个小孩的肩上，显然是装扮祷告报时人；他闭着眼睛，拖长声音喊道：真主以外无真主。充当人梯的小孩一动不动，假装是庙宇的尖塔；第三个小孩匍匐在地，权充教徒。这场游戏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争着当报时人，谁都不愿意做信徒或者尖塔。阿维罗斯听到他们在争吵，用的是粗俗的方言，也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平民们用的初学的西班牙语。他打开哈利尔的《基塔乌兰》，自豪地想道：全科尔多巴（甚至全安达卢西亚）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抄本了，这是埃米尔①雅库布·阿尔曼苏从丹吉尔捎给他的。这个港口的名字使他想起从摩洛哥回来的旅行家阿布卡西姆·阿萨里，此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在《古兰经》学者法拉赫的家里共进晚餐。阿布卡西姆说他到过中国大清帝国的国土；攻汗他的人以出于忌恨的特殊逻辑，一口咬定他从未到过中国；即使到过，肯定在中国的宇宙里亵渎了真主。仔细回忆那次聚会，不免要花好几个小时；阿维罗斯便匆匆拿起《毁灭》，继续写下去，直到傍晚。

　　①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王公的尊称。

　　在法拉赫家里的那次谈话，从总督无与伦比的美德谈起，一直谈到他的弟弟埃米尔的贤操；后来在花园里话题转到了玫瑰。阿布卡西姆还没有看玫瑰就发誓说安达卢西亚的红玫瑰是盖世无双的。但是法拉赫不以为然；他说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描述过印度斯坦的花园里有一种玫瑰品种优良，久开不败，艳红的花瓣上有字，写的是：真主之外无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还说阿布卡西姆肯定见过那种玫瑰。阿布卡西姆惊讶地瞅了他一眼。假如他回说确实见过，大家理所当然会把他看做是信口开河的骗子；假如他否认，大家就会说他不信真主。于是他嘟囔着说，打开世上一切奥秘的钥匙掌握在真主手里，世上一切常绿或者凋谢的事物在真主的圣书里都有记载。这番话在《古兰经》的开头几章有案可查；博得了一片尊敬的喃喃声。阿布卡西姆为自己的能言善辩扬扬得意，正要说真主的作为是十全十美、无法探知的。阿维罗斯想起休谟①的一个仍有争议的论点，插嘴道：

　　①休谟（1711—1776），苏格兰怀疑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有关人类知性的哲学论述》等。

　　“我宁愿猜测那是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或者抄写员的笔误，而不认为世界上长有公开宣布信仰的玫瑰。”

　　“是啊，这是大实话，”阿布卡西姆说。

　　“某个旅行家，”诗人阿布达马立克说，“谈到一种树长出的果子竟是绿鸟。我觉得他的话比有字的玫瑰更可信。”

　　“这很可能是鸟羽毛的颜色引起的误会，”阿维罗斯说，“此外，果实和鸟都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文字却是艺术。从树叶到鸟比从玫瑰到文字容易得多。”

　　另一位客人激烈反对把文字说成是艺术，因为书籍之母《古兰经》的原件在混饨初开以前就有了，一直保存在天堂里。另一个客人说《古兰经》是一种实质，它的形式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这一见解和主张《古兰经》有两面性的人的见解相似。法拉赫详尽地阐述了正统的学说。他说，《古兰经》好比慈悲，乃是真主的属性之一；抄在书上，挂在嘴边，记在心里；语言、符号、文字都是人类创造的，但《古兰经》是永恒不变的。诠释过《理想国》的阿维罗斯原可以指出书籍之母和柏拉图的模式有相似之处，但他说神学这门学问不是阿布卡西姆所能理解的。

　　别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敦请阿布卡西姆讲些奇事。当时和现在一样，世道凶险；大胆的人可以闯荡江湖，可怜的人逆来顺受。阿布卡西姆的记忆只反映了隐秘的怯懦。他有什么可讲的？再说，他们要他讲些奇迹，而奇迹根本不能言传：孟加拉的月亮和也门的月亮不一样，但描述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阿布卡西姆考虑了片刻，拿腔拿调地开口说：

　　“到过许多地区和城市的人当然有许多值得一提的见闻。有一件事我只对土耳其国王说过。那发生在新卡兰（广州），也就是生命之河的入海口。”

　　法拉赫问那个城市是不是离长城很远，也就是伊斯坎达·卡拿因（马其顿的戴双角头盔的亚历山大）为了防御戈格和马戈格①入侵而修建的长城。

　　①马戈格，《圣经》提到过的小亚细亚古国。

　　“中间隔着大片沙漠，”阿布卡西姆不禁自命不凡地说。“驼队要走四十天才望见长城的烽火台，据说还要走四十天才能到达城下。我在新卡兰没有遇到一个亲眼看见过或者听说过长城的人。”

　　阿维罗斯突然感到一种对无限寥廓的空间的敬畏。他瞅着布局对称的花园；觉得自己衰老没用、不合时宜了。阿布卡西姆接着说：一天下午，新卡兰的穆斯林商人们把我带到一栋住着许多人的木头房屋去。那栋外面刷了油漆的房屋很难形容，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大房间，里面一排排阁楼或者阳台叠床架屋。隔开的空间里，以及地上和屋顶平台上都有人吃吃喝喝。平台上的人有的敲鼓，有的弹琴，还有十五或二十个人（戴着大红颜色的面具）在祷告、歌唱和谈话。他们受囚禁之苦，但没有看到牢房；他们作骑马状，但没有看到马匹；他们在战斗，但手中握的是竹竿；他们倒下死去，随后又爬了起来。

　　“疯子们的把戏，”法拉赫说，“正常的人看不懂。”

　　“他们不疯，’”阿布卡西姆不得不加以解释，“一个商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在描述一段历史。”

　　谁也不明白，似乎谁也不想弄明白。阿布卡西姆不知所措，尴尬地向那些洗耳恭听的人作出解释：

　　“我们不妨设想，他们不是在讲而是在扮演故事。甚至是以弗所的睡觉的人的故事。我们看他们回屋就寝，祷告入睡，他们是睁着眼睛睡的，一面睡一面成长，三百零九年后苏醒过来。我们看他们向小贩买东西时付的是古代钱币，看他们在天堂里和狗一起醒来。那天下午，平台上的人向我们扮演的就是这些。”

　　“那些人说话吗？”法拉赫问道。

　　“当然说话啦，”阿布卡西姆为一场他几乎记不清的演出的真实性辩护，厌烦透了。“他们又说又唱，还滔滔不绝地演讲！”

　　“在那种情况下，”法拉赫说，“根本不需要二十个人。不论怎么复杂的事，有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大家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赞扬阿拉伯语的优点；说它是真主用来指挥天使们的语言；接着又赞扬阿拉伯人的诗歌。阿布达马立克给予阿拉伯诗歌必要的赞扬之后，却说大马士革或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抓住田园形象和贝督因人的词汇不放，未免过时了。他说，浩浩荡荡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近在眼前，却要去赞美一口井水，岂不可笑。他主张在比喻方面要创新；他说，当祖哈伊尔把命运比作一头瞎眼的骆驼时，人们赞叹不已，但是五个世纪的时光已把赞叹消磨殆尽。大家同意这种见解，虽然已听许多人说过许多遍。阿维罗斯默默不语。最后说话时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也曾支持过阿布达马立克的论点，”阿维罗斯说，“虽然不那么雄辩，道理是一样的。亚历山大城有人说过，只有犯过错误并且悔改的人，才不会再犯；我们不妨补充一句，为了避免错误，最好是有所认识。祖哈伊尔说，经历了八十年的痛苦和光荣之后，他多次看到命运像一头瞎眼的骆驼那样突然把人们踩得稀烂；阿布达马立克知道，那个比喻已经不能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种责难，有许多答复。第一，如果诗歌的目的在于使人惊奇，用来计算惊奇的时间就不是世纪，而是日子、小时、甚至分钟。第二，著名的诗人不应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赞扬贝尔哈诗人伊本一沙拉夫时，人们一再指出，唯有他才能想到拂晓的星星像徐徐飘落的树叶那样的比喻；如果属实，只能证明这种形象不值一提。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形象与任何人无关。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类比。把星星比作树叶是毫无根据的，同把它们比作鸟和鱼相差无几。与此相反，谁都不会想到，命运是强大而笨拙，单纯而冷漠无情的。谁都会产生这种短暂或者持久的想法，但是唯有祖哈伊尔把它写成了诗。谁表达的都不及他好。此外（这也许是我思考的实质），可以使城堡销蚀的时间，却使诗歌更为充实。祖哈伊尔当初在阿拉伯写诗时，是把老骆驼和命运两个形象加以对比；如今我们重提，是为了纪念祖哈伊尔，并把我们的悲痛和那个亡故的阿拉伯人加以混淆。那个形象原先的两项成分现在变成了四项。时间扩大了诗歌的范围，据我所知，有些诗歌谱了音乐已经广为流传。几年前，我在马拉喀什苦苦思念科尔多巴，不由得吟诵阿布杜拉曼在卢扎法的花园里对一株非洲棕榈的倾诉：

　　　　棕榈呵，你和我一样，

　　　　也是身在异乡……

　　这就是诗歌特有的好处；一个怀念东方的国王所说的话被流放非洲的我用来抒发我对西班牙的思念。

　　后来，阿维罗斯谈到伊斯兰教创立前蒙昧时代的最早的诗人们，他们已经运用沙漠的无穷无尽的语言阐述过种种事物。他为伊本一沙拉夫的空泛感到震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古人和《古兰经》里早已涵盖了诗歌的全部内容，他申斥创新的野心是无知和狂妄。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古老的东西得到了维护。

　　阿维罗斯回书房时，报时人在呼唤人们做晨祷。（女眷居住的后院里，黑发的女奴们欺侮了一个红发的女奴，不过他到了下午才知道。）关于那两个难解的词义，他若有所悟。他用稳健仔细的字体在书稿里加上如下的几行文字：亚里士图（亚里士多德）把歌颂的作品称为悲剧，把讽刺和谴责的作品称为喜剧。《古兰经》的篇章和寺院的圣器里随处都有精彩的悲剧和喜剧。

　　睡意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他解掉头巾，照照铜镜。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因为历史学家从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我只知道他仿佛被没有发光的火焚烧似的，突然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那座房屋，那处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喷泉，以及书籍，文稿，鸽子，许多黑头发的女奴，那个哆哆嗦嗦的红发女奴，法拉赫，阿布卡西姆，玫瑰树，也许还有瓜达尔基维尔河。

　　我在上面的故事里想叙述一次失败的过程。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接着想到那些寻找点金石的炼金术士；又想到那些妄图三等分一个角和证明圆周是直线的数学家。最后，我认为更有诗意的是一个树立了目标，却不让自己去探索的、作茧自缚的人。我想起了阿维罗斯，他把自己幽禁在伊斯兰教的圈子里，怎么也弄不明白“悲剧”和“喜剧”两个词的意义。我记叙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伯顿①提到的神的感觉，那个神本想创造一头黄牛，却创造了一头水牛。我觉得自己遭到了作品的嘲弄。我认为那个丝毫不懂戏剧、却想了解剧本的阿维罗斯并不比我可笑，因为我只凭勒南、莱恩和阿辛·帕拉西奥斯②的片言只字竟然要揣摩出阿维罗斯的情况。写到最后一页时，我觉得我写的东西象征着正在写的人，也就是我自己；为了写故事，我必须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又必须写故事，如此循环不已。（一旦我不再信他的时候，“阿维罗斯”也就消失了。）

　　①伯顿（1821—1890），英国旅行家、作家，出版了有关非洲、印度、美洲的游记，以翻译《一千零一夜》著称。

　　②阿辛·帕拉西奥斯（1871—1944），西班牙教士、阿拉伯语言文学学者，著有《〈神曲〉中的穆斯林冥世学》、《但丁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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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扎伊尔是一种面值二十分的普通硬币。我那枚硬币一面有刀刻出来的NT两个字母和数字2，反面刻着年份1929。（18世纪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头老虎叫扎伊尔；爪哇的梭罗清真寺前有个盲人被信徒们用石块砸死；波斯的纳迪尔国王下令把一个星盘扔进海底；1892年前后，马赫迪的监狱里，鲁道夫·卡尔·冯斯拉廷抚摩用头巾撕下的布条包着的小罗盘；据佐膝伯格说，科尔多巴寺院的一千两百根大理石柱子中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凌晨，那枚扎伊尔到了我手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但我还能记得，并且也许还能叙说发生的事情。我即使不那么完全，还是博尔赫斯。

　　6月6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去世。1930年左右，她的照片大量刊登在通俗杂志上；种种情况或许表明人们认为她长得很美，虽然并不是她所有的形象都支持这种假设。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更关注的是完善，而不是美貌。希伯来人和中国人把人类的全部规范都整理出来，汇编成文字；《米示纳》①记载说，星期六从清晨开始，裁缝外出便不能带针；《礼记》说，客人接受第一杯酒时应该神态庄重；接受第二杯时，应该表示尊敬和高兴。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要求有相似之处，不过更加严格、她像孔子的门徒或者信守犹太教法典的人一样，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是她的努力更令人钦佩，更加生硬，因为她信奉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巴黎或者好莱坞的新潮而转移的。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总是在正统的地点，正统的时间，以正统的气质显出正统的厌烦，然而厌烦、气质、时间、地点几乎立刻就会过时，（用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话来说）完全是矫揉造作。她像福楼拜②一样追求绝对，但只是暂时的绝对。她洁身自好，然而内心不断地受到绝望的啮噬。她仿佛自我逃避似的，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变化多端是出了名的。她的音容笑貌和眼神顾盼也经常改变。从1932年起，她瘦了许多……战争使她思虑重重。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时装潮流由哪里领导呢？她始终不敢信任的一个外国佬居然以她的善意为好欺，卖给她一批圆柱形的帽子；第二年，听说巴黎根本没有出现过那种可笑的式样，其实算不上是帽子，只是异想天开的奇形怪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比利亚尔博士不得不迁居阿劳斯街，她女儿的肖像用在护肤霜和汽车的广告上。（她抹得厌烦的护扶霜和已经没有的汽车！）她知道她在艺术方面的发展需要机遇；便宁愿退下来。再说，同那些浅薄的黄毛丫头竞争让她伤心。阿劳斯街那套不祥的公寓房租也太高；6月7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时乖运蹇地死于南区。老实说，当时我也受大多数阿根廷人赶时髦的虚荣心理所驱动，爱上了她，她的去世使我流泪。或许读者已经猜到了。

　　①《米示纳》，犹太教法典的第一部分。

　　②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历史小说《萨朗波》、取材于宗教传说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文字精练，是法国近世散文的典范。

　　守灵时，我发现死者在败坏的过程中恢复了先前的面貌。6月6日夜里某个混乱的时刻，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奇妙地成了二十年前的模样；骄傲、金钱、青春、自视甚高、缺少想像力、眼高手低和愚蠢探合在一起的神气又浮现在她脸上。我模模糊糊地想道；这张使我激动万分的脸上的任何一种神情，都不会比目前这样使我难以忘怀；既然有过第一次，但愿永远如此。我离开了僵卧在花丛中的、由于死亡而显出完美的蔑视神情的她。我出来时大概已是凌晨两点。外面那些意料之中的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和两层的楼房在寂静和黑暗里显得格外空灵。我满怀悲天们人的感觉，茫然走在街上。我看到智利街和塔夸里街拐角一家杂货铺还开着。不幸的是，铺子里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

　　所谓矛盾修饰法的修辞方法，是用一个貌似矛盾的性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相信神秘直觉的诺斯替教徒所说的暗光，炼金术士所说的黑太阳均属这一类。我见了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最后一面后到外面铺子里喝上一杯，也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我不由自主地做了这种失礼而顺便的事。（有人在打纸牌的情景更增加了反差。）我要了一杯桔子酒；找钱时给了我那枚扎伊尔；我瞅了一下；走到街上，也许有点发烧。我想，任何钱币都是历史和神话中那些无休无止地闪闪发光的钱币的象征。我想到卡隆特①的银币；想到贝利萨里奥②乞讨的银币；犹大出卖耶稣得到的三十枚银币；名妓拉伊丝③的德拉克马；以弗所的长睡者④之一拿出的古币；《一千零一夜》里巫师的后来变成圆纸片的透亮的钱币；到处流浪的伊萨克·拉克登的用之不竭的迪纳里；菲尔杜西⑤退还了国王赏赐的六万银币，因为它们不是金的；阿哈布吩咐钉在船桅上的金盎司⑥；利厄波尔·布卢姆⑦的那枚不能翻转的弗洛林；以及在瓦伦附近暴露了逃亡的路易十六身份的那枚有头像的金路易。仿佛在梦中似的，我觉得钱币引起的这许多著名的联想虽然解释不清，但十分重要。我在街道和广场上走着，脚步愈来愈快，累得在一个拐角停下。我见到一溜老旧的铁栏杆；里面是康塞普西昂教堂的黑白两色细砖铺的院子。我不知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找给我那枚扎伊尔的杂货铺所在的街区。

　　①卡隆特，希腊神话中，地狱冥湖上运送亡灵的渡船夫，家属在死者嘴里放小银币贿赂船夫。

　　②贝利萨里奥（494—565），拜占廷王朝大将，被控阴谋弑君，家产没收。传说他给剜去双眼后，在君士坦丁堡行乞，袋子上写“请给可怜的老贝利萨里奥一枚小银币”。

　　③拉伊丝，古希腊两个同名的美貌绝伦的妓女，雄辩家德摩斯底尼曾指出虽然村伊丝要价一千德拉克马，狎客仍纷至沓来。

　　④公元249—251期间，罗马皇帝德西奥残酷迫害基督徒，以弗所有七个青年避入岩洞，长睡三百零九年，《古兰经》说一条名叫卡特米的狗始终守护他们。

　　⑤菲尔杜西（940—1020），波斯诗人，著有史诗《王书》，长六万行。

　　⑥阿哈布，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的捕鲸船长，为报白鲸咬断他一条腿之仇，固执地追杀白鲸，把一枚金盎司钉在船桅上，奖励首先发现该鲸的水手。

　　⑦布卢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角。

　　我拐了弯，从远处望见街角黑灯瞎火，说明铺子已经关门。我在贝尔格拉诺街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我毫无睡意，几乎有一种欢快感，心想世上唯有金钱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严格说来，任何钱币（比如说，一枚二十分的硬币）都包罗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再说，钱又是抽象的东西，钱是未来的时间。可能是郊区的一个下午，可能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可能是地图，可能是象棋，可能是咖啡，可能是爱比克泰德①教导要蔑视金子的名言：它是比法罗斯岛②的海神普罗透斯更为反复无常的普罗透斯。它是无法预见的时间，柏格森③的时间，不是伊斯兰教或者芝诺学派的僵硬的时间。宿命论者否认世上有什么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凡事皆有定数；一枚钱币象征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不怀疑这些“思想”是反对扎伊尔的手段和它的魔鬼般的影响的主要形式。）我苦苦思索后睡了，但梦见自己成了狮身鹰面怪兽守护下的钱币。

　　①爱比克泰德，公元1世纪时的希腊哲学家，有禁欲主义思想，认为除自由和满足以外别无他求最为明智。

　　②法罗斯岛，埃及亚历山大城对面的岛屿，岛上建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高四百五十英尺，四十二英里外就能望见。

　　③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有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认为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去和现在都与意识和记忆不可分。

　　第二天，我确信自己前晚醉了。我还决定摆脱那枚使我深感不安的钱币。我看看它：除了一些划痕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好把它埋在花园地下或者藏在书房的旮旯里，但我要它离得远远的。那天早晨，我没有去大桥或公墓；我乘上地铁到宪法广场，再从宪法广场到圣约翰和博埃多。我未经思考在乌尔基萨下了车；先往西再往南，故意拐弯抹角地在一条毫无特点的街上随便走进一家酒店，要了一杯酒，用那枚扎伊尔付了账。我本来戴着茶色镜片，再眯起眼睛，没有看门牌号码和街道名称。那晚，我吃了一片巴比妥，睡得很安稳。

　　6月底，我忙于写一篇幻想小说，其中有两三个哑谜般的词组——用“剑的水”代替“鲜血”，用“蛇窝”代替“黄金”。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人是个苦行僧，住在荒野，与世隔绝。（那地方叫尼塔黑德。）由于他生活清苦俭朴，有人把他看做是天使；其实那是善意的夸张，因为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存在的。远的且不去说，正是这个人杀了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则是有名的巫师，用邪法敛聚了无数宝藏，花了毕生的时间，日夜守护着宝藏，防止贪婪的人们疯狂争夺。不久后，也许太快了，守护不得不中断：他的星辰告诉他说，斩断守护的宝剑已经铸成。那把剑的名字叫格拉姆①。故事以越来越曲折的笔调赞美了剑的光亮和坚韧；其中一段还漫不经心地提到鳞甲；另一段则说他守护的宝藏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和红色的指环。我们最后才明白，苦行僧是一条名叫法夫尼尔②的龙，守护的是尼贝龙根人的宝藏。西古尔德③的出场使故事戛然而止。

　　①格拉姆，斯堪的纳维亚传说《沃尔松萨伽》中主神奥丁刺入树干的宝剑，被齐格弗里德的父亲西格蒙德拔出。

　　②法夫尼尔，北欧传说中守护安德瓦里宝藏的毒龙，为齐格弗里德所杀。

　　③西古尔德，北欧传说《尼贝龙根人之歌》里的遍身鳞甲、刀剑不入的英雄，即《沃尔松萨伽》里的齐格弗里德。

　　刚才说过，我写那篇无聊的东西时（其中还卖弄学问地插进《法夫尼尔之歌》的一些诗句），暂时忘了那枚钱币。有几晚，我十拿九稳地认为能把它忘掉，却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它。可以肯定的是，我糟蹋了那些时间；开头要比收尾难。我徒劳地重复说那枚可恨的镍币和手手相传的无数一模一样的别的镍币没有区别。在那种念头的驱使下，我试图把思想转移到别的钱币上去，但也不成。我用智利的五分和十分钱币以及乌拉圭的铜币做试验都失败了。6月16日，我弄到一枚英镑；白天没有瞧，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在强力的电灯光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随后又把它放在一张纸底下，用铅笔拓出来。闪电、龙和圣乔治①的形象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无法改变固定的念头。

　　①圣乔治，英国的守护神；传说他杀了利比亚西伦湖中的毒龙，救出埃及公主。

　　8月份，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我没有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可笑的故事；只说我受到失眠的困扰，脑子里老是浮现任何一件物品，比如说一个筹码或者一枚钱币的模样……不久后，我在萨缅托街的一家书店发现—册尤利乌斯·巴拉赫汇编的《扎伊尔传说发展史有关文献》（布雷斯劳，1899）。

　　那本书里指出了我的病根。作者在前言里说，他“试图把全部涉及扎伊尔的迷信的文献收集在一卷便于阅读的大八开本的书里，包括属于哈比希特档案的四篇文章和菲利普·梅多斯·泰勒报告的原稿”。似乎早在18世纪伊斯兰教就相信扎伊尔一说。（巴拉赫驳斥了佐登伯格认定是阿布菲达写的文字。）“扎伊尔”一词在阿拉伯文里是“显而易见”的意思；也就是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之一；在穆斯林国家里是指那些“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特点的人或物，其形象最后能使人发疯”。第一个不容置疑的证词是波斯人卢特弗·阿里·阿祖尔作出的。在一部名为《火庙》的传记百科全书里，那个学贯古今的托钵僧叙说没拉子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个铜制的星盘，“谁看了一眼后就不想任何别的东西，于是国王吩咐把它扔到海底，以免人们连宇宙都忘了”。曾在海得拉巴任土司幕僚、写过著名小说《杀手忏悔录》的梅多斯·泰勒的报告更为详尽。1832年前后，泰勒在布季城郊听到一种奇怪的说法：说谁“看到了老虎”，就是说那人疯了或者成了圣人。人们指的是一头有魔法的老虎，见到它的人，不论相距多么远，统统都完蛋，因为他从此以后到死为止除了那头虎以外什么都不想了。据说有一个倒霉的人逃到迈索尔，在一座宫殿里画虎。几年后，泰勒参观那个邦的监狱；总督带他看尼特胡尔监狱的一间四室，地上、墙上和顶上是一个穆斯林托钵僧画的虎（色彩非但没有由于年代久远而消退，反而更加鲜艳）。那头老虎由无数虎组成，教人看了眼花缭乱；虎皮的花纹里有许多小虎，甚至海洋、喜马拉雅山和军队仿佛也是虎形构成。画家多年前死在这个囚室；据说他来自信德或者古吉拉特，当初打算画一幅世界地图。至今仍有那幅庞大的作品的痕迹。泰勒把这件事告诉威廉堡的穆哈默德·阿尔·耶梅尼时，他对泰勒说，世上没有不偏爱扎希尔①的生物，但是仁慈的主不允许两个扎希尔同时存在，因为一个就能倾倒众生了。他还说，古往今来只有一个扎希尔，愚昧时代的扎希尔是名叫亚乌克的偶像，后来是一个来自乔拉桑的、蒙着石珠缀成的面幕或者带着金面具的先知②。他又说神是神秘莫测的。

　　①泰勒写的原文如此。——原注

　　②巴拉赫指出亚乌克见于《古兰经》（七十一章二十三节），先知是阿尔·莫坎纳（蒙面者），除了语出惊人的记者菲利普·梅多斯·泰勒以外，谁也没有把他们同扎伊尔联系起来。——原注

　　我把巴拉赫的专著看了好多遍，却琢磨不出自己有什么感受；只记得当我明白什么都救不了我时，我感到绝望；当我知道我的不幸不能由自己负责时，又感到宽慰；那些人的扎伊尔不是一枚钱币而是一块大理石或者一只老虎，让我妒忌。我认为不去想老虎该是何等容易的事。我还记得我看到这段话时感到特别不安：“《古尔珊》的一个评论家说，看到扎伊尔后很快就能看到玫瑰，他还援引了阿塔尔的《阿丝拉尔·那玛》（《未知事物之书》）里的一句诗：扎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幕的裂缝。”

　　为特奥德利纳守灵的那个晚上，我没有见到她的妹妹，阿瓦斯卡尔夫人，感到奇怪。10月份，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

　　“可怜的胡利塔，她变得古怪极了，已送进了博什医院。护士们喂她吃饭被她折腾得够呛。她念念不忘那枚钱币，说它和莫雷纳·萨克曼的汽车司机一模一样。”

　　时间冲淡了记忆，却加深了扎伊尔的印象。以前我想像它的正面，后来是反面；如今我两面都看到了。不是说那枚扎伊尔仿佛是透明的，两面并不重叠；而是景象似乎成了球形，扎伊尔出现在球中央。我看到一个不是扎伊尔的透明而遥远的形象：特奥德利纳的轻蔑的模样，肉体的痛苦。丁尼生①说过，假如我们能了解一朵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世界是什么了。他或许想说，事物不论多么细微，都涉及宇宙的历史及其无穷的因果关系。他或许想说，可见的世界每一个形象都是完整的，正如叔本华所说，每个人的意志都是完整的。神秘哲学家认为人是微观宇宙，是宇宙的一面象征性的镜子；按照了尼生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如此。一切事物，甚至那枚令人难以容忍的扎伊尔。

　　①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重视诗的形式的完美，辞藻绮丽，音调铿锵，名篇有《食荷花人》、《尤利西斯》、《国王叙事诗》、《伊诺克·阿登》等。

　　1948年前，胡利塔的命运也可能落到我身上。人们不得不喂我吃饭，帮我穿衣，我分不清下午和早晨，我不知道博尔赫斯是何许人。把那种前景说成可怖是虚假的，因为它的任何一种情况对我都不起作用。正如说一个上了麻醉接受开颅手术的病人的疼痛十分可怕一样。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不能感知宇宙，不能感知扎伊尔。唯心主义者说，浮生着梦，“生”和“梦”严格说来是同一个词；我将从千百个表面现象归为一个表面现象，从一个极其复杂的梦归为一个十分简单的梦。别人也许会梦见我发了疯，而我却梦见扎伊尔，当世界上所有的人日日夜夜都在想扎伊尔，那么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是世界还是扎伊尔？

　　在阒寂的夜晚，我仍能在街上行走。拂晓时分，我往往坐在加来伊广场的长凳上思考（试图思考）《阿丝拉尔·那玛》里那段关于扎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幕的裂缝的话。我把那种见解和下面的说法联系起来：为了和神融为一体，泛神论神秘主义者一再重复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者神的九十九个名字，直到那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为止。我渴望走上那条路。也许我由于反复思考，终于会花掉那枚扎伊尔；也许上帝就在那枚钱币后面。

　　　　　　　　　　　　　　　　　　　　　　　　　　 献给沃利·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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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文字

　　石牢很深；几乎是完美的半球形，地面也是石砌，面积比球体最大的截面稍小一些，因而加深了压抑和空旷感。半球中间有一堵墙；虽然极高，还没有砌到圆形拱顶；墙的一边是我，齐那坎，也就是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①焚毁的卡霍隆金字塔的巫师；另一边是头美洲豹，它悄悄地、不紧不慢地踱来踱去，消磨囚禁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中央隔墙靠近地面处有一道铁栅长窗。中午太阳直射时，牢顶打开一扇门，一个被岁月遗忘的狱卒摆弄铁滑车，用绳索给我们垂下水罐和肉块。光线射进圆拱顶；在那一刻我才能看到美洲豹。

　　①阿尔瓦拉多（148—1541），西班牙军人，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副手。

　　我躺在暗处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了；我以前年纪还轻，可以在牢里踱步，如今离死不远，干等神道为我安排的下场。以前我用隧石制科尔特斯攻克墨西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后去外地作战，委托阿尔瓦拉多留守，阿尔瓦拉多残暴屠杀阿兹将克土著，激起反抗，西班牙殖民军大败，曾被迫撤出首都。的长刀剜开牺牲者的胸膛，如今失去法力，从尘埃地上爬起来都做不到。

　　金字塔焚毁的前夕，那些从高头大马上下来的人用烧红的金属烙我，逼我说出宝藏埋藏的地点。他们当着我的面打碎了神像，但是神没有抛弃我，我虽受酷刑折磨，仍一言不发。他们把我搞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我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这个石牢里，休想活着出去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想办法打发时间，于是我在黑暗中试着回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整夜不睡使劲回忆石头纹理的次序和数目，或者一株有药效的树的形状。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抗拒年月，逐渐恢复了我原先的功力。一晚，我觉得自己接近了清晰的回忆；旅行者在望见海洋之前就已感到自己血液里的激动。几小时后，我开始眺望到记忆中的事情；那是神的传统之一。神预见到天地终极时将会发生许多灾难和毁灭，于是他在混饨初开的第一天写下一句能够防止不幸的有魔力的句子。他之所以写下来是为了让它流传到最遥远的后代，不至泯灭。谁都不知道他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字母，但是我们知道那句话一直秘密地存在，将由一个被神选中的人看到。我认为我们一直处于天地终极的时期，我作为神的最后一名祭师，将会获得直觉那些文字的特权。我身陷石牢的事实阻止不了我存这一希望；也许我千百次看过卡霍隆的铭文，只是还不理解而已。

　　这个想法使我精神一振，接着使我产生了近乎眩晕的感觉。世界范围内有古老的、不会毁坏的、永恒的形式；其中任一个都可能是寻求的象征。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帝国、星辰的形状都可能是神的话语。但是在世纪的过程中，山岭会夷平，河流往往改道，帝国遭到变故和破坏，星辰改变形状。苍穹也有变迁。山和星辰是个体，个体是会衰变的。我寻找某些更坚韧不拔、更不受损害的东西。我想到谷物、牧草、禽鸟和人的世世代代。也许我的脸上记录着魔法，也许我自己就是我寻找的目标。我正苦苦思索时，忽然想到美洲豹就是神的特点之一。

　　我心里顿时充满虔敬之情。我设想混沌初开的第一天早晨的情景，设想我的神把讯息传递给虎豹的鲜艳的毛皮，虎豹在岩洞里、芦苇丛中、岛上交配繁衍，生生不息，以便和最后的人类共存。我设想那虎豹织成的网和热的迷宫，给草原和牲畜群带来恐怖，以便保存一种花纹图案。石牢的另一边有头美洲豹；近在咫尺的我发觉我的推测得到证实，我得到了秘密的恩惠。

　　我用了漫长的年月研究花纹的次序和形状。每个黑暗的日于只有片刻亮光，但我一点一点地记住了黄色毛皮上黑色花纹的形状。有的花纹包含斑点；另一些形成腿脚内侧的横道；再有一些环形花纹重复出现。也许它们代表同一个语音或同一个词。不少花纹有红色边缘。

　　我工作的劳累一言难尽。我不止一次地朝圆拱顶大喊，破译那篇文章是不可能的。盘踞我心头的具体的谜逐渐失去了它的神秘，更困扰我的是神写的一句话的共性的谜。我自问，一个绝对的心理会写出什么样的句子呢？我想，即使在人类的语言里，没有不牵涉到整个宇宙的命题；说起“老虎”这个词就是说生它的老虎，它吞食的鹿和乌龟，鹿觅食的草地，草地之母的地球，给地球光亮的天空。我想在神的语言里，任何一个词都阐述了一串无穷的事实，阐述的方式不是含蓄的，而是直言不讳的；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开门见山。时间一久，我觉得神的一句话的概念有点幼稚或者亵渎。我认为神只应讲一个词，而这个词应兼容并包。神说出的任何词不能次于宇宙，少于时间的总和。这个词等于一种语言和语言包含的一切，人们狂妄而又贫乏的词，诸如整体、世界、宇宙等等都是这个词的影子或表象。

　　有一天或者一晚——在我的日日夜夜中，白天或晚上有什么区别？——我梦见石牢的地上有一粒沙子。我又漠然睡去；梦见自己醒来，地上有两粒沙子。我再次入睡；梦见沙粒的数目是三个。沙子就这样倍增，充斥石牢，我在半球形的沙堆下死去。我明白自己是在做梦：我使尽全力让自己醒来。醒来也没用；无数的沙粒压得我透不过气。有人对我说：你的醒并不是回到不眠状态，而是回到先前一个梦。一梦套一梦，直至无穷，正像是沙粒的数目。你将走的回头路没完没了，等你真正清醒时你已经死了。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沙子压破了我的嘴，但我还是嚷道：我梦见的沙子不能置我于死地，也没有套在梦里的梦。一片亮光使我醒来。上方的黑暗里有一圈光线。我看到狱卒的脸和手、滑车、绳索、肉和水罐。

　　人会逐渐同他的遭遇混为一体；从长远来说，人也就是他的处境。我与其说是一个识天意的人或复仇者，与其说是神的祭师，不如说是一个束手无策的囚徒。我每次从无休无止的梦的迷宫中醒来，就像回家似的回到严峻的石牢。我祝福牢里的潮湿、老虎、光洞、祝福我疼痛的老骨头，祝福黑暗和石头。

　　接着发生了我既忘不了，也不能言宣的事。发生了我同神、同宇宙的结合（我不知道这两个词有没有区别）。心醉神迷的感觉无法复述它的象征；有人在光亮中见到神，有人在剑或一朵玫瑰花中见到神。我见到的是一个极高的轮子，不在我的前后左右，而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那个轮子是水，但也是火，虽然有边缘，却是无穷尽的。它由一切将来、现在、过去的事物交织组成，我则是这块巨大织物中的一缕，而折磨我的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是另一缕。一切因果都在这里，我看到那个轮子什么都明白了。啊，领悟的幸福远远超过想像或感觉！我看到了宇宙和宇宙隐秘的意图。我看到了圣书记述的万物的起源。我看到水中涌出的山岳，看到最早的木头人，看到朝人们罩来的大瓮，看到撕碎人们脸的狗。我看到众神背后那个没有面目的神。我看到形成幸福的无限过程，一切都明白之后，我也明白了虎纹文字的含义。

　　那是一个由十四组偶然（看来偶然）的字凑成的口诀，我只要大声念出口诀就无所不能。我只要念出来就能摧毁这座石牢，让白天进入我的黑夜，我就能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就能让老虎撕碎阿尔瓦拉多，就能用圣刀刺进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金字塔，重建帝国。四十个字母，十四组字，我，齐那坎，就能统治莫克特苏马①统治过的国度。但是我知道我永远念不出这些字，因为我记不起齐那坎了。

　　①这里指莫克特苏马二世（1466—1520），阿兹特克皇帝，在位期间通过征战扩大了治下的版图。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到墨西哥，莫克特苏马二世投降，当了傀儡。1520年，阿兹特克人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者，莫克特苏马被乱石砸伤而死。

　　让写在虎皮上的神秘和我一起消亡吧。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不会考虑到一个人和他微不足道的幸福和灾难，尽管那个人就是他自己。那个人曾经是他，但现在无关重要了。他现在什么都不是，那另一个人的命运，那另一个人的国家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不念出那句口诀；因此，我躺在暗地里，让岁月把我忘记。

　　　　　　　　　　　　　　　　　　　献给埃玛·里索·普拉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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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自己的迷宫的阿本

　　　　　　　　　　　　　　哈坎—艾尔—波哈里

　　　　　　　　　　　　　　　 ……好比结网营屋的蜘蛛。

　　　　　　　　　　　　　　　 《古兰经》二十九章四十节

　　“这是我先辈的土地，”邓拉文一挥手说。他那豁达的手势不排斥朦胧的星辰，包括了黑沉沉的荒原、海洋和一座宏伟而破败得像是荒废马厩的建筑。

　　他的同伴昂温把嘴里咬着的烟斗取下来，谦恭地发出一些表示赞赏的声音。那是1914年初夏的一个下午；两个朋友对没有危险的尊严感的世界感到无聊，眺望着康沃尔①这片荒山野岭。邓拉文留着黑黢黢的胡子，据说写过一部长篇史诗，和他同时代的人几乎琢磨不出用的是什么格律，并且还领悟不到主题思想；昂温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弗马特②没有写在狄奥方托③书页边自上的一条定理。两个人——还用我说吗？——都很年轻，心不在焉，感情用事。

　　①康沃尔，英格兰西南部的半岛。

　　②弗马特（1601—1665），法国数学家，和巴斯喝共同研究出概率计算方法。

　　③狄奥方托（325—409），古希腊数学家。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邓拉文说。“阿本哈坎一艾尔一波哈里，尼罗河流域不知哪个部落的首领或国王，在那幢建筑的中央房间里死于他表兄萨伊德之手。过了这么多年，他死亡的情况仍然不明不白。”

　　昂温顺从地问什么原因。

　　“原因有好几个，”邓拉文回说。“首先，那幢房子是座迷宫。其次，有个奴隶和一头狮子看守房于。第三，一笔秘密宝藏失踪了。第四，暗杀发生时，凶手早已死了。第五……”

　　昂温听烦了，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得神乎其神，”昂温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你想想坡①的被窃的信件，赞格威尔②的上锁的房间。”

　　①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诗集有《枯木儿》、《艾尔·阿莱夫》等，短篇小说分恐怖和推理两大类，被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被窃的信件》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

　　②赞格威尔（1864—1926），犹太裔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大多描写英、美的犹太人生活。著有一系列题为“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故事。

　　“或许是复杂的事情，”邓拉文回说。“你得想想宇宙。”

　　他们爬上陡峭的沙丘，来到迷宫前面。走近一看，迷宫像是一道笔直的、几乎没有尽头的砖墙，粉刷剥落，只有一人多高。邓拉文说围墙是圆周形，但是面积太大，曲度察觉不出来。昂温想起尼古拉斯·德·库萨①说过，直线都是一个无限大的圆周的弧—…·午夜时，他们找到一扇破败的门，里面是一个堵塞的、危险的门厅。邓拉文说房子里有许许多多交叉的走廊，但是只要一直顺左手拐弯，一个多小时后就可以走到迷宫的中心。昂温听从了。小心翼翼的步子在石板地上引起了回声；走廊分岔为更狭窄的巷道。房子似乎使他们窒息，屋顶很低。由于黑影幢幢，两人不得不一前一后行走。昂温走在前头。地面坎坷不平，巷道转弯抹角，看不清的墙壁没完没了地朝他们涌来。昂温在幽暗中慢慢摸索，听他的朋友叙说阿本哈坎死亡的经过。

　　①尼古拉斯·德·库萨（1401—1464），德国主教、哲学家，著有《论博学的无知》。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邓拉文说，“也许是在彭特里思港口见到阿本哈坎一艾尔一波哈里的情景。一个黑人和一头狮子跟着他；除了在圣书插图上见过之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黑人和狮子。我那时年纪很小，像阳光般金光闪亮的猛兽和像夜晚一般黢黑的人固然叫我诧异，更使我吃惊的是阿本哈坎本人。我印象中他十分高大；皮肤呈青黄色，黑眼睛半睁半闭，鼻子大得出奇，嘴唇肥厚，胡子橘黄色，胸部宽阔壮实，步子走得很稳，不发出声息。我回家后说：‘有位国王乘船来到了。’后来，泥水匠们施工建房时，我扩大了那个称号，管他叫做巴别国王①。

　　①古巴比伦人曾想在示拿平原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其建造不成。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十一章。

　　“外地人将在彭特里思港定居的消息受到欢迎；他房子的面积和形状却引起惊愕和非议。一幢房只有一间屋，却有无穷无尽的走廊，实在难以容忍。‘摩尔人可以住这种房子，在基督徒中间却不行。’人们议论说。我们的教区牧师阿拉比先生看过不少希奇古怪的书，找到一个营造迷宫遭到天谴的国王的故事，在传道时宣讲。第二天是星期一，阿本哈坎造访了教堂；短暂会晤的情况当时无人知晓，但是以后传道中再也不提那种狂妄的行径，摩尔人终于能雇到泥水匠替他干活。几年后，阿本哈坎已死，阿拉比向当局透露了那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阿本哈坎当时站着对牧师说了一番话，是这样的：‘谁都不能指摘我现在所做的事。我的罪孽深重，即使我把神的名字念几个世纪也不足以减轻我的痛苦于万一；我的罪孽深重，即使我现在用这双手杀了你也不至于加重无极的公理让我遭受的痛苦。别的地方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阿本哈坎一艾尔一波哈里，我用铁的权杖统治过沙漠的部落。我靠我表弟萨伊德的辅佐多年来一直剥夺那些部落的财富，但是上天听取了他们的祈求，容忍了他们造反。我手下的人被打败杀死；我带了多年剥削所收敛的宝藏逃了出来。萨伊德领我到一座石山脚下的一个圣徒坟墓。我吩咐我的奴隶监视沙漠；萨伊德和我太累了，便睡觉休息。那天夜里，我觉有无数条蛇像网一样缠住了我。我吓醒了；天色微明，萨伊德还睡在我旁边；一张蜘蛛网擦在我身上，使我做了那个恶梦。我暗暗盘算，宝藏有限，他很可能要求分一部分。我腰际别着一把银柄的匕首；我拔了出来，割断了他的喉咙。他垂死时含含混混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我瞅着他，见他已死，但怕他还会坐起来，便吩咐奴隶用一块大石头砸烂了他的脸。然后我们在旷野里漫无目的地走着，终于望见了海洋。洋面上有大船行驶；我想死人是渡不过水的，便决定漂洋过海，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航行的第一夜，我梦见自己杀死萨伊德的情景。一切重演了一遍，不同的是我听明白他说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要抹掉你，正如你现在抹掉我的脸一样。我发誓要挫败他的恫吓；因此我要躲在一座迷宫的中心，让他的鬼魂找不到我。’

　　“他说完之后就走了。阿拉比先以为摩尔人是个疯子，那荒唐的迷宫正是他疯狂的象征和清楚的证明。后来他想库尔人的解释符合离奇的建筑和离奇的故事，但和阿本哈坎其人强壮的模样对不上号。这类事情也许在埃及沙漠里是习以为常的，这类怪事（如同普林尼记载的狮子）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人的特点……阿拉比在伦敦查阅了旧《泰晤士报》，证实确有造反的报导，波哈里和他的以怯懦出名的大臣确实出逃。

　　“泥水匠们完工后，阿本哈坎便住在迷宫中央。城里再也没有见到他；阿拉比有时担心萨伊德已经找上门来消灭了他。月黑风高之夜，时常传来狮子的吼声，圈里的羊出于古老的恐惧互相偎依得更紧。

　　“小海湾里经常有来自东方港口的船舶驶往加的夫或布里斯托尔①。阿本哈坎的奴隶经常从迷宫里出来（我想起当时迷宫粉刷的颜色不是浅红而是大红），同船员们用非洲语言交谈，仿佛在船员中间寻找大臣的幽灵。谁都知道那些船只夹带走私货，既然能带禁运的酒和象牙，为什么不可能带死者的鬼魂呢？

　　①加的夫和布里斯托尔，分别为英国威尔士和格洛斯特郡的港口城市。

　　“房子建成之后的第三年，沙伦玫瑰号在小山脚下停泊。我没有亲眼看到那艘帆船，它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或许受了古老的阿布基尔①或者特拉法尔加②石版画的影响，我知道它准是那种做工讲究的船只，不像是造船厂所建，而像是本工或者是细木工匠的产品。它给打磨得精光锃亮，乌黑的颜色，行驶平稳迅疾（即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至少我想像如此），船员多是阿拉伯人和马来亚人。

　　①阿布基尔，埃及滨红海的城市，1798年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在此海域打败法国舰队。

　　②特拉法尔加，直布罗陀西北西班牙的海岬，1805年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在此海域打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沙伦玫瑰号是10月份的一天拂晓下碇的。傍晚，阿本哈坎冲进阿拉比家。他吓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说萨伊德进了迷宫，他的奴隶和狮子均已丧生。他一本正经地问当局能不能保护他。阿拉比还没有回答，他如进来时那样吓得失魂落魄地跑了出去，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阿拉比家。当时阿拉比一个人在书房，惊愕地想那个胆小的人居然在苏丹镇压过剽悍的部落，居然算是身经百战、杀人如麻的人。第二天，他听说帆船已经启航（后来知道是驶往红海的苏亚金）。他想他有责任去核实奴隶的死亡，便去迷宫。波哈里当时上气不接下气叙说的事情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在巷道的一个转角发现了狮子，狮子已经死了，在另一个转角发现了奴隶，奴隶已经死了，在中央房间里发现了波哈里，波哈里的脸被砸烂了。那人的脚边有一个螺钢镶嵌的箱子，锁已被撬开，里面空空如也。”

　　最后几句话一再停顿，想加重演说效果；昂温猜测邓拉文已说过多次，每次都故作镇静，但每次都反应冷淡。他假装感兴趣地问道：

　　“狮子和奴隶是怎样死的？”

　　那个无法矫正的声音阴郁而满意地说：

　　“脸也被砸烂了。”

　　脚步声之外又添了雨声。昂温心想，看来他们要在迷宫，要在故事所说的中央房间里过夜了，漫漫长夜的不舒适以后回忆起来倒有冒险的乐趣。他不做声；邓拉文按捺不住，像讨债似的问道：

　　“你说这个故事是不是不好解释？”

　　昂温仿佛自言自语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好解释。我只知道是杜撰。”

　　邓拉文突然骂出脏话，说是牧师的大儿子（阿拉比大概已去世）和彭特里思的居民都可以作证。昂温惊讶的程度不下于邓拉文，赶紧道歉。黑暗中时间似乎过得更慢，正当两人担心走岔了路、非常疲倦时，一丝微弱的顶光照亮了一道狭窄楼梯的最初几级。他们顺着梯级上去，来到一间破败的圆形屋子。两个迹象继续表明那个倒霉的国王的恐惧：一扇狭窄的窗子朝着荒野和海洋，弧形的楼梯上有个陷阱。房间虽然很宽敞，却很像牢房。

　　一方面由于下雨，另一方面更由于想体验一下故事里的生活，两个朋友在迷宫里过夜。数学家睡得很踏实；诗人却不能入眠，他认为糟糕透顶的两句歪诗一直在脑海里盘旋：

　　　　凶猛吓人的狮子面目不清，

　　　　遭难的奴隶和国王失去了颜面。

　　昂温认为他对波哈里之死的故事不感兴趣，但他醒来时深信自己已经解开了谜。他整天心事重重，独自翻来覆去地想理顺线索，两晚后，他邀邓拉文到伦敦的一家啤酒馆，说了如下一番话：

　　“我在康沃尔说你讲的故事是杜撰。事情是确实的，或者可能是确实的，但是照你的叙说方式叙述，显然成了杜撰。我先从最不可信的一点，也就是那个迷宫说起。一个逃亡的人不会躲在迷宫里。他不会在海岸高地建造一座迷宫，一座水手们从老远就能望见的红色的迷宫。世界本来就是迷宫，没有必要再建一座。

　　“真想躲起来的人，伦敦对他来说就是一座极好的迷宫，没有必要造一座条条走廊通向瞭望塔的建筑。我现在告诉你的明智的见解，是前天晚上我们听着迷宫屋顶的雨声，没有入眠时我领悟出来的；这个见解使我豁然开朗，于是把你的无稽之谈抛在一边，作些认真有益的思考。”

　　“根据基数理论，比如说，或者根据空间的第四维度，”邓拉文评论说。

　　“不，”昂温严肃地说。“我想的是克里特岛上的迷宫。迷宫中央关着牛头人身怪①。”

　　①古希腊传说，能工巧匠代达洛斯奉国王米诺斯之命在克里特岛上建了一座迷宫，囚禁牛头怪。迷宫错综复杂，进入者只有带一线团随走随放线才能找到原路。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第五章有记载。

　　邓拉文看过不少侦破小说，认为谜的答案始终比谜本身乏味。谜具有超自然，甚至神奇之处；答案只是玩弄手法。他为了拖延不可避免的答案，说道：

　　“徽章和雕塑上的牛头怪长着一颗牛头。但丁的想像却是牛身人头。”

　　“那种说法对我也适用，”昂温同意说。“重要的是怪异的房子要同怪异的住户相称。牛头怪证实迷宫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谁都不会说由于梦中遭到恫吓而营造迷宫是合情合理的。想起牛头怪的形象（尤其在有迷宫的情况下），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我得承认，最初我并不知道那古老的牛头怪形象是关键，幸亏你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象征：蜘蛛网。”

　　“蜘蛛网？”邓拉文困惑地应声说。

　　“对。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蜘蛛网（蜘蛛网的普遍形式，要明白，也就是柏拉图的蜘蛛网）向凶手（因为有一个凶手）暗示了他的罪行。你记得艾尔一波哈里在圣徒的坟墓里梦到一张蛇缠成的网，醒来后发现是一张蜘蛛网诱发了他的梦境。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艾尔一波哈里梦见网的情景。被打败的国王，他的大臣和奴隶带着宝藏逃往沙漠。他们在坟墓中藏身。大臣睡着了，我们知道大臣是胆小鬼；国王没有睡，我们知道国王是勇敢的人。国王为了不分宝藏给大臣，一刀捅死了他；几夜后，他的鬼魂恫吓国王。这一切都不可信；我认为事实正好相反。那晚入睡的是勇敢的国王，睡不着的是胆小的萨伊德。睡觉是把宇宙抛在脑后，对于一个明知有人拔剑出鞘在追逐他的人说来，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贪婪的萨伊德俯身望着熟睡的国王。他想杀死国王（也许那时他手里已经握着匕首），但又不敢。他便叫来奴隶，把一部分宝藏隐匿在坟墓里，然后两人逃往苏亚金和英国。他建了一座从海上可以望见的高大的红墙迷宫，不是为了躲避波哈里，而是为了引他前来，把他杀死。他知道过往船只会把有关一个青黄色皮肤的人、奴隶和狮子的消息传到努比亚①各港口，波哈里迟早会来迷宫找他。在那蜘蛛网般的迷宫里，最后的巷道布置了一个陷阱。波哈里天不怕，地不怕，不屑于采取任何提防。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阿本哈坎在英国上岸，走到迷宫门口，闯过纵横交错的巷道，也许已经踏上最初几级楼梯，这时他的大臣从陷阱里可能一枪打死了他。奴隶杀死了狮子，另一颗枪弹杀死了奴隶。然后萨伊德用石块砸烂了三张脸。他不得不这样干；一具面目模糊的尸体会引起验明正身的问题；但是狮子、黑人和国王形成一个整体，前两项已经得出，最后一项就确定了。他和阿拉比说话时惊恐的模样并不奇怪；因为他刚于完那可怕的勾当，准备逃出英国去收回宝藏。”

　　①努比亚，苏丹北面的地区。

　　昂温说完后是一阵沉思或者怀疑的静默。邓拉文再要了一杯啤酒，然后发表意见。

　　“我接受阿本哈坎就是萨伊德的说法，”他说。“你会说这类变形是侦破小说的典型手法，是读者要求遵循的惯例。我难以接受的是你猜测有一部分宝藏留在苏丹。要记住萨伊德是在逃避国王和国王的仇敌；设想他偷走全部宝藏，比磨磨蹭蹭埋掉一部分更合乎情理。也许已不剩下钱币，这笔财富和尼贝龙根人的红金不同，不是取之不尽的，早给泥水匠们领完了。这样，我们可以假设阿本哈坎漂洋过海，前来要求收回被挥霍花掉的宝藏。”

　　“不是挥霍，”昂温说。“而是投资在异教徒的国度，营造一座圆形的砖砌大陷阱，以便捕捉他，消灭他。如果你的猜测正确，萨伊德的动机不是贪婪，而是憎恨、恐惧。他偷盗了宝藏，又领悟到对他来说宝藏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消灭阿本哈坎。他伪装阿本哈坎，杀了阿本哈坎，终于成了阿本哈坎。”

　　“不错，”邓拉文同意说。“他是个流浪汉，在默默无闻地死去之前，总有一天会想起自己曾是国王，或者伪装过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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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①

　　①这是前将提到的牧师在讲坛上讲的故事。参见第169页。

　　据可靠人士说（当然，真主知道得更多），远古时巴比伦岛有位国王，他召集手下的建筑师和巫师，吩咐他们营造一座复杂奥妙的迷宫，建成后，最精明的人都不敢冒险进去，进去的人都迷途难返。这项工程引起了轰动，因为它的诡异迷离人间绝无仅有，只能出于神道之手。以后，一位阿拉伯国王前来谒见，巴比伦国王（为了嘲弄憨厚的客人）把他骗进迷宫，阿拉伯国王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天快黑时还走不出来。于是他祈求上苍，找到了出口。他毫无怨言，只对巴比伦国王说，他在阿拉伯也有一座迷宫，如蒙天恩，有朝一日可以请巴比伦国工参观。他回到阿拉伯之后，纠集了手下的首领头目，大举进犯巴比伦各地，势如破竹，攻克城堡，击溃军队，连国王本人也被俘获。他把巴比伦国王捆绑住，放在一头快骆驼背上，带到沙漠。他们赶了三天路程之后，他对巴比伦国王说：“啊，时间之王，世纪的精华和大成！你在巴比伦想把我困死在一座有无数梯级、门户和墙壁的青铜迷宫里；如今蒙万能的上苍开恩，让我给你看看我的迷宫，这里没有梯级要爬，没有门可开，没有累人的长廊，也没有堵住路的墙垣。”

　　然后替他松了绑，由他待在沙漠中间，他终于饥渴而死。光荣归于不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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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马车把他送到西北区那条街道的四千零四号。早晨九点的钟声还没有敲响；那个男人赞许地看看树皮斑驳的梧桐，每株树下一方暴露的泥土，带小阳台的整齐的房屋，旁边一家药房，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门面装饰。对面行人道是一家医院的长围墙；远处一些暖房的玻璃闪闪反射着阳光。那人心想，这些东西（仿佛在梦中见到似的杂乱无章、毫无道理地凑在一起）以后日于一长，假如上帝允许，倒是不变的、必要的、亲切的。药房的橱窗里摆着瓷制店名牌：布雷斯劳尔。犹太人正在取代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曾挤掉了本地白人。还是这样好；那个男人宁愿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

　　车夫帮他搬下大衣箱；一个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终于开了门。车夫从座位上退给他一枚钱币，自从在梅洛旅馆的那晚以来一直揣在他口袋里的一枚乌拉圭铜币。那人给了车夫四毛钱，当即想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不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付了一枚别国的钱币，并且让人注意到我很重视这个差错。”

　　由那个女人带路，他穿过门厅和第一个天井。替他保留的房间幸好是对着第二个天井。屋里有一张铁床，工匠把床架做得花里胡哨，像是葡萄藤和葡萄叶的形状；还有一个松木大衣柜，一张床头桌，一个落地书柜，两把不配套的椅子，一个有脸盆、水罐、肥皂盒、一个深色玻璃杯的洗脸架。墙上有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图和一个十字架；墙纸是胭脂红色的，图案是许多重复的开屏的大孔雀。唯一的一扇门朝着天井。挪动椅子位置之后才搁得下大衣箱。房客表示满意；当那女人问他怎么称呼时，他回答说姓维拉里。他之所以说这个姓，并不是当做秘密的挑战，也不是为了减轻事实上他并不感觉的屈辱，而是因为这个姓一直困扰着他，他不可能想到别的姓。认为冒用仇人的姓是狡黠的手段，是小说里胡编的，他当然没有这种想法。

　　维拉里先生最初足不出户；几星期后，等天黑了才出去一会儿。一晚，他进了离住处三个街区远的一家电影院。他总是坐最后一排；总是不等终场，提前一些站起来离开影院。他看了下层社会的悲惨故事；毫无疑问，这种故事包括失误，包括他以前的生活的形象；维拉里没有注意这些，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艺术和现实会有巧合的可能。他顺从地努力让自己喜欢故事情节；他希望抢在展示情节的意图之前。和爱看小说的人不同，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

　　他从没有信件，甚至没有寄给他的广告宣传品，但他带着模糊的希望看报纸的某一栏消息。傍晚时，他把一把椅子搬到门口，认真地喝马黛茶，眼睛盯着隔壁房子墙上的爬藤植物。独处的岁月使他知道，在记忆中每天的日子大多是一模一样的，但没有哪一天，即使在监狱或者医院里，不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以前在幽居的情况下，他情不自禁地要计算日子和小时，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因为这次幽居是没有期限的——除非一天早晨报上登出阿列杭德罗·维拉里死去的消息。也有可能维拉里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过的日子就像是一场梦。那种可能性使他忐忑不安，因为他弄不明白它带来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呢还是大祸临头；他对自己说那种可能性太荒唐，便把它排除了。在遥远的过去（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他怀着不顾一切的爱，曾向往过许多东西；那种强烈的愿望招来了男人们的憎恨和一个女人的爱情，现在却不想某些特殊的东西了：只希望能持续，不要结束。马黛茶味，烈性烟味，天井地上越来越长的影子。

　　这幢房子里有一条老狼狗。维拉里同它交上了朋友。他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记忆所及的小时说的一些乡村方言同狗说话。维拉里试图只顾眼前，不回忆过去，也不考虑将来；对他说来过去的回忆比展望将来更没有意义。他隐约觉得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有时候，他的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那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不比一条狗复杂多少。

　　有一夜，他嘴里一阵剧痛，使他惊恐哆嗦。那个可怕的奇迹几分钟后重演一次，快天亮时又来了一次。第二天，维拉里雇了一辆马车，去十一区的一家牙科诊所。大夫替他拔掉了那颗大牙。在那紧要关头，他不比别人胆小，也不比别人镇定。

　　另一夜，他从电影院回家，觉得有人推撞。他心头火起，但又感到隐秘的宽慰，转过脸去看那个冒犯他的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方一惊，结结巴巴地道歉。那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黑头发，身边有个德国型的女人；维拉里那晚再三思索，确定自己不认识那两个人。但是他在家里蹲了四五天才敢上街。

　　书柜里有一部安德里奥利评注的《神曲》。出于些许好奇和强烈的责任感，维拉里开始阅读那部煌煌巨著；他晚饭前看了一歌，然后严格按照顺序细读了注释。他认为地狱里的苦难不是不可能或过分的，他没有想到但丁已把他打进最后一层地狱，在那里乌果利诺①不停地用牙齿啮咬着卢其埃里的脖子。

　　①乌果利诺，中世纪意大利比萨伯爵，1270年前后企图篡夺比萨最高权力，背弃了他所属的皇帝派，与教皇派结盟，1284年热那亚与比萨作战，乌果利诺出卖了比萨人，致使他们惨败。1288年被推翻，与二子二孙一起被幽禁在瓜兰达塔饿死。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记叙了这个故事。

　　大红墙纸上的孔雀似乎会引起纠缠不清的梦魇，但是维拉里先生从没有梦见由密密匝匝的活鸟组成的怪异的凉亭。天亮时，他总是做一个背景相同、但细节各异的梦。维拉里和另外两个人握着手枪闯进他的房间，或者在他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袭击他，或者三个人都成了那个推操他的陌生人，或者阴沉地在天井里等他，见了面却好像又不认识他。梦快结束时，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手枪（他确实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手枪），朝那些人发射。枪响把他吵醒，但那始终只是一个梦，在另一个梦中那些人重新袭击他，在第三个梦中他不得不再次把他们打死。

　　7月里一个朦胧的早晨，陌生人的在场（不是他们开门的声响）惊醒了他。在幽暗的房间里，他们显得很高大，面目在幽暗中却模糊得出奇（在恶梦中一直比现在清晰得多），他们虎视眈眈，一动不动，耐心等待，仿佛手中武器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视线，阿列杭德罗·维拉里和一个陌生人终于找到了他。他做个手势，让他们稍候，然后朝墙壁翻过身，仿佛想重新入睡。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杀他的人怜悯，还是因为承受一件可怕的事要比没完没了地想像它、等候它轻松一些，或者——这个可能性也许最大——设想那些杀手只是梦中的景象，正如他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多次见过的那样？

　　他正这样恍恍惚惚时，枪声抹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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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旁边的人

　　比奥伊·卡萨雷斯①从伦敦带回一把奇特的匕首，三棱形的刀身，竖工字形的刀柄；我们那位英国文化协会的朋友，克里斯托弗·杜威说，这种武器是印度斯坦人常用的。这一见解使卡萨雷斯打开了话盒子，说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那一地区工作过。（我记得他还误引了玉外纳②的一句诗，用拉丁文说“恒河之水天上来”。）我根据他那晚讲的见闻，编写了下面的故事。内容肯定忠实于原意：愿真主助我摒绝诱惑，以免添校加叶，或者像吉卜林那样夹叙夹议，渲染故事的异国情调。此外，这篇故事有一种简古的意味，或许可以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比美，让它泯灭，实在是一大憾事。

　　①比奥伊·卡萨雷斯，阿根廷当代作家，作品有《潘帕草原和高乔人遗事》、《浪放的故事》等。

　　②玉外纳（60？一140？），古罗马讽刺诗人。作品揭露罗马帝国的暴政，抨击贵族的荒淫，同情贫苦人民。

　　我所要讲的故事，确切发生在什么地点无关紧要。再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谁记得住阿姆利则或乌德①这类地方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呢？因此，我只消说当年一个伊斯兰城市里发生了骚乱，中央政府派了一个铁腕人物前去恢复秩序。那个人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显赫的武士家族，血液里带有暴力的传统。我只见过他一次，但再也忘不了他乌黑的头发，高高的颧骨，贪婪的鼻子和嘴巴，宽阔的肩膀和北欧海盗似的结实的骨架。今晚在我的故事里暂且称他为大卫②·亚历山大·格兰凯恩吧；这两个名字对他很合适；因为两位以铁的权杖治理国家的君主分别叫这两个名字。我猜想大卫·亚历山大·格兰凯恩（我得习惯于这么称呼他）叫人生畏；他走马上任的告示一张贴出来，全城就平安无事。但他仍旧颁布了许多酷烈的法令。几年过去了。锡克族和穆斯林捐弃了宿怨，城里和附近地区太平无事，这时格兰凯恩却突然失踪。很自然，有不少街谈巷议，有的说他被绑架，有的说他给杀死了。

　　①阿姆利则和乌德，均系印度地名。

　　②大卫，《圣经》中用投石器击毙排力斯巨人歌利亚的牧羊人，后成为以色列国王。

　　这些情况是我从上司那里听来的，因为新闻审查十分严厉，格兰凯恩失踪之事报上未予评伦（据我回忆，甚至没有报导）。有句谚语说，印度之大大于世界；格兰凯恩在奉诏管辖的城市里也许可以一手遮天，但是在大英帝国的行政机器里只是个小小的零件。当地警方的调查毫无结果；我的上司认为派一个人微服私访或许能减少疑惧，取得较大效果。三四天之后，（印度街道之间的距离够大的），我跑遍了那个吞没一个大人的城市的街道，没有多大指望。

　　我几乎立即感到一个隐瞒格兰凯恩下落的庞大阴谋。我觉得，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秘密，没有一个人不发誓守口如瓶。我询问的人中间，大多是一问三不知；连格兰凯恩是谁都不知道，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另一些人则相反，说什么一刻钟之前还见到他同某某人在讲话，甚至还陪我到两人进去的那户人家，可是里面的人说是根本没有见过那两人，或者说是刚刚离开。有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没有一句真话，气得我照着他们的脸就是一拳。证人们尝到了我的厉害，又编出一套谎话。我不相信，但不敢置之不理。一天下午，有人留给我一个信封，里面的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

　　我赶到时，太阳已经西沉。信里的地址是个贫民区；那座房屋很低矮；我从人行道上望到里面有好几进泥地的院落，最里面是一片空地。最后一进的院子里在举行某种穆斯林庆典；一个盲人捧着红色木制的琵琶走了进去。

　　我脚下有个老态龙钟的男人蜷缩在门槛上，一动不动，仿佛一堆什么东西。我得描述一下，因为他是故事的重要部分。漫长的岁月磨掉了他的棱角，抽缩许多，有如流水冲刷的石头或者经过几代人锤炼的谚语格言。他鹑衣百结，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缠头长巾也是一条破布。他向我抬起头，在沉沉暮色中只见黧黑的脸和雪白的胡子。反正我已不存什么希望，开门见山就向他打听大卫·亚历山大·格兰凯恩。他开始没有听懂（或许没有听清），我不得不解释说格兰凯恩是司法长官，我在找他。我说话时觉得询问这样一个老头未免可笑，对他来说，现实无非是模糊的嘤嘤声。我想，这个老头也许能谈谈有关暴乱或者阿克巴①的事情，但绝没有格兰凯恩的消息。他随后讲的话证实了我的怀疑。

　　①阿克巴（154—1605），印度帖本儿家族的莫卧儿皇帝，由宰相阿布尔·法兹尔辅助，曾统一印度半岛北部，实行改革。

　　“司法长官！”他略带诧异地说。“长官失踪了，你们在找。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日期我记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记卡尔·赛因（尼科尔森①）还没有在德里城下阵亡。过去的时间留在记忆里；我当然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神一怒之下容许人们败坏堕落；因此人们满口诅咒，谎骗欺诈。话虽这么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当传闻女皇要派人到这个国家行使英吉利的法律时，那些不太坏的人额手相庆，因为他们认为法治总比混乱为好。那个基督徒上任不久就滥用职权，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罪大恶极的人都从轻发落。最初，我们并不怪罪于他，因为谁都不清楚他推行的英国司法制度，新长官的明显的倒行逆施也许自有他的奥妙。我们总是往好里想，认为他总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同世界上所有贪官污吏的相似之处实在太明显了，到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成了暴君，穷苦百姓（他们一度对他寄予厚望，现在发觉看错了人，格外忿恨）打定主意要绑架他，加以审判。光说不干是不够的；计划必须付诸行动。除了头脑简单、少不更事的人之外，也许谁都不信这个大胆的计划能够实现，但是成千上万的锡克族和穆斯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一天居然难以置信地做到了他们谁都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绑架了司法长官，把他囚禁在偏僻郊区的一间农舍里。然后，他们遍访遭受他伤害的人，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寻找那些遗孤遗孀，因为那些年来，这个屠夫手中的剑从没有休息过。最后，也许是最艰巨的工作，是寻找并任命一位审判司法长官的法官。”

　　①尼科尔森（1821—1857），英国军人，1857年印度反抗英国统治时，德里英国驻军受围困，尼科尔森率领援军解围，在城下受伤身亡。

　　这时候，有几个妇女进了屋，打断了他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接着说：

　　“谁都知道每一代都有四个正直的人，秘密地支撑着天宇，并在神面前证明了自己当之无愧：这四个人中间准有一个最称职的法官。但是人海茫茫，湮没无闻，相见不一定相识，何况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身负秘密使命呢？于是有人出主意，既然我们无缘辨识贤人，那就从痴骏中间去找。这一意见占了上风。《古兰经》学者，法学博士，有狮子之称、信奉一个神的锡克族，信奉众多神只的印度教徒，宣扬宇宙的形状像是叉开两腿的人的马哈毗拉和尚，拜火教徒和信奉犹太教的黑人组成了法庭，但是最终的判决交给一个疯于去做。”

　　这时候，有几个人从庆典活动中出来，打断了他的话。

　　“由一个疯于来判决，”他重复了一遍。“以便神的睿智通过他的嘴来表达，让人的狂妄自大感到羞愧。疯子的名字已被人遗忘，或者根本没人知道，他赤身裸体或者披着褴褛的衣服在这一带街上转悠，老是用大拇指数自己的手指，或者同路旁的树木调笑。”

　　我不以为然。我说，由疯子做最后判决，审讯是无效的。

　　“被告接受了这个法官，”他回答说。“也许他明白，假如密谋者释放了他会有危险，他只能从一个疯子那里得到非死刑的判决。据说人们告诉他法官是谁时，他哈哈大笑。由于证人数目庞大，审判过程持续了许多日日夜夜。”

　　老头不做声了，显得心事重重。我得找些话来说，便问他审判了几天。

　　“至少十九天吧，”他回答说。从庆典活动出来的人又打断了他的话；穆斯林是不准喝酒的，但是出来的人的脸色和声音仿佛都像喝醉酒似的。其中一个朝老头喊了句什么，然后走了。

　　“不多不少，恰恰一十九天，”他更正说。“那个狠心狗肺的家伙听了判决，刀子插进了他脖子。”

　　他眉飞色舞，但声调残忍。接着，他声音一变，结束了那个故事。

　　“他无畏无惧地死了；那些无赖恶棍有时候很硬气。”

　　“你讲的事情出在什么地方？”我问道。“在一间农舍？”

　　他第一次抬头正视我。然后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说过他们把他囚禁在一间农舍，并没有说在那里审判。是在这座城里审判的：在一座普通的房子，像这里一样的房子。房子与房子差别不大，重要的是那座房子建在地狱还是建在天堂。”

　　我打听那些密谋者的下场。

　　“我不知道，”老头耐心地说。“这些事情过了多年，早给遗忘了。也许他们被判了罪，但判罪的是人，决不是神。”

　　他说完便站起身。我觉得他向我下了逐客令，从那一刻开始，我这个人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旁遮普省各族男女汇成的一股人流，有的在祈祷，有的在诵唱，朝我们拥来，几乎把我们卷走：那些狭窄的院落比长门厅大不了多少，竟然出来这么多人，真叫我吃惊。另一些人是从左邻右舍出来的；他们准是跳过短墙过去的……我推推搡搡，骂骂咧咧，才挤开一条路。在最后那个院子里，我遇上一个赤身裸体、头戴黄色花冠的男人，人们纷纷吻他，踊跃捐输，他手里有一把剑，剑上沾有血污，因为这把剑处死了格兰凯恩，格兰凯恩的残缺的尸体则是在后院马厩里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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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①

　　①阿莱夫，希伯来字母中第一个字母，神秘哲学家们认为它意为“要学会说真话”。

　　　　　　　　　　　　 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

　　　　　　　　　　 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他们会教导我们说，永恒是目前的静

　　　　　　　　　　止，也就是哲学学派所说的时间凝固；但他

　　　　　　　　　　们或任何别人对此并不理解，正如不理解

　　　　　　　　　　无限广阔的地方是空间的凝固一样。

　　　　　　　　　　　 《利维坦》①第四章第四十六节

　　①《利维坦》，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论国家组织的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宗教与政治国家的实质、形式与权力》，1651年出版。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临终前苦楚万分，感伤和恐惧都不能使痛苦缓解片刻，终于在2月份一个炎热的早晨①去世，那天我发现宪法广场高耸的广告铁架换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香烟广告；那件事让我伤心，因为我明白不停顿的广大的世界已经同她远离，广告牌的变化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化中的第一个。世界会变，但是我始终如一，我带着悲哀的自负想道；我知道我对她不合情理的爱慕有时使她难以容忍；如今她死了，我可以专心致志地怀念她，不抱希望，但也没有屈辱感。我想，4月30日是她的生日；那天去加拉伊街他们家探望她的父亲和她的表哥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是合乎礼节的，无可非议，或许也无可回避。我将再次等在幽暗的、满是摆设的小会客室里，再次端详她许多背景各异的相片。贝亚特丽丝·维特波彩色的侧面照；1921年狂欢节时贝亚特丽丝戴着面具的照片；贝亚特丽丝第一次领圣餐；贝亚特丽丝和罗伯托·亚历山德里结婚那天的留影；贝亚特丽丝离婚后不久在马术俱乐部午餐会上；贝亚特丽丝同德利亚·圣马科·波塞尔和卡洛斯·阿亨蒂诺在基尔梅斯；贝亚特丽丝和维列加斯·阿埃多送给她的哈巴狗在一起；贝亚特丽丝的正面照和斜侧面照，手托着下巴在微笑……我不必像往常那样带几本送她的书作为去拜访的借口，我终于学了乖先把那些毛边书书页裁开，免得几个月后发现它们原封未动而发窘。

　　①阿根廷地处南半球，时令季节同北半球相反，阿根廷的2月是晚夏。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是1929年去世的；此后每年到了4月30日我总是去她家看看。我一般在七点一刻到，坐二十多分钟；每年晚去一会儿，多坐一些时间；1933年那次一场瓢泼大雨帮了我忙：他们不得不留我吃晚饭。我当然不错过那个良好的开端；1934年那次到她家时已过八点钟，我带了圣菲的杏仁甜饼；很自然地留下吃饭。这样，在忧伤和略带哀艳的周年纪念日里，我逐渐赢得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的信任。

　　贝亚特丽丝颀长老弱，略微有点朝前倾；她的步态（如果允许使用矛盾修饰法的话）有一种优美的笨拙，一种陶醉的意味；卡洛斯·阿亨蒂诺脸色红润，身体壮实，头发灰白，眉清目秀。他在南郊一家不出名的图书馆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务；他相当专横，但不起作用；从不久前始，晚上和节日他都待在家里不外出。虽然隔了两代，他的意大利口音和说话时的大量手势依然存在。他的心理活动活跃、激动、多变，但无足轻重，充满了无用的类推和多余的顾虑。他的手（像贝亚特丽丝一样）细长漂亮。有几个月，他迷上了保尔·福特①，他佩服的不是福特的歌谣，而是他无可挑剔的名声。“福特是法国诗人中的王子，”他自负地说。“你再怎么攻击他也是白费气力；你的浸透毒汁的箭休想射中他。”

　　①福特（1872—1960），法国诗人，著有三十多卷《法国歌谣集》，风格清新平易，但具有古典诗歌的优美。1890年创立艺术剧院，1905至1915年间主编《诗歌与散文》杂志。

　　1941年4月30日，我在杏仁甜饼之外，加了一瓶国产的白兰地酒。卡洛斯·阿亨蒂诺尝了酒，觉得味道不错，几杯下肚后，他开始为现代人进行辩护。

　　“我想到书房里的现代人，”他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说，“仿佛在一座城堡的塔楼里，配备有电话、电报、唱机、无线电报机、电影机、幻灯机、词典、时刻表、便览、简报……”

　　他评论说，具有这种便利条件的人根本不需要出门旅行；我们的20世纪改变了穆罕默德和山的寓言；如今大山移樽就教，向现代的穆罕默德靠拢了。

　　我觉得那些想法是如此愚蠢，表达的方式又如此自命不凡，马上把它们同文学联系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不留诸笔墨。他果然不出所料回答说已经这么做了：多年来他一直在写一部长诗，从不宣扬，从不大吹大擂，只靠勤奋和孤寂两根拐杖，那些想法和另一些同样新奇的概念都包含在长诗的引子篇、给论篇，或者干脆叫前言篇里。他首先打开想像的闸门；然后遣词造句，合辙押韵。那部诗题名为“大干世界”；主要是描绘地球，当然也不缺渲染烘托的题外话和帅气的呼语助词。

　　我请他念一节给我听听，即使短一点也不妨。他拉出写字桌的抽屉，取去一个大卷宗夹，里面是印有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图书馆名称的便笺，自鸣得意地朗诵起来：

　　　　我像希借人一样看到了人们的城市，

　　　　工作、五光十色的时日、饥饿；

　　　　我不纠正事实，也不篡改名字，

　　　　但我记叙的航行是在房间里的卧游。

　　“显而易见是很有趣的诗节，”他自己评定说。“第一句虽然不被舆论界占多数的紫色派学者赞赏，却得到教授、学院派和研究古希腊文化的学者的喝彩；第二句笔锋一转，从荷马谈到赫西奥德（仿佛一座新房子的门脸，这完全是对教学诗歌之父的含蓄的恭维），并且对那种可以溯源到《圣经》的综述堆砌的手法有所创新；第三句——巴罗克风格、颓废主义、对形式的净化和狂热的崇拜？——包含两个对称的半句；第四句不言自明，有双语成分①，凡是豁达恢弘、有幽默感的人在这句诗上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必谈韵脚和功力了，不是卖弄，四句诗里包含了上下三千年浓缩文学的三个精辟的隐喻：第一个指《奥德赛》，第二个指《工作与时日》，第三个指那个萨瓦人②妙笔给我们留下的不朽的小诗……”我再一次领会到现代艺术要求笑的调剂，要求有些玩笑。哥尔多尼③的话确实不假！

　　①第四句的“航行”和“在房间里的卧游”在原诗中是法语。

　　②保尔·福特是法国东南地区萨瓦人。

　　③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生平写了一百二十多部喜剧，是意大利现代性格喜剧的创始人。

　　他还念了许多节诗，自赞自叹，作了大量评论。我听过之后毫无印象；甚至不觉得它们比前面一节更糟。从达内里的诗里可以看到勤奋、忍耐和偶然性，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所说的才华。我明白，那位诗人的气力不是花在诗上，而是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来让人赞赏他的诗；很自然，这番努力提高了他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达内里的朗诵有点狂放；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笨拙的韵律妨碍了他把那种狂放传递给他的诗句①。

　　①我还记得他猛烈抨击蹩脚诗人的一首讽刺诗里的句子：

　　　　有人给诗歌披上博学的戎装；

　　　　也有人刻意雕琢，搞得糜丽，

　　　　两者徒劳地鼓动可笑的翅膀……

　　　　可悲地忘了优美的因素！

　　他对我说，为了怕招来一大批势不两立的强大敌人，他才没有贸然发表这首诗。——原注

　　我生平只有一次机会细读了《波利奥比昂卜万五千行十二音节的诗，迈克尔·德雷顿①在那首地形史诗里记载了英国的动植物、水文、山岳、军事和寺院的历史；我敢说这部有分量、但也有局限性的作品使人厌倦的程度要低于卡洛斯·阿亨蒂诺同样性质的鸿篇巨制。他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1941年，他已经解决了昆士兰州几公顷土地、鄂毕河一公里多的河道、维拉克鲁斯北面的一个贮气罐、康塞普西翁区的主要商行、玛丽亚娜·坎巴塞雷斯·德·阿韦亚尔在贝尔格拉诺九月十一日街上的别墅，以及离布赖顿著名水族馆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他又念了他诗中有关澳大利亚地区的吃力的段落；那些又长又不像样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句缺少引子里比较使人激动的东西。我不妨抄录一节：

　　①德雷顿（1563—1631），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写了不少十四行诗、戏剧、颂歌、牧歌和神话、及有关《圣经》和历史题材的作品。

　　　　听着。在那根通常的木桩右面

　　　 （不用说，当然是从北、西北方向过来）

　　　　有一具无聊的骨架——颜色么，天白——

　　　　给了羊栏以尸骨家的面貌。

　　“两个奇崛的用法，简直妙不可言，”他狂喜地嚷道。“我已经听到你在暗暗叫绝了！我承认，我承认。首先是那个形容词‘通常’，它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田园农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沉闷，以前的田园诗和我们的赫赫有名的《堂塞贡多·松布拉》从不敢这样淋漓尽致地指出过。其次，那个平铺直叙、然而力透纸背的‘无聊的骨架’在矫揉造作的诗人的眼里会被看成异端邪说，但是欣赏道劲豪放的批评家却爱之苦命。此外，整个一节诗品位很高。第三行后半句和读者生动活泼地攀谈起来；它料到读者迫切的好奇心理，借读者之口提个问题，随即又作了回答。至于那个创新‘天白’，你如何评价？那个形象生动的新词使人联想到天空，而天空是澳大利亚风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那个联想，全诗的笔调难免过于暗淡，读者内心深处将被无法缓解的悲哀所袭，不得不掩卷长叹。”

　　将近午夜时我才告辞。

　　过了两个星期天，达内里打电话找我，据我记忆所及，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他邀我四点钟见面，“一起在附近的酒吧沙龙喝牛奶，那是有开拓思想的苏尼诺和松格里——也就是我的房东，你记得吗——在街角新开的咖啡馆；你该见见这个场所。”我兴致不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空桌；那个“酒吧沙龙”现代化得没治，糟糕的程度比我想像的稍低一些；旁边几张桌子的顾客兴奋地谈论着苏尼诺和松格里毫不吝啬的巨额投资。卡洛斯·阿亨蒂诺装出为灯光设计的精致感到惊奇（其实他肯定早见过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得承认这个地方可以和弗洛雷斯街最高级的咖啡馆相比。”

　　然后他把他的诗又念了四五页给我听。他根据那个炫耀辞藻的等而下之的原则作了修改：原先写成湛蓝的地方，现在改为蓝晶晶、蓝莹莹、甚至蓝盈盈。他本来认为乳白这个词不坏；在描写洗羊毛池的时候，他换了奶白、乳汁白、乳浆白……他痛骂批评家；接着，他比较厚道地把批评家说成是“那种自己没有铸币的金银，也没有蒸汽压机、滚轧机和硫酸，但能指点别人藏镪的地点”。随后，他抨击了前言癖，“天才中的天才在《堂吉诃德》的优雅的前言里已经嘲笑了这种毛病。”然而他承认在新著的扉页最好有一篇显眼的前言，由一位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士签署的认可。他说他打算发表长诗的前几章。我明白了那次奇特的电话邀请的动机；那人想请我替他的卖弄学识的杂烩写个前言。我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卡洛斯·阿亨蒂诺带着怨恨的钦佩说，阿尔瓦罗·梅利安·拉菲努尔是个有学问的人，如果我出面求他欣然为长诗写序，他博大精深的声望也就名副其实了。为了防止最不可原谅的失误，我得为两个未完成的优点做说客：十全十美的形式和严格的科学内容，“因为在那个优美比喻和形象的花园里最小的细节都严格符合真实”。他又说贝亚特丽丝生前和阿尔瓦罗一直相处甚得。

　　我满口答应。为了做得更逼真，我声明我不在星期一，而在星期四作家俱乐部会后通常举行的小型晚餐会上和阿尔瓦罗谈这件事。（晚餐会是没有的，会确实在星期四开，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从报纸上可以核实，相信我的话有点真实性。）他半是猜测，半是机灵地说，在提到序言之前，我会介绍作品奇特的构思。我们分了手；在拐到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之前我毫无偏见地看到面前的两种可能性：一、找阿尔瓦罗谈谈，告诉他贝亚特丽丝的那位表哥（我用那种委婉的解释才能提起贝亚特丽丝）写了一部长诗，似乎能无限制地延伸唠叨和混乱的可能性；二、不和阿尔瓦罗谈。我清醒地预见到生性懒惰的我会选择第二种可能性。

　　从星期五一早开始，电话就使我忐忑不安。我气恼的是那个装置以前曾传来再也听不到的贝亚特丽丝的声音，现在随时都可能成为那个失望的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无用的、甚至愤怒的抱怨的传话筒。幸好他没有来电话，但那人先则强人所难，要我办一件棘手的事，后又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使我满腹不快。

　　电话不再是可怕的东西，然而10月底的一天，卡洛斯·阿亨蒂诺打电话来找我。他非常着急，开头我辨不出是他的声音。他又恨又气地说那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苏尼诺和松格里，借口扩大他们的无法无天的咖啡馆准备拆除他的住房。

　　“我祖祖辈辈的家，我的家，加拉伊街根深蒂固的老家！”他气急败坏，也许忘了斟酌音韵。

　　我不难分担他的苦恼。过了四十年之久，任何变动都是时间流逝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象征；此外，对我来说，那幢房子永远是贝亚特丽丝的影射。我想说明这个十分微妙的特点；对方根本听不进。他说如果苏尼诺和松格里坚持他们荒唐的计划，他的律师松尼博士将根据事实向他们起诉，要求赔偿损害，付十万比索。

　　松尼的名字使我肃然起敬；他在卡塞罗斯一塔夸里街的事务所信誉卓著。我问他是不是已经承办了这件案子。达内里说当天下午找他谈。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像透露一件十分隐秘的事那样，用平淡客观的声调说，为了完成那部长诗，那幢房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个阿莱夫。他解释说，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

　　“就在餐厅下面的地下室里，”他解释说，由于苦恼而压低了声音。“是我的，我的，我小时候还没有上学之前发现的。地下室的楼梯很陡，我的叔叔不让我下去，但是听别人说地下室别有天地。我后来才知道指的是一个大箱子，但当时我以为真是一个天地。我偷偷地去看，在禁止的楼梯上一脚踩空，滚了下去。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了阿莱夫。”

　　“阿莱夫？”我说。

　　“不错，从各种角度看到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所在的一点。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发现，但我回去了。小孩不懂得他已得到长大时雕琢诗篇的天赋！苏尼诺和松格里休想把我轰走，不行，一千个不行。松尼博士手持法典将证明我的阿莱夫是不可转让的。”

　　我试图作一些推理。

　　“地下室不是很暗吗？”

　　“真理不会进入拒绝理解的心灵。既然世界各地都包罗在阿莱夫里面，那么所有的灯盏和所有的光源当然也在其中了。”

　　“我马上去看。”

　　我唯恐他拒绝，立即挂断电话。一件小事就足以证实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系列疑点；我奇怪为什么在此以前不知道卡洛斯·阿亨蒂诺神经有毛病。维特波一家人，还有……贝亚特丽丝（我自己常这么说）是个异常敏锐的女人，从小如此，但她有疏忽、走神、马虎和真正残忍的地方，也许需要从病理学的观点才能找出原因。卡洛斯·阿亨蒂诺神经不正常使我幸灾乐祸，我们内心里一向互相厌恶。

　　到了加拉伊街，女仆请我稍候。那个大孩如往常一样，在地下室冲印相片。无用的钢琴上那个空花瓶旁边，贝亚特丽丝的色彩刺眼的大照片在微笑（与其说是时代错乱，不如说是不受时间限制）。谁也见不到我们；我一时感情迸发，走近照片对她说：

　　“贝亚特丽丝，贝亚特丽丝·埃莱娜，贝亚特特丽丝·埃莱娜·维特波，亲爱的贝亚特丽丝，永远失去了的贝亚特丽丝，是我呀，是博尔赫斯。”

　　过了不久，卡洛斯来了。他说话的口气很冷漠；我理解他一心只想着失去阿莱夫的事。

　　“你先喝一小杯白兰地，”他吩咐说，“然后钻进地下室。你知道，你必须仰躺着。在黑暗里，一动不动，让眼睛先适应一下。你躺在砖地上，眼睛盯着楼梯的第十九级。我走了，放下地板门，你一个人待着。也许有个别耗子会吓你一跳，再简单不过了。几分钟后，你就会看到阿莱夫。炼丹术士和神秘哲学家们的微观世界，我们熟悉的谚语的体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餐厅里，他又说：

　　“即使你看不到，你的无能显然也驳不倒的话……下去吧；你很快就能和贝亚特丽丝所有的形象交谈了。”

　　他的废话叫我腻烦，快步下去。地下室不比楼梯宽多少，很像一口井。我用目光搜寻卡洛斯·阿亨蒂诺说的大箱子，但是找不见。一个角落里堆放着几箱瓶子和一些帆布袋。卡洛斯拿了一个帆布袋，把它对折好，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枕头差点劲，”他解释说，“不过只要再高一公分，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丢人现眼了。你就在地上摆平，数一十九级楼梯。”

　　我按照他荒唐的要求做了；他终于走开。他小心翼翼地盖好地板门；尽管我后来发现一道罅隙，地下室一片漆黑。我蓦地领会到自己的危险：我喝了一杯毒酒，然后听一个疯子摆布，给埋在地下。卡洛斯的大话里流露出唯恐我看不到神奇现象的恐惧；卡洛斯为了维护他的谵妄，由于不知道自己是疯子，非把我杀掉不可。我觉得浑身不自在，但我归因于躺的姿势，而不是麻醉剂的作用。我合上眼睛，过一会又睁开。我看到了阿莱夫。

　　现在我来到我故事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中心；我作为作家的绝望心情从这里开始。任何语言都是符号的字母表，运用语言时要以交谈者共有的过去经历为前提；我的羞惭的记忆力简直无法包括那个无限的阿莱夫，我又如何向别人传达呢？神秘主义者遇到相似的困难时便大量运用象征：想表明神道时，波斯人说的是众鸟之鸟；阿拉努斯·德·英苏利斯说的是一个圆球，球心在所有的地方，圆周则任何地方都不在；以西结说的是一个有四张脸的天使，同时面对东西南北。（我想起这些难以理解的相似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同阿莱夫有关。）也许神道不会禁止我发现一个相当的景象，但是这篇故事会遭到文学和虚构的污染。此外，中心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综述一个无限的总体，即使综述其中一部分，是办不到的。在那了不起的时刻，我看到几百万愉快的或者骇人的场面；最使我吃惊的是，所有场面在同一个地点，没有重叠，也不透明，我眼睛看到的事是同时发生的：我记叙下来的却有先后顺序，因为语言有先后顺序。总之，我记住了一部分。

　　我看见阶梯下方靠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闪色的小圆球，亮得使人不敢逼视。起初我认为它在旋转；随后我明白，球里包含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场面造成旋转的幻觉。

　　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公分，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幢房子的后院看到三十年前在弗赖本顿街一幢房子的前厅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我在因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行人道上以前有株树的地方现在是一圈干士，我看到阿德罗格的一个庄园，看到菲莱蒙荷兰公司印行的普林尼《自然史》初版的英译本，同时看到每一页的每一个字母（我小时候常常纳闷，一本书合上后字母怎么不会混淆，过一宿后为什么不消失），我看到克雷塔罗的夕阳仿佛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我看到我的空无一人的卧室，我看到阿尔克马尔一个房间里两面镜子之间的一个地球仪，互相反映，直至无穷，我看到鬃毛飞扬的马匹黎明时在里海海滩上奔驰，我看到一只手的纤巧的骨骼，看到一场战役的幸存者在寄明信片，我在米尔扎普尔的商店橱窗里看到一副西班牙纸牌，我看到温室的地上羊齿类植物的斜影，看到老虎、活塞、美洲野牛、浪潮和军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看到书桌抽屉里的贝亚特丽丝写给卡洛斯·阿亨蒂诺的猥亵的、难以置信但又干真万确的信（信上的字迹使我颤抖），我看到查卡里塔一座受到膜拜的纪念碑，我看到曾是美好的贝亚特丽丝的怵目的遗骸，看到我自己暗红的血的循环，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

　　我感到无限崇敬、无限悲哀。

　　“你这样呆头呆脑地看下去要走火入魔了，”一个厌烦的声音取笑说。“我让你大开眼界，你绞尽脑汁一百年都报答不清。多么了不起的观察站，博尔赫斯老兄！”

　　卡洛斯·阿亨蒂诺的鞋子出现在最高的梯级上。我在昏暗中摸索着站起来，含含糊糊地说：

　　“了不起，确实了不起。”

　　我冷漠的口气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卡洛斯·阿亨蒂诺急切地追问：

　　“你是不是都看清了，带色的？”

　　那时我想出报复的办法。我和蔼地、摆出十分同情但又不安地谢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盛情让我看了他的地下室，然后请他利用房屋拆除的机会离开有害的大城市，因为它饶不了任何人，对，任何人！我委婉而坚决地闭口不谈阿莱夫；我和他拥抱告别，再次重申乡村和宁静是两位好大夫。

　　在街上，在宪法大街的梯级上，在地下铁道，我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熟悉的。我担心没有一张脸会使我感到惊奇，担心回来的印象永远不会消退。幸运的是，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遗忘再一次在我身上起了作用。

　　1943年3月1日后记：加拉伊街的房子拆除六个月之后，普罗库斯托出版社没有被那部长诗的篇幅吓倒，推出一个《阿根廷片段》选集。无需重复发生的事情；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获得了国家文学奖二等奖①。一等奖授予艾塔博士；三等奖获得者是马里奥·布范蒂博士；难以置信的是，我的作品，《赌棍的纸牌》，一票都没有捞到。不理解和嫉妒再一次占了上风！我好久没能和达内里见面，报上说他另一卷诗选很快就要出版。他那枝走运的笔（如今已不受阿莱夫的妨碍）已经致力于把阿塞韦多·迪亚斯博士②的概述改写成诗歌。

　　①“我收到了你难过的祝贺，”卡洛斯写信给我说。“可悲的朋友，你可以嫉妒生气，但你不得不承认——即使咽不下这口气！——这一次我可以在我的四角帽上插一枝最鲜红的羽毛；在我的头巾上别一颗最华丽的红宝石。”——原注

　　②阿塞韦多·迪亚斯（1851—1921），乌拉圭作家，乡土小说的创造人。他的历史小说三部曲《伊斯马埃尔》、《士长女人》、《光荣的呼声》，描写乌拉圭独立革命。其他作品有小说《孤独》、《长矛和马刀》、《废墟的战斗》等。

　　我想补充说明两点：一是关于阿莱夫的性质；二是关于它的名称。大家知道，阿莱夫是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用它来做我啰唆的故事的标题并不是信手拈来的。在犹太神秘哲学中，这个字母指无限的、纯真的神明；据说它的形状是一个指天指地的人，说明下面的世界是一面镜子，是上面世界的地图；在集合论理论中，它是超穷数字的象征，在超穷数字中，总和并不大于它的组成部分。我想知道的是，卡洛斯·阿亨蒂诺自己想出这个名称呢，还是在他家的阿莱夫向他揭示的无数文章中看到的，然后拿它来指诸点汇合的另一点呢？看来难以置信，我却认为另外有（或者有过）另一个阿莱夫，我认为加拉伊街的阿莱夫是假的。

　　我谈谈我的理由。1867年，伯顿船长在巴西担任英国领事；1942年7月，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在巴西桑托斯的一家图书馆里发现了伯顿的一份手稿，谈到那面指点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去征服东方的镜子。那面镜于反映了整个宇宙。伯顿还提到其他相似的器具——凯·约斯鲁的七倍杯，塔里克·本泽亚德在一座塔中找到的镜子（《一千零一夜》，第二百七十二夜），卢西亚诺·德·萨莫萨塔可以从中看到月亮的镜子（《真实故事》，第一卷第二十六章），彼特罗纽斯的《萨蒂里康》第一卷说的朱庇特的有镜子功能的长矛，巫师默林的包罗万象的镜子，“圆形中空，像一个玻璃世界”（《仙后》，第三卷第二章第十九节）——又说了这么一段奇怪的话：“前面所说的（除了根本不存在的缺点之外），无非是一些光学器具。去开罗阿姆尔清真寺礼拜的信徒们清楚地知道，宇宙在中央大院周围许多石柱之一的内部……当然，谁都看不到，但是把耳朵贴在柱子上的人过不久就宣称听到了宇宙繁忙的声响……”清真寺建于7世纪；石柱是从早在伊斯兰教创始之前的其他寺院迁来的，正如阿本贾尔敦写的：“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共和国里，任何土木工程都需要外来工匠的协助。”

　　难道石头内部存在阿莱夫？当我看到所有的事物时是不是也看到了它？我们的记忆是容易消退的；在岁月悲惨的侵蚀下，我自己也在歪曲和遗忘贝亚特丽丝的面貌。

　　　　　　　　　　　　　　　　　　　　　 献给埃斯特拉·坎托

　　　　　　　　　　　　　　　　　　　　　　以上译自《阿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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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

　　　　　　　　　　 《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①

　　①原文是《列王纪下》，根据本篇内容应为《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是这样写的：“我兄约拿单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有人说，这个故事是纳尔逊兄弟的老二，爱德华多，替老大克里斯蒂安守灵时说的。克里斯蒂安于一八九几年在莫隆区寿终正寝。揆乎情理，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落寞的漫漫长夜，守灵的人们一面喝马黛茶，一面闲聊，有谁听到这件事，告诉了圣地亚哥·达波维，达波维又告诉了我。几年后，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图尔德拉，又有人对我谈起，这次更为详细，除了一些难免的细小差别和走样外，大体上同圣地亚哥说的一致。我现在把它写下来，因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认为这个故事是旧时城郊平民性格的一个悲剧性的缩影。我尽量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我也预先看到自己不免会做一些文学加工，某些小地方会加以强调或增添。

　　图尔德拉的人称他们为尼尔森兄弟。教区神甫告诉我，他的前任有次不无诧异地说起，曾经在他们家里见到一部破旧的《圣经》，黑色的封皮，花体字印刷；最后几张白页上有手写的家庭成员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但已模糊不清。那是纳尔逊一家绝无仅有的一本书。也是他们家多灾多难的编年史，到头来终将湮没无闻。他们住的是一座没有粉刷的砖房，如今已不在了，从门厅那儿可以望见两个院于：一个是红色细砖铺地，另一个则是泥地。很少有人去他们家；尼尔森兄弟落落寡合，不同别人交往。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帆布床；他们的贵重物品是马匹、鞍辔、短刃匕首、星期六穿的漂亮衣服和惹是生非的烧酒。据我所知，他们身材高大，一头红发。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白种人可能有丹麦或爱尔兰血统，只是从没有听人说起。街坊们像怕红党①似的怕他们；说他们有人命案子也并非无中生有。有一次，兄弟两人和警察干了一架。据说老二和胡安·伊贝拉也打过架，并且没有吃亏，对于知道伊贝拉厉害的人，这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赶过牲口，套过大车，盗过马，一度还靠赌博为生。他们的吝啬出了名，唯有喝酒和赌钱的时候才慷慨一些。没听说他们有什么亲戚，也不清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有一辆大车和两头拉车的牛。

　　①红党，指支持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党羽。

　　他们是亲兄弟，和逃亡到地中海海岸的亡命徒之间的结盟关系不同。这一点，加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铁板一块的关系。你得罪其中一个就会招来两个仇敌。

　　尼尔森固然无赖，但长期以来他们的艳事只限于偷鸡摸狗或逛逛妓院。因此，当克里斯蒂安把胡利安娜·布尔戈斯带回家同居时，引起了不少议论。这一来，他固然赚了一个女佣，但同样确切的是他送给她许多俗不可耐的、不值钱的插戴，还带她到娱乐聚会上招摇。那年头，在大杂院里举行的寒酸的聚会上，跳舞时的灯光很亮，不准身体剧烈扭动，贴得太紧。胡利安娜皮肤黝黑，眼睛细长，有谁瞅她一眼，她就嫣然一笑。在贫民区，妇女们由于劳累和不事修饰容易见老，胡利安娜算是好看的。

　　爱德华多起初陪着他们。后来去了阿雷西费斯一次干什么买卖；回家时带了一个姑娘，是路上找来的，没过几天，又把她轰了出去。他变得更加阴沉；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喝得酩酊大醉，谁都不答理。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女人。街坊们或许比他本人知道得更早，幸灾乐祸地看到了两兄弟争风吃醋的潜在危机。

　　一天，爱德华多很晚才从街上回家，看到克里斯蒂安的黑马拴在木桩上。老大穿着他那身最体面的衣服在院子里等他。女人捧着马黛茶罐进进出出。克里斯蒂安对爱德华多说：

　　“我要到法里亚斯那儿去玩。胡利安娜就留给你啦；如果你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

　　他的口气像是命令，但很诚恳。爱德华多愣愣地瞅了他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克里斯蒂安站起身，向爱德华多告了别，跨上马，不慌不忙地小跑着离去，他没有和胡利安娜打招呼，只把她当做一件物品。

　　从那晚开始，哥俩就分享那个女人。那种肮脏的苟合同本地正派规矩格格不入，谁都不想了解细节。开头几个星期相安无事，但长此下去毕竟不是办法。兄弟之间根本不提胡利安娜，连叫她时都不称呼名字。但两人存心找茬，老是闹些矛盾。表面上仿佛是争论卖皮革，实际谈的是另一回事。争吵时，克里斯蒂安嗓门总是很高，爱德华多则一声不吭。他们互相隐瞒，只是不自知而已。在冷漠的郊区，女人除了满足男人的性欲，供他占有之外，根本不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但是他们两个都爱上了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使他们感到丢人。

　　一天下午，爱德华多在洛马斯广场碰到胡安·伊贝拉，伊贝拉祝贺他弄到一个漂亮娘儿们。我想，就是那次爱德华多狠狠地接了他。以后谁都不敢在爱德华多面前取笑克里斯蒂安。

　　胡利安娜百依百顺地伺候兄弟两人；但无法掩饰她对老二更有好感，老二没有拒绝介入，可是也没有让她动感情。

　　一天，哥俩吩咐胡利安娜搬两把椅子放在红砖地的院子里，然后躲开，因为他们有事商谈。她估计这次谈话时间不会短，便去午睡，可是没多久就给唤醒。他们叫她把她所有的衣物塞在一个包里，别忘了她母亲留下的一串玻璃念珠和一个小十字架。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只叫她坐上大车，三个人默不作声地上了路。前些时下过雨；道路泥泞累人，他们到达莫隆时已是清晨五点。她被卖给那里一家妓院的老鸨。交易事先已经谈妥；克里斯蒂安收了钱，两人分了。

　　在那以前，尼尔森兄弟一直陷在那场荒唐爱情的乱麻（也是一种常规）里，回到图尔德拉以后，他们希望恢复他们先前那种男子汉的生活。他们回到了赌博、斗鸡场和偶尔的斗殴之中。有时候他们也许自以为摆脱了烦恼，但是两人常常找一些站不住脚的，或者过分充足的理由，分别外出。快过年时，老二说要去首都办些事。克里斯蒂安便直奔莫隆；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座房屋前面的木桩那儿，他认出了爱德华多的花马。他进了屋；发现另一个也在里面，排队等候。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长此下去，我们的马会累垮的，不如把她留在身边。”

　　他找老鸨商量，从腰包里掏出一些钱币，把胡利安娜弄了出来。胡利安娜和克里斯蒂安同骑一匹马；爱德华多不愿多看，用马刺猛踢他的花马。

　　他们又回到以前的状况。那个丢人的解决办法行之无效；哥俩都经不住诱惑，干了欺骗的勾当。该隐的幽灵在游荡——但是尼尔森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有谁说得清他们共同经历过的艰难危险！——他们宁愿把激怒发泄在别人头上。发泄在一个陌生人，在狗，在替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安娜身上。

　　3月份快完了，懊热仍没有消退①。一个星期日（星期日人们睡得早），爱德华多从杂货铺回家，看见克里斯蒂安在套牛车。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①南北半球的寒暑季节相反，地处南半球的阿根廷的3月份是夏末秋初。

　　“来吧，该去帕尔多卖几张皮子；我已经装了车，我们趁晚上凉快上路吧。”

　　帕尔多集市在南面；他们走的却是车队路；不久又拐上一条岔道。随着夜色加深，田野显得更广阔。

　　他们来到一片针茅地边；克里斯蒂安扔掉烟蒂，不紧不慢地说：

　　“干活吧，兄弟。过一会儿长脚鹰会来帮我们忙的。我今天把她杀了。让她和她的衣物都待在这里吧。她再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了。”

　　兄弟两人几乎痛哭失声，紧紧拥抱。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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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

　　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乱。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菲施拜恩是个胖子；我记不太清他的长相，却记得我们长时间的聊天。他镇定自若，常常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说它使犹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别的人那样给捆绑在一个单一的传统、单一的国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和分歧。他还告诉我，当时在编纂一部庞大的巴鲁克·斯宾诺莎作品选集，删去了那些妨碍阅读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繁芜，给那异想天开的理论增添了虚幻的严谨。他给我看罗森罗思的《犹太神秘主义发凡》的善本，但又不肯卖给我，不过我藏书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韦特的书却是在他店里买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告诉了我他生活中一个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于众。当然，有些细节要作些改动。

　　“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现在已恍如隔世。也许可供你作为一篇小说的素材，你当然会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我们说不上是犹太高乔；从来就没有犹太高乔。我们是商人和小庄园主。我生在乌尔第纳兰，对那个地方已毫无印象；我父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店时，我年纪很小。我们家过去几个街区就是马尔多纳多河，再过去是荒地。

　　“卡莱尔说过，人们需要英雄。格罗索写的传记使我崇拜圣马丁①，但是我发现他只是一个在智利打过仗的军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铜雕像和一个广场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对我们两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①圣马丁（1778—1850），阿根廷将军、政治家，早年曾参加对拿破仑作战，1814年建立著名的安第斯军，与西班牙殖民军作战，于1818及1821年分别解放了智利和秘鲁，接受了秘鲁保护者的称号。之后他功成身退，侨居法国。

　　一据说我们那个区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么野，不过每一家杂货铺里都有一帮爱寻衅闹事的闲人。费拉里老是泡在三执政—泰晤士杂货铺。促使我成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发生在那里。我去买一夸特马黛茶。一个留着长头发和胡子的陌生人跑来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费拉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喂，咱们前晚不是在胡利亚娜舞场见过面吗？你是哪里来的？’

　　“‘圣克里斯多巴尔，’对方说。

　　“‘我有话奉劝，’费拉里暗示说，‘你以后别来啦。这儿有些蛮不讲理的人也许会让你不痛快。’

　　“圣克里斯多巴尔来的人一甩胡子走了。或许他并不比对方差劲，但他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从那天下午开始，弗朗西斯科·费拉里成了我十五岁时的向往的英雄。他身体壮实、相当高大、仪表堂堂，算是时髦的。他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不久，我们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亲、姨妈在一起；我们碰上几个大小伙子，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对其余的人说：

　　“‘放她们过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这时费拉里正好从家里出来，他插手了。他面对那个挑衅的人说：

　　“‘你既然想找事，干吗不找我？’

　　“他挨着个儿慢慢地瞅着他们，谁都不吭声。他们知道费拉里。

　　“他耸耸肩膀，向我们打了招呼走了。在离开前，他对我说：

　　“‘你如果没事，待会儿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妈莎拉说：

　　“‘一位绅士，他让夫人们得到尊敬。’

　　“我母亲怕我下不了台，评论说：

　　“‘我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解释。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样，我有了这家我喜欢的书店，我看看这里的书，我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有妻子儿女，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是个阿根廷好公民，是个好犹太人。我是个受到尊敬的人。现在你看我的头发几乎脱光了；当时我却是个穷苦的俄罗斯小伙子，红头发，住在郊区。人们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试图同别人相似。我自己起了圣地亚哥这个名字，以回避原来的雅各布，菲施拜恩这个姓没有动。我们大家都努力符合人们指望看到我们的模样。我意识到人们对我的蔑视，我也蔑视自己。在那个时代，尤其在那种环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见了女人就胆战心惊；我为自己畏葸的童贞感到羞愧。我没有同龄的朋友。

　　“那晚我没有去杂货铺。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总觉得费拉里的邀请带有命令的口吻。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我走进那个地方。

　　“费拉里在一张桌子上座。一共六七个人，我都面熟。除了一个老头之外，费拉里年纪最大。老头言语不多，说话的神情很疲惫，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堂埃利塞奥·阿马罗。他松弛的宽脸有一条横贯的刀疤。后来我听说他吃过官司。

　　“费拉里吩咐堂埃利塞奥挪个地方，让我坐在他左边。我受宠若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才好。我怕费拉里提起前几天叫我丢人的事。根本没提；他们谈的是女人、赌牌、选举、一个该到而没有到的歌手以及区里的事。起初他们和我格格不入；后来接纳了我，因为费拉里要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大多有意大利姓，他们各自都觉得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高乔，别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有的赶马帮，有的是车把式，甚至是屠夫；他们经常同牲口打交道，气质接近农民。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胡安·莫雷拉那样的人。他们最后叫我小罗来，不过这个绰号并没有轻蔑的意思。我跟他们学会了抽烟和别的事。

　　“在胡宁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问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费拉里的朋友。我说不是；我觉得如果回答说是，未免像是吹牛。

　　“一晚，警察闯进来盘问我们。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们没有碰费拉里。半个月后，重演了一次；这次费拉里也给带走了，他腰里有把匕首。也许他在本区的头头那里已经失宠。

　　“现在我觉得费拉里是个可怜虫，上当受骗，被人出卖；当时他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神。

　　“友谊是件神秘的事，不次于爱情或者混乱纷芜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时觉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为幸福不以别的事物为转移。勇敢的、强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居然对我这个不屑一顾的人怀有友情。我认为他看错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谊。我试图回避，但他不允许。我母亲坚决反对我同她称之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伙人来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讲给你听的故事的实质是我和费拉里的关系，不是那些肮脏的事情，如今我并不为之感到内疚。只要内疚之感还持续，罪过就还存在。

　　“又回到费拉里旁边座位上的老头在同他窃窃私语。他们在策划。我在桌子另一头听到他们提起韦德曼的名字，韦德曼的纺织厂靠近郊区，地段偏僻。没多久，他们不作什么解释，吩咐我去工厂四面转转，特别要注意有几扇门，位置如何。我过了小河和铁路时已是傍晚。我记得附近有几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树林、几个坑。工厂是新盖的，但有些荒凉的况味；它红色的砖墙在我记忆中如今和夕阳混淆起来。工厂周围有一道铁栏杆。除了正门之外，有两扇朝南的后门，直通工厂房屋。

　　“你也许已经明白了，可是我当时迟迟没有懂得他们的用意。我作了汇报，另一个小伙子证实了我说的情况。他的姐姐就在工厂工作。大家约好某个星期六晚上都不去杂货铺；费拉里决定下星期五去抢劫。我担任望风。在那之前，最好别让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人走在街上时，我问费拉里：

　　“‘你信得过我吗？’

　　“‘当然啦，’他回说。‘我知道你是个男子汉。’

　　“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对母亲说，我要去市中心看新来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去莫雷诺街。电车路很长。到了警察局，他们让我等着，最后一个姓阿尔德或者阿尔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有机密事情相告。他让我大胆说。我向他透露了费拉里策划的事。使我诧异的是他竟不知道这个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奥时情况却不同。

　　“‘噢，’他说。‘那原是东区团伙的。’

　　“他请来另一位管辖我那个区的警官，两人商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稍带讥刺的口气问我：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来举报？’

　　“我觉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是个好阿根廷人。’

　　“他们嘱咐我照旧执行我头头的命令，但是发现警察赶到时不要打唿哨发出约定的暗号。我告辞时，两人中间的一个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

　　“两个警官说了这句黑话高兴得像是四年级的学生。我回说：

　　“‘他们杀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

　　“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决定性的一天终于来到的轻松，并为自己一点不内疚而惭愧。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晚饭几乎没有碰。晚上十点钟，我们在离纺织厂不到一个街区的地点会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到；堂埃利塞奥说总是有临阵脱逃的窝囊废。我想事后正好把过错全归在他头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们只让我一个人守在一扇后门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带领下出现。他们是步行来到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把马匹留在一块空地上。费拉里已经破门，大伙悄悄进了纺织厂。突然响起四声枪击，使我一惊。我想他们在屋里暗处残杀。接着，我看到警察押着那些上了手铐的小伙子出来。随后是两个警察，拖着费拉里和堂埃利塞奥。他们中了弹。审讯记录上说他们拒捕，先开了枪。我知道这是撒谎，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身边带手枪。警察利用这次机会清了旧账。后来我听说费拉里当时想逃跑，一颗子弹结果了他。当然，报纸把他说成是他也许从未成为的、而是我梦想成为的英雄。

　　“我是和别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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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的模样大概有点威严，我应声走了过去。他坐在一张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觉得，他面对一个空酒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个规矩的手艺人，或许是个老派的乡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像乡下人那样谨小慎微，连围巾也没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点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谈起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我，至多听人提起过我的名字，可我认识您。我叫罗森多·华雷斯。已故的帕雷德斯也许同您谈起我。那个老家伙自有一套，他喜欢撒谎，倒不是为了诓人，而是和人家开玩笑。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就是科拉雷罗被杀那晚的事。先生，您已经把那件事写成了小说，我识字不多，看不了，但传说走了样，我希望您知道真相。”

　　他停了片刻，仿佛在梳理记忆，然后接着说道：

　　“人们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看法逐渐变化。我那晚遇到的事却有点蹊跷。我是在弗洛雷斯塔西面的马尔多纳多区长大的。以前那里是条臭水沟，后来总算铺了路。我一向认为进步是大势所趋，谁都阻挡不了。总之，出身是自己无法决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打听我的生父是谁。我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华雷斯是个很正派的女人，替人洗熨衣服，挣钱湖口。据我所知，她是恩特雷里奥斯或者乌拉圭人；不管怎么样，我听她谈起她在乌拉圭的康塞普西翁市有亲戚。我像野草那样成长。学会了用烧火棍同别的小孩打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迷上足球，足球是英国人的玩意儿。

　　“有一晚，一个叫加门迪亚的小伙子在杂货铺故意找我麻烦。我不理睬，但他喝多了，纠缠不清。于是我们到外面去比试比试；到了行人道上，他回头推开杂货铺的门，对里面的人说：

　　“‘别担心，我马上回来。’

　　“我身边总带着刀子；我们互相提防着，朝小河方向慢慢走去。他比我大几岁，和我打斗过好多次，我觉得他早就想杀了我。我挨着小巷的右边，他挨着左边。加门迪亚脚下给石块绊了一下摔倒了，我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我一刀拉破了他的脸，我们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我终于捅到了他的要害，解决了问题。事后我发现我也受了伤，但只破了一点皮肉。那晚我懂得杀人或者被杀并不是难事。小河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尸体拖到一座砖窑后面草草藏起。我匆忙中持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我整整帽子，回到杂货铺，不慌不忙地进去，对里面的人说：

　　“‘回来的人似乎是我。’

　　“我要了一杯烧酒，确实也需要定定神。那时有人提醒我身上有血迹。

　　“那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才睡着。晨祷时分，两个警察来找我。我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安息，大叫大嚷。警察把我像犯人似的押走了。我在牢房里待了两天两夜。除了路易斯·伊拉拉以外谁也没有来探望，伊拉拉真是个患难朋友，可是他们不准我们见面。一天早晨，警察局长把我找去。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扶手椅里，看也没有看我就说：

　　“‘如此说来，是你干掉了加门迪亚？’

　　“‘那是您说的，’我回答。

　　“‘对我说话要称呼先生。别要花枪抵赖。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

　　“他把笔蘸蘸墨水，递给我。

　　“‘容我想想，局长先生，’我回说。

　　“哦给你二十四小时，让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我不会催你。假如你执迷不悟，那你就到拉斯埃拉斯街的踏板上去想吧。’

　　“那时我自然不明白他指的是绞刑架。

　　“‘如果你签了字，在这里待几天就行了。我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答应由他处理你的事。’

　　“他说是几天，结果过了十天之久。他们终于记起了我。我签了他们要我签的字据，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把我带到加夫雷拉街。

　　“那里一栋房子门前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门厅和屋里的人乱哄哄的，比妓院还热闹。像是一个什么委员会。堂尼古拉斯在吸马黛茶，过了好久才答理我。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我给派到正在准备竞选活动的莫隆去。他把我推荐给拉斐勒先生，请他试用。写介绍信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据说是写诗的，老是写一些妓院题材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层次高的人不感兴趣。我谢了他对我的关照，走出那个地方。到了拐角处，警察就不跟着我了。

　　“一切都很顺利；老天知道该干什么。加门迪亚的死起初给我找了麻烦，现在却为我铺了一条路。当然，我现在给捏在当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

　　“拉斐勒先生告诫我说，我跟着他要规规矩矩，干得好，有可能充当他的保镖。我应该用行动证明。在莫隆以及后来在整个选区，我没有辜负头头们的期望。警察局和党部逐渐培养了我作为硬汉的名气；我在首都和全省的竞选活动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当时的竞选充满暴力；先生，我不谈那些个别的流血事件了，免得您听了腻烦。那些激进派叫我看了就有气，他们至今还捧着阿莱姆①的大腿。人人都尊敬我。我搞到一个女人，一个卢汉娘们，和一匹漂亮的栗色马。我像莫雷拉那般炙手可热，风光了好几年，其实莫雷拉最多算是马戏团里的高乔小丑。我沉湎于赌博喝酒。

　　①阿莱姆（1842—1896），阿根廷律师、政治家、激进公民联盟领袖，领导了1890年推翻华雷斯·塞尔曼总统的革命。

　　“老年人说话呷唆，不过我马上要谈到我想告诉您的事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和您提过路易斯·伊拉拉。我的一个交情极深的朋友。他上了岁数，干活没得说的，对我特好。他当年也干过委员会的差事。平时凭木工手艺吃饭。他从不找人家麻烦，也不容人家找他麻烦。有一天早晨，他来看我，对我说：

　　“‘你大概已经听说卡西尔达踹了我的事吧。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人是鲁菲诺·阿古莱拉。’

　　“我在莫隆同那家伙有些过节。我回说：

　　“‘不错，我认识。阿吉莱拉几兄弟中间他算是最上路的。’

　　“‘不管上不上路，你现在得帮我对付他。’

　　“我沉吟了一会儿，对他说：

　　“‘谁也夺不走谁。如果说卡西尔达踹了你，那是因为她爱上鲁菲诺，你已经不再在她眼里了。’

　　“‘别人会怎么说？说我窝囊？’

　　“‘我的劝告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去理会一个已经不爱你的女人。’

　　“‘我并不把她当一回事。对一个女人连续想上五分钟的男人算不上汉子，只能算窝囊废。问题是卡西尔达没有良心。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她对你说的是真话。’

　　“‘真话让人痛心。我现在恨的是鲁菲诺。’

　　“‘你得小心。我在梅尔洛见过鲁菲诺打架。出手快极了。’

　　“‘你以为我怕他吗？’

　　“‘我知道你不怕他，但你得仔细考虑。反正只有两条路：不是你杀了他，去吃官司；就是他杀了你，你上黄泉路。’

　　“‘确实是这样。换了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不过我这辈子不算光彩。我年轻时不懂事，为了逃避坐牢，成了委员会的打手。’

　　“‘我不想做什么委员会的打手，我想报仇。’

　　“‘难道你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却为了一个陌生人和一个你已经不喜欢的女人去担风险？’

　　“他不听我的，自顾自走了。不久后，听说他在莫隆的一家酒店向鲁菲诺挑衅，在鲁菲诺手下丧了命。

　　“他自找死路，一对一地、公平地被人杀了。作为朋友，我劝告过他，但仍感到内疚。

　　“丧礼后过了几天，我去斗鸡场。我一向对斗鸡不感兴趣，那个星期天更觉得恶心。我想，那些鸡自相残杀，血肉模糊，又是何苦来着。

　　“我要说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里最后的那晚，我和朋友们约好去帕尔多跳舞。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样。舞会在院于里举行。难免有些酗酒闹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点不到，那些陌生人来了。其中一个叫科拉雷罗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请在场所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事有凑巧，我们两人属于同一类型。他不知搞什么名堂，走到我面前，开始捧我。他说他是北区来的，早就听说我的大名了。我随他去说，不过开始怀疑起来。他不停地喝酒，也许是为了壮胆吧，最后说是要同我比试一下。那时谁都弄不明白的事发生了。我在那个莽撞的挑衅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较量了。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凑近我的脸，大声嚷嚷，故意让大家听见。

　　“‘敢情你是个窝囊废。’

　　“‘不错，’我说。‘我不怕做窝囊废。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对大家说，你骂过我是婊子养的，朝我脸上啐过唾沫。现在你舒服了吧。’

　　“那个卢汉娘们把我插在腰带里的刀子抽出来，塞进我手里。她着重说：

　　“‘罗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们诧异地让开。我才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我到了乌拉圭，在那里赶大车。回国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圣特尔莫一向是个治安很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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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①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②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

　　②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作家，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高乔战争》等。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乌里亚特爬起来说：

　　“我要同你决斗，就是现在。”

　　不知是谁——愿上帝宽恕他——怂恿说武器是现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开玻璃柜。马内科·乌里亚特挑了那件最显眼、最长的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敦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另一人说马内科挑选的简直是把剑，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时他的手在颤抖，谁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厉害。

　　按照习俗要求，人们不能在他们所在的室内决斗，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则是对主人不敬。我们半是正经、半是开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湿的园子里去。我感到陶醉，并不是因为喝了几杯酒，而是由于将要看到的冒险行为；我盼望有谁杀人，以后有可以叙说、可以回忆的材料。在那一刻，别人的年岁也许不比我大多少。我还感到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旋涡，把我们卷了进去，搞得晕头转向。大家并不相信马内科的指责；认为他们早有积怨，这次无非是借酒发泄而已。

　　我们经过凉亭，走进了树林子。乌里亚特和敦坎两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互相提防着，唯恐谁搞突然袭击似的。我们来到一块草坪旁边。敦坎略带威严地说：

　　“这地方合适。”

　　两人犹豫不决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们喊道：

　　“扔掉那些碍手碍脚的铁家伙，凭真本领打。”

　　但是两个人已经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伤着自己似的有点笨拙；他们先瞅着对方的武器，后来盯着对方的眼睛。乌里亚特忘了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轻蔑。危险使他们变了模样；现在打斗的不是两个小伙子，而是两个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场决斗即便是混乱的刀光剑影，至少也应该和象棋那样，能让人看清，或者几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虽然过了那么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并没有被岁月冲淡。我说不准他们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时间所能衡量的。

　　他们没有用斗篷缠在手臂上防护，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挡打击。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条，被血染成殷红色。我想，当初以为那两人不善于这种格斗是错误的估计。我很快就发现，由于武器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弥补短兵器的不利条件，想尽量贴近对手；乌里亚特步步后退，以便用较长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柜子里有兵器的那个声音喊道：

　　“他们起了杀心。不能让他们斗下去了。”

　　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①和古铁雷斯②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①波德斯塔（185—1920），阿根廷医师、现实主义小说家。

　　②古铁雷斯（185—1889），阿根廷作家，著有《胡安·莫雷拉》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小说。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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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穆拉尼亚

　　多年来，我经常自称是在巴勒莫区长大的。现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学夸张；实际上，我的家是一道长栅栏另一边的一幢带花园的房子，里面有我父亲和祖辈的藏书室。人们告诉我说，拐角那边才是玩刀子和弹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写了一篇评论郊区诗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埃米利奥·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学的同桌同学，过了这么多年，我一时认不出他了。罗伯托·戈德尔肯定还记得他。

　　我们一向不很亲近。时间使我们更加疏远，互不关心。现在我记起是他把当时下层社会的俚语切口解释给我听的。我们没话找话，谈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提到一个只记得名字的、已经去世的同学。特拉帕尼突然对我说：

　　“我借到一本你写的关于卡列戈的书。你在书里谈了不少恶棍的事情；博尔赫斯，你说你对恶棍有多少了解？”

　　他带着近乎惊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资料根据，”我回说。

　　他打断了我的话：

　　“资料是空话。我不需要什么资料；我熟悉那种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对我说：

　　“我是胡安·穆拉尼亚的外甥。”

　　上一世纪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间，穆拉尼亚的名气可以说是最大的。特拉帕尼接着说：

　　“他的老婆弗洛伦蒂娜是我的姨妈。也许你对此有些兴趣。”

　　他讲话时用了一些修辞学的强调语气和长句子，不由得使我怀疑他不是第一次讲这件事了。

　　“我母亲始终不愿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亚一起生活；在她眼里，穆拉尼亚是个亡命徒；在我姨妈弗洛伦蒂娜眼里，穆拉尼亚却是实干家。至于我姨夫的归宿，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赶车在上校街拐弯时从座位上摔了下来，磕碎了头颅。也有人说他犯了法遭到缉捕，便逃往乌拉圭。我母亲一向看不惯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我当时还小，对他毫无印象。

　　“独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住在拉塞尔街一幢狭长的房子里。房子后门通向圣萨尔瓦多街，老是上着锁。我的姨妈住在顶楼，她年纪大了，有点怪僻。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语不多。她怕风，从不外出，也不喜欢我们进她的房间，我不止一次发现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来。街坊们说穆拉尼亚的死或者失踪使她受了刺激。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还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我们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发馆的老板卢凯西先生的财产。我母亲是千零活的裁缝，经济拮据。我常听到她和姨妈悄悄谈话，谈的东西我一点不懂，什么司法人员、强制执行、欠租动迁等等。我母亲一筹莫展；姨妈固执地颠来倒去地说：胡安决不会答应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出去的。她又提起我们已经听得滚瓜烂熟的事情：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怀疑她丈夫的勇气。她丈夫知道后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决问题，把他扔进了小河。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实；重要的是有人说，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诺街的门洞里栖身，或者沿街乞讨，或者提着篮子叫卖桃子。最后一种情况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因为那一来我就可以不上学了。

　　“我不知道这种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续了多久。你的已经去世的父亲有一次对我们说，金钱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计算的，时间却不能用日子计算，因为比索都是一样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各各不同。他说的话我当时不太懂，但是一直铭记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姨夫胡安一起。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不过我揣测他容貌像印第安人，身体壮实，胡子稀疏，头发却又长又密。我们在乱石和杂草中间朝南面走去，那条满是乱石和杂草的小径好像就是泰晤士街。梦中太阳挂得老高。胡安姨夫穿着黑颜色的衣服。他在一个似乎是关隘栈道的地方站停了脚步。他把手揣在怀里，不像是要掏武器的样子，而像是要把手藏起来。他声调十分悲哀地对我说：我的变化太大了。他慢慢抽出手，我看到的竟是一个鹰爪。我在暗地里叫嚷着惊醒了。

　　“第二天，我母亲叫我陪她一起去卢凯西的住处。我知道是去求他宽限；把我带去的目的无非是让债主看看我们孤苦无告的模样。她没有告诉姨妈，因为姨妈绝对不会同意她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我从没有到过巴拉加斯；我觉得那个地方人多、车多、空地少。我们到了要找的那幢房子的街角上，看到房前有警察和围观的人。一个居民一遍遍地对看热闹的人说，凌晨三点钟左右他被敲门声吵醒，听到开门和有人进去的声音。没有关门的动静；人们清晨发现卢凯西躺在门廊里，衣服没有穿整齐，遍体有刀伤。他独自一人生活；警方没有找到嫌疑人。没有抢劫的迹象。有人说死者眼睛不好，最近几乎瞎了。另一人断定说：‘他劫数到了。’这个结论和说话的口气给我印象很深；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发现凡是有人死去的时候，总有这种说教式的断言。

　　“守灵的人请我们进去喝咖啡，我便喝了一杯。棺材里装的不是尸体而是一具蜡像。我把这事告诉母亲；一个殡仪员笑了，对我说那具穿黑衣服的蜡像就是卢凯西先生。我着迷似的瞅着。我母亲不得不把我拖开。

　　“此后几个月里，这件事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当时的罪案率不高；你不难想像，梅勒纳、坎伯纳和西勒特罗之类的案子引起了多少议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不动声色的人是弗洛伦蒂娜姨妈。她老年痴呆似的唠叨说：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胡安不会容忍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到街上去的。’

　　“一天大雨滂沱。我上不了学，便在家里到处乱转。我爬到顶楼。姨妈合着手坐在那里；我觉得她甚至没有思想。房间里潮味很重。一个角落里放着铁床，床柱上挂着一串念珠；另一个角落有个放衣服的木箱。白粉墙上贴着卡门圣母像。床头柜上有个烛台。

　　“姨妈眼睛也没抬就对我说：

　　“‘我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妈妈叫你来的。是胡安救了我们，她还不明白。’

　　“‘胡安？’我吃惊地说。‘胡安十年前就死了。’

　　“‘胡安在这里，’她对我说。‘你想见见吗？’

　　“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一把匕首。

　　“她声调柔和地接着说：

　　“‘你瞧。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抛弃我的。世上没有和他一样的男人。他根本没有给那个外国佬喘气的时间。’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可怜的神志不清的女人杀了卢凯西。她受憎恨、疯狂甚至爱情的驱动，从朝南的后门溜出去，深更半夜走街穿巷，终于找到了那所房子，用她瘦骨嶙峋的大手把匕首捅了下去。匕首就是穆拉尼亚，是她仍然崇拜的那个死去的男人。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把这事告诉我母亲。动迁前不久，她去世了。”

　　特拉帕尼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完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那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把她的男人、她的老虎，同他留下的残忍的武器混为一谈，我从她的故事里似乎看到了一个象征或者许多象征。胡安·穆拉尼亚是在我所熟悉的街道上行走过的人，是有男人思想感情的男人，他尝过死亡的滋味，后来成了一把匕首，现在是匕首的回忆，明天将是遗忘，普普通通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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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人

　　1941年1月14日，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整整一百岁。她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

　　她的父亲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上校出身于外省庄园主家庭，生在施恩会①教区，在安第斯军里当过上尉，参加了恰卡布科战役，经历了坎恰拉亚达的挫折，曾在马伊普作战，两年后又参加阿雷基帕的战斗②。据说，在阿雷基帕战役前夕，阿塞·奥拉瓦里亚③和他交换了佩剑，互相勉励。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发生在1823年4月初，由于是在山谷展开的，也称塞罗贝尔梅霍战役。委内瑞拉人总是妒忌我们的荣耀，把这一胜利归功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④，可是公正的观察家，阿根廷的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受骗，知道胜利的桂冠应属于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是他率领一团哥伦比亚轻骑兵，扭转了那场胜负难分的马刀和长矛的战斗，为后来同样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作了准备。那次战役他也参加了，并且受了伤。1827年，他在阿尔韦亚尔⑤直接指挥下在伊图扎因戈英勇作战。他虽然和罗萨斯有亲戚关系，却站在拉瓦列⑥一边，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比试的战斗中击溃了游击队。中央集权派失败后，他移居乌拉圭，在那里结了婚。大战⑦期间，他死于奥里韦⑧白党军队围困下的蒙得维的亚。当时他四十四岁，几乎算是老了。他和诗人弗洛伦西奥·巴莱拉是朋友。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很可能不让他毕业；因为他虽然经历过不少战役，可是从没有参加学院考试。他留下两个女儿，玛丽亚·胡斯蒂娜是小女儿，也是我们要介绍的。

　　①施恩会，创建于1218年，最初的宗旨是和摩尔人交涉，赎回被俘虏的基督徒。

　　②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于1817年1月12日率领安第斯军在智利恰卡布科山麓大败保皇军队，进军圣地亚哥，后在坎恰拉亚达受挫，1818年又取得马伊普之役的胜利，奠定了智利的独立。

　　③奥拉瓦里亚（1801—1845），阿根廷军人、爱国者。

　　④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将军、政治家，有“拉丁美洲解放者”之称。

　　⑤阿尔韦亚尔（1789—1853），阿根廷将军、政治家，曾和圣马丁一起发动1812年十月革命。1827年在伊图扎因戈击败巴西军队。

　　⑥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在圣马丁麾下转战智利和秘鲁。坚决反对独裁者罗萨斯，但最后败在罗萨斯手下。

　　⑦这里的大战是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进行的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52年，以1852年2月3日乌拉圭将军乌尔基萨在卡塞罗斯附近大

　　⑧奥里韦（1792—1857），乌拉圭将军、政治家，在罗萨斯支持下反对里韦拉，1842至1851年间围困蒙得维的亚。

　　1853年末，上校的遗孀带了两个女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置下来。她们没能收回被独裁者充公的乡间产业，那些失去的辽阔的土地虽然从未见过，却久久留在记忆中。玛丽亚·胡斯蒂娜十六岁时和贝尔纳多·豪雷吉医师结了婚，贝尔纳多不是军人，却在帕冯和塞佩达①打过仗，黄热病流行期间，他行医染病身亡。他留下一男二女；长子马里亚诺是税务稽查员，想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详细传记，常去国立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但没有完成，也许根本没有动笔。大女儿玛丽亚·埃尔维拉和她的表哥，在财政部工作的萨阿韦德拉，结了婚；二女儿胡利亚嫁给莫利纳里先生，他的姓虽然像意大利人，其实是拉丁文教授，很有学问。我不谈孙子和重孙辈了；读者已经可以想像出这是一个体面然而没落的家庭，具有史诗般的家史和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儿。

　　①塞佩达，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峡谷，1859年乌尔基萨率领的军队在此打败米特雷。帕冯，阿根廷圣菲省的一条河流，1861年9月17日，米特雷率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在此附近打败乌尔基萨。

　　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巴勒莫，离瓜达卢佩教堂不远，据马里亚诺回忆，坐有轨电车时可以望见那里水塘边几间外墙未经粉刷的小砖屋，不像后来那种用镀锌铁皮搭的棚屋那么寒酸；当时的贫困不如现在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贫困那么严重。当时的财富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鲁维奥家住在一个百货商店楼上。楼梯安在一侧，很狭窄；栏杆在右面，通向一个阴暗的门厅，厅里有一个衣架和几把扶手椅。门厅进去是小客厅，里面有些布面的椅子，再进去是饭厅，放着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个玻璃柜于。铁皮百叶窗老是关着，光线暗淡。我记得屋里总有一股陈旧的气味。最里面是卧室、卫生间、盥洗室和女佣的房间。家里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卷安德拉德①的诗集，一本有关上校的评述，书后有手写的补充，一部蒙坦纳和西蒙编的西班牙一美洲词典，当初由于分期付款，并且奉送一个搁词典的小书架，才买下这部词典。他们有一笔老是滞后寄来的退休金，和洛马斯德萨莫拉的一块土地的租金收入，那是以前大量地产中仅存的一小块。

　　①安德拉德（184—1882），阿根廷诗人，创办了几家报纸，并参加政治活动。

　　在我故事所叙说的时期，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亚以及她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她仍旧痛恨阿蒂加斯①、罗萨斯和乌尔基萨；第一次欧洲战争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国人，对她说来，那次战争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罗阿尔托的冲锋一般模糊。1932年以后的印象逐渐淡忘；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当然，她信奉天主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信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她两手数着念珠，喃喃念着她不太明白其中意义的祷告词。她习惯于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和主显节；习惯于喝茶水，不喝马黛。对她来说，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是同义同，不说明任何问题。她像父辈们那样从不用“西班牙人”一词，而用“哥特人”②。1910年，她不相信来访的西班牙公主谈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移民，而不像阿根廷贵妇人。这个让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丧礼时一个有钱的亲戚告诉她的，此人平时从不登门，有关她的新闻在报纸社交栏里经常可以看到。豪雷吉夫人喜欢用老地名；她平时提到的是艺术街、寺院街、平治街、慈悲街、南长街、北长街、公园广场、前门广场。家里人助长了她这些脱口而出的老话，他们不说乌拉圭人而说东岸人。老夫人从不出门；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在起变化，在扩展。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动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那时候，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她最近常说这种话。她并不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她有的先是记忆，后是遗忘的乐趣。她一向很宽容。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1929年后，她变糊涂了，用同样的词句，按同样的顺序，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给她什么就吃什么。总之，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

　　①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张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

　　②哥特人，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对西班牙人的蔑称。

　　据说，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却对它缺乏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对于再有一些人，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我们以日日夜夜、日历的数百页纸张、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

　　我们已经看到，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他们是名门之后，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

　　日子来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他们给地板上蜡，擦拭窗玻璃，掸掉蜘蛛网，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变换房间的布置，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露出丝绒的琴键罩。人们进进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着；胡利亚让女佣帮忙，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来宾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借给他们做装饰。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七点十分，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谁也不会感到窘迫。七点十五分，屋里挤满了人。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欣羡不已，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总统派了副官前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部长要提前退席，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垫了好几个枕头，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她似乎没有听到。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连连使用镁光灯。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又开了几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从那晚开始，她便卧床不起。

　　外人离去后，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当晚饭。烟叶和咖啡的气味盖过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报和日报克尽厥职地撒了谎；赞扬英雄的女儿的奇迹般的记忆力，说她是“阿根廷百年历史的活档案”。胡利亚想让她也看看这些报导。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间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没有发烧；医生替她作了检查，宣布一切正常。几天后，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槟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许以为玉米棒子党①又来了。

　　①罗萨斯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期，他领导的人民复兴党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百姓称之为玉米棒子党，因为该党的标志有玉米棒子图案。

　　我想到塞罗阿尔托的阵亡的战士们，想到死于马蹄践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遗忘的人们；我想，一个多世纪之后，秘鲁那场马刀长矛的混战的最后的牺牲者是一位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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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

　　　　　　　　　　 献给胡安·奥斯瓦尔多·维维亚诺

　　我故事的两个主角之一，菲格罗亚夫人，把亨利·詹姆斯①的作品介绍给我，他没有忽视历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页讽刺和温情的篇幅，其中穿插着复杂并且故意含混的对话，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过分虚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伦敦或波士顿，并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动了。我只谈梗概，因为描写它缓慢的演变过程和世俗的环境不符合我的文学创作习惯。对我说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一件顺便的小事。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①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家，1915年因美国迟迟未参加世界大战愤而加入英国国籍，以示抗议。著有《贵妇人的画像》、《鸽翼》、《螺丝在拧紧》等。后期作品句子冗长复杂，副词和比喻堆砌，有猜谜一样的对话，意思含混。

　　克拉拉·格伦凯恩·德·菲格罗亚性情高傲，身材高挑，头发像火一般红。她才华并不出众，智力不及理解力那么强，但能欣赏别人，包括别的女人的才华。她心胸宽阔，兼容并包；喜爱世界的丰富多彩；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到处旅行。她知道命中注定的环境有时是毫无道理的仪式的组合，但这些仪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认真执行。她很年轻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罗·菲格罗亚博士结了婚，博士曾经出任阿根廷驻加拿大的大使，后来辞去了职务，理由是在电报、电话普及的时代，大使馆不合时代潮流，只能增加负担。他的决定招来同事们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头，她毕竟有苏格兰血统——何况大使夫人的身份并不让她感到讨厌，但她没有反对博士的主张。之后不久，菲格罗亚去世了；克拉拉经过几年犹豫和思索，决定从事绘画，这一决定或许是从她的朋友玛尔塔·皮萨罗的榜样得到的启发。

　　人们提起玛尔塔·皮萨罗时，都说她和聪明过人的、结婚后又离异的内利达·萨拉像是一对姐妹。

　　在选择画笔之前，玛尔塔·皮萨罗也曾考虑过从事文学。她原可以用法文写作，因为她习惯于阅读法文书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里使用的工具，正如科连特斯省的太太们使用瓜拉尼语一样。她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卢戈内斯①和马德里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②的作品；那两位大师的风格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语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乐知识限于参加音乐会时不会出乖露怯。她是圣路易斯人；她精心绘制了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③和帕斯夸尔·普林格斯④上校的肖像，作为她的绘画生涯的开端，不出所料，那些画像果然由省博物馆收购。她从本乡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画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风景画，用文静的色彩描绘优雅的庭院，不像别人那样处理得俗不可耐。有人——当然不是菲格罗亚夫人——说她的艺术具备19世纪热那亚艺术大师的韵味。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据说萨拉对菲格罗亚博士曾有好感）之间一直存在某种敌对的态度；她们两人明争暗斗，玛尔塔只是工具而已。

　　①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诗人、作家，现代主义代表，著有《高乔战争》等。

　　②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散文作家，著有《吉河德的冥想》、《艺术的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

　　③拉菲努尔（1797—1827），阿根廷诗人。

　　④普林格斯（1795—1831），阿根廷军人，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越。

　　众所周知，这一切是在别的国家开始的，最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众多的例子之一是那个名为具体或抽象的画派，由于蔑视逻辑和绘画语言，今天已经很不公正地遭到遗忘。那一派振振有词说，音乐既然可以创造一个特有的声音世界，那么音乐的姐妹，绘画，当然也可以尝试我们所见事物的没有呈现出来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兰说，他的绘画虽然不受资产阶级青睐，但完全遵照《圣经》里不准人类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规矩）。他认为，绘画艺术的真正传统遭到丢勒①或伦勃朗②之类的异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复它。攻击他的人则说他乞灵于地毯、万花筒和领带的图案。美学革命提供了不负责任的、不费力气的诱惑；克拉拉·格伦凯恩选择了抽象画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纳③；打算靠她尚未确立的辉煌成就来弘扬具体艺术。她稳扎稳打地工作着，有的作品推倒重来，有的弃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苏帕查街一家专门陈列当时流行的所谓先锋派作品的画廊里展出了一系列蛋黄彩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公众的一般反应还算良好，但是该派的机关刊物抨击了违反常规的形式，说那些简单的圆圈和线条即使不属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联想到落日、丛林或者海洋的混乱景象。克拉拉·格伦凯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现代派的道路，却被现代派拒之门外。她专心工作，不问成果。这个插曲并不能影响她的绘画风格。

　　①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绘画文艺复兴的领导人物，名作有《骑士、死亡与魔鬼》等。

　　②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在明暗处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名作有《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守夜》，以及大量宗教和神话题材的绘画。

　　③特纳（1775—1851），英国水彩画家，作品光线效果极佳。

　　隐秘的决斗已经开始。玛尔塔不仅是艺术家，她还热衷于可以称为艺术管理的工作，在一个名叫乔托①画社的协会里担任秘书。1955年中期，她设法让已经是会员的克拉拉在协会新的领导班子里充当发言人。这件事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值得细细揣摩。玛尔塔帮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点神秘的是，有惠于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筹。

　　①乔托（126—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但丁的好友，现代绘画创始人之一。这里的画社以他命名。

　　1960年，“两枝具有国际水平的画笔”——请原谅这句套话——竞选一等奖。年长的一位候选者用浓重的油彩表现了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型的高大的高乔人的凶悍形象；他的年轻得多的对手努力用毫无联系的笔触赢得了喝彩和惊愕。评委们都已年过半百，唯恐人们说他们观点落后，心里尽管厌恶，仍倾向于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后，大家意见不能统一，起先还注意礼貌，后来感到腻烦了。第三次讨论时，有人提出：

　　“我认为乙画不好；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及菲格罗亚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吗？”

　　“不错，”前者赌气说。

　　当天下午，评委们一致同意把奖项授予克拉拉·格伦凯恩。她人品好，人缘也好，常在她的比拉尔的别墅举行招待会，一流的刊物派记者前去采访摄影。这次祝贺晚宴是玛尔塔组织提供的。克拉拉发表了简短得体的讲话，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传统和创新、常规和探索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实际上，传统是由长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览会的有不少社会名流，几乎全体评委，以及个别画家。

　　我们认为偶然性总是差强人意，而其他机会要好一些。高乔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怀旧心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玛尔塔厌烦了一成不变的闲适生活，向往那些毕生致力于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里的有福之人大概认为那里的优点被从未到过天堂的神学家们夸大了。被打入地狱的人也许并不觉得地狱里总是可怕的。

　　两年后，第一届拉丁美洲造型艺术国际代表大会在卡塔赫纳市举行。各个共和国都派出代表。会议主题很有现实意义：艺术家能否摆脱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乡本土的动植物，不涉及具有社会性质的问题，不附和反对撒克逊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菲格罗亚博士在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前曾经在卡塔赫纳担任外交职务；克拉拉为上次得奖而自豪，希望这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旧地重游。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玛尔塔·皮萨罗为代表。根据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们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绩虽然不老是令人信服，还算得上是杰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两个女人在绘画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绘画促成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说，克拉拉·格伦凯恩是为了玛尔塔，为了想压倒她而绘画的；她们互为对方作品的评判和孤独的观众。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无人欣赏的画幅中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不应忘记，她们两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场隐秘的决斗中，两人一贯光明磊落。

　　在此期间，年纪已经不轻的玛尔塔拒绝了一次结婚的机会；她只关心她的斗争。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伦凯恩死于动脉瘤。报上刊登了有关她的大幅讣告，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妇女被认为是一个性别的成员，而不是个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对绘画的爱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于叙说她的虔诚、善良、一贯的几乎隐名的善举、她显赫的家世——格伦凯恩将军曾参加巴西战役——以及她在上层社会里的杰出地位。玛尔塔觉得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空虚。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国立艺术馆展出一幅朴素的克拉拉的画像，是用她们两人都喜爱的英国大师们的笔法绘制的。有人评论说这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起画笔。

　　只有少数几个亲密朋友注意到那场微妙的决斗，其中既无失败也无胜利，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冲突或其他明显的情况。唯有上帝（我们不了解他的审美爱好）才能授予最后的桂冠。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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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另篇）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①的儿子卡洛斯在安德罗格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长期积怨的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如今在我记忆里已和蓝桉树的药香和鸟叫混在一起。

　　①雷伊莱斯（1868—1938），乌拉圭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塞维利亚的魅力》、《高乔人弗洛里多》、《该隐的种族》，短篇小说集《多梅尼科》、《戈雅的任性》和散文集《天鹅之死》、《激励》等。

　　我们和往常一样，谈论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混乱的历史。卡洛斯说我肯定听人提到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其人，他以勇敢、爱开玩笑、调皮捣乱出名。我撒谎说知道这个人。诺兰是1890年前后去世的，但人们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说他坏话的人，这种人总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许多胡闹行为中的一件讲给我听。事情发生在泉城战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原因何在？那两个人除了临终前的决斗之外没有惊人的事迹，一个世纪以后怎么能勾起他们隐秘的故事？雷伊莱斯父亲家的一个工头，名叫拉德雷查，“长着老虎般的胡子”，从老辈人嘴里听到一些细节，我现在照搬过来，对它们的真实性信心不是很大，因为遗忘和记忆都富有创造性。

　　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牧场是毗连的。正如别的激情一样，仇恨的根源总是暧昧不清的，不过据说起因是争夺几头没有烙印的牲口或者是一次赛马，西尔韦拉气力比较大，把卡多索的马挤出了赛马场。几个月后，两人在当地的商店里一对一地赌纸牌，摸十五点；西尔韦拉每盘开始时都祝对手好运，但最后把对手身边的钱统统赢了过来，一枚铜币都没给他留下。他一面把钱装进腰包，一面感谢卡多索给他上了一课。我认为他们那时候几乎干了起来。争吵十分激烈；在场的人很多，把他们拆开了。当时的风气粗犷，人们动辄拔刀相见；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故事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无论在傍晚或清晨不止一次地会动刀子，而直到最后才真干。也许他们简单贫乏的生活中除了仇恨之外没有别的财富，因此他们一直蓄而不泄。两人相互成了对方的奴隶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我叙述的这些事究竟是果还是因。卡多索为了找些事做，并不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一个邻居的姑娘塞尔维利安娜；西尔韦拉一听说这事，就按自己的方式迫求那姑娘，把她弄上手，带到牧场。过了几个月，觉得那个女的烦人，又把她赶走。女人一气之下去投奔卡多索；卡多索同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把她打发走了。他不愿要对手的残羹剩饭。

　　在塞尔维利安娜事件前后，那些年里又出了牧羊犬的事。西尔韦拉特别宠爱那条狗，给它起名“三十三”①。后来狗失踪了，在一条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西尔韦拉一直怀疑有人投了毒。

　　①1825年，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拉瓦列哈上校率领三十三名乌拉圭爱国者在阿格拉西亚达海滩登陆，在当地数百名志士协助下围困蒙得维的亚，宣布独立，队伍逐渐扩大到二千人，击败了巴西占领军。为纪念这一事件，乌拉圭有两个省分别命名为“拉瓦列哈”和“三十三人”。

　　1870年冬季，阿帕里西奥①革命爆发时，他们两人正好在上次赌牌的那家酒店。一个巴西混血儿率领了一小队骑马来的起义者向酒店里的人动员，说是祖国需要他们，政府派的压迫再也不能忍受，向在场的人分发白党标志，大家并没有听懂这番话的意思，但都跟着走了，甚至没有向家人告别。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兵的生活并不比高乔人的生活艰苦。幕天席地枕着马鞍睡觉对他们并不是新鲜事；他们习惯于宰牲口，杀人当然也不困难。他们想像力不多，从而不受恐惧和怜悯的支配，虽然冲锋陷阵之前有时也感到恐惧。骑兵投入战斗时总能听到马镫和兵器的震动声。人们只要开始时不负伤就自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他们认为领饷是天经地义的事。祖国的概念对他们比较陌生；尽管帽子上带着标志，他们为哪一方打仗都一样。他们学会了使用长矛。在前进和后撤的行军过程中，他们终于觉得虽然是伙伴，仍旧可以继续相互为敌。他们并肩战斗，但据我们所知，从不交谈。

　　①阿帕里西奥（1814—1882），乌拉圭军人，1871年率领白党起义，在泉城被击败。

　　1871年秋季形势不利，他们的气数已尽。

　　战斗前后不到一小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进行的。地名都是历史学家们事后加上的。战斗前夕，卡多索蹑手蹑脚走进指挥官的帐篷，低声请求说，如果明天打胜仗，留个红党俘虏给他，因为他迄今没有砍过人头，想试试究竟是怎么回事。指挥官答应了他，说是只要他表现勇敢，就让他满足这一心愿。

　　白党人数较多，但对方武器精良，占据山同有利地形把他们杀得死伤狼藉。他们两次冲锋都没能冲上山顶，指挥官受了重伤，认输投降。对方应他的要求，就地杀死了他，免得他受罪。

　　白党士兵放下了武器。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十分繁琐地布置了惯常的俘虏处决。他是塞罗拉尔戈人，对于西尔韦拉和卡多索之间的宿怨早有所闻。他把两人找来，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两人势不两立，早就想拼个你死我活。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太阳下山之前，你们就能表明谁是好汉。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

　　把他们押来的士兵又把他们带了下去。

　　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宿营地。诺兰事先决定赛跑是下午活动的压轴戏，但是俘虏们推出一个代表对他说他们也想观看，并且在两人之中一人身上下赌注。诺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同意俘虏们的请求；于是大家纷纷打赌，赌注有现钱、马具、刀剑和马匹，本来这些东西应该及时交给遗孀和亲戚的。天气热得出奇；为了保证大家午睡，活动推到四点钟开始（他们花了好大劲才叫醒西尔韦拉）。诺兰按照当地白人的风俗，又让大家等了一小时。他和别的军官们谈论胜利；马弁端了茶壶进进出出。

　　泥土路两边帐篷前面是一排排的俘虏，坐在地上，双手反绑，免得他们闹事。不时有人骂娘，一个俘虏开始念祈祷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吃惊。当然，他们抽不了烟。现在他们不关心赛跑了，不过大家还是观看。

　　“他们也要吹我的灯，”一个俘虏含着妒意说。

　　“不错，不过是成堆干的，”旁边一个说。

　　“跟你一样，”对方顶了他一句。

　　一个军士长用马刀在泥土路上画一道横线。西尔韦拉和卡多索给松了绑，以免影响他们奔跑。两人相距四公尺左右。他们在起跑线后面站好；有几个军官请求他们别对不起人，因为对他们的希望很大，押在他们身上的赌注可观。

　　西尔韦拉由混血儿诺兰处置，诺兰的祖辈无疑是上尉家族的奴隶，因此沿用了诺兰这个姓；卡多索由一个正规的刽子手处置，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科连特斯人，为了让受刑人安心，他总是拍拍受刑人的肩膀说：“别害怕，朋友；娘儿们生孩子比这更遭罪。”

　　两人身子朝前倾，急于起跑，谁都不看对手。

　　诺兰上尉发出讯号。

　　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于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卡多索摔倒时伸出胳臂。他赢了，不过自己也许根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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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亚基尔

　　我不必看伊格罗塔山峰在普拉西多湾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国，不必在图书馆里辨认玻利瓦尔的手迹，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确切的形状和难解的谜团。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准备接着往下写时，它那忧伤而又夸大的笔调使我感到惊讶。一提那个加勒比海的共和国，似乎不能不遥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笔力千钧的历史学家何塞·科泽尼奥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还有另一个理由。我写第一段的隐秘的目的是给一个令人痛心而又无足轻重的事件增添一些伤感色彩。我把经过情况和盘托出；或许有助于我对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实说出一件事情的时候，行为人就成了见证人，观察者和叙说者就不再是执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目前写作的这个房间，时间也是下午这会儿，不过天气没有现在这么凉快。我知道我们倾向于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赶紧记下我同爱德华多·齐默尔曼博士的对话。我现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为了便于理解，我先得回顾一下玻利瓦尔几封信件的奇特的经历。阿韦亚诺斯博士著有一部《五十年混乱史》，原稿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据说已经遗失，但由他的孙子里卡多·阿韦亚诺斯博士于1939年发现出版，玻利瓦尔的信件就是从老博士的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根据我从各种刊物收集来的资料判断，这些信件意义不大，但有一封1822年8月23日从卡塔赫纳发出的信件却非同小可，“解放者”在信里谈到他和圣马丁将军会晤的细节①。玻利瓦尔如果在文件里披露了瓜亚基尔会晤的情况，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它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里卡多·阿韦亚诺斯博士一向坚决反对文牍主义，不愿把信交给历史研究所，却想提供给拉丁美洲的共和国。我们的大使梅拉萨博士的工作十分出色，阿根廷政府首先接受了这一无私的奉献。双方商定由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前去西岸共和国首都苏拉科，把信件抄录下来，在国内发表。我担任美洲历史教授的那所大学的校长向部长推荐我去完成那一使命；由于我又是国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基本上得到该所的一致认可。部长接见我的日期已经定了下来，却有消息说南方大学提出，由齐默尔曼博士作为他们的人选，我只能假设南方大学事先不清楚我们的决定。

　　①圣马丁建立著名的安第斯军，解放智利和秘鲁，被授予“保护者”称号；当时转战南部的玻利瓦尔将军派副手苏克雷去洽谈联盟事宜，1822年7月25日圣马丁前去瓜亚基尔与玻利瓦尔会晤。

　　读者也许知道，齐默尔曼是一个编纂历史的外国学者，遭到第三帝国驱逐，如今是阿根廷公民。他的工作无疑是值得表彰的，但我只看到一篇他根据后世参考罗马历史学家的评论而写的、为迦太基犹太共和国辩护的文章，以及一篇主张政府的职能不应是明显和痛苦的论文似的东西。这一论点理所当然地遭到马丁·海德格尔①的坚决驳斥，他用报刊标题的影印件证明，现代的国家首脑远非默默无闻的人物，而是喜爱人民戏剧的主角、赞助人和领舞，有华丽的舞台布景为他衬托，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演说技巧。他还证实齐默尔曼有希伯来血统（为了不明说犹太血统）。这位令人尊敬的存在主义者的文章直接促使了我们的客人流亡国外，闯荡世界。

　　①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著有《存在与时间》等。

　　毫无疑问，齐默尔曼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目的是为了晋见部长；部长通过秘书建议我和齐默尔曼谈谈，让他了解情况，避免两所大学闹得不痛快。我自然同意。我回到家里时，家里人说齐默尔曼博士已经来电话通知下午六时来访。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六点正，门铃响了。

　　作为平头百姓，我亲自去开门，带他进我的书房。他在庭院里站住，打量了一下周遭；黑白两色的地砖、两株玉兰树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评论。我觉得他有点紧张。他没有特别的地方：年龄四十左右；脑袋显得稍稍大了一些。他戴茶晶眼镜；有一次摘下来，随即又戴好。我们互相寒暄时，我得意地发觉自己比他高一点，但马上为自己的得意感到惭愧；因为我们毕竟不进行体力或智力的搏斗，只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问题。我不善于或者根本不会观察别人，但是我记得他那身别扭的打扮，让我想起某位诗人描写丑陋时的丑陋语言。至今我仍记得他衣服的颜色蓝得刺眼，纽扣和口袋太多。他的领带像是魔术师的双扣套索。他带着一个皮公文包，估计里面全是文件。他留着两撇军人似的小胡于；谈话时点燃了一枝雪茄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那张脸上的东西太多了。太拥挤了，我想道。

　　语言的连续性不恰当地夸大了我们所说的事实，因为每个字在书页上占一个位置，在读者心里占一个瞬间；除了我列举的细节外，那个人给人以经历坎坷的印象。

　　书房里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我的曾祖父的一帧椭圆形照片和一个放着佩剑、勋章和旌旗的玻璃柜子。我把那些有光荣历史的旧物指点给他看，还作一些说明；他像是完成任务似的迅速扫视一下，无意识而机械地接过我的话头，有时不免显得自以为是。例如，他说：

　　“不错。胡宁战役。1824年8月6日。华雷斯的骑兵的冲锋。”

　　“苏亚雷斯的骑兵，”我纠正他说。

　　我怀疑他故意说错名字。他仿佛东方人那样摊开双臂惊呼道：

　　“我的第一个错误，并且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这些知识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容易搞混；您对历史却有鲜明的记忆。”

　　他发音不准，“勒”“纳”不分。

　　这类恭维并不使我高兴。屋里的书籍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几乎深情地浏览那些书名，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啊，叔本华，他总是不信历史……格里泽巴赫印刷的版本，我在布拉格的家里有一本一模一样的，我原希望和那些称心的书本为友，安度晚年，然而正是历史，体现在一个疯子身上的历史，把我赶出了我的那个家、那个城市。如今我和您在一起，在美洲，在您府上……”

　　他说话很快，但不准确；西班牙语发音里带着明显的德语口音。

　　我们已经坐好，我借他的话切入正题。我对他说：

　　“这里的历史比较仁慈。我在这栋房屋里出生，打算在这里老死了。这柄剑陪伴我的曾祖父转战美洲，最后给带到这里；我在这里对过去进行思考，写我的书。几乎可以说我从未离开过这间书房，可是现在我终于要出去了，到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国度去开开眼界。”

　　我微微一笑，淡化刚才说的可能过头的话。

　　“您指的是加勒比海的某个共和国吗？”齐默尔曼说。

　　“正是。我不久就要动身了，承蒙您在我离开之前来访，”我说。

　　特里尼达替我们端来了咖啡。我自信地接着缓缓说：

　　“您大概已经知道部长给了我任务，派我去抄录阿韦亚诺斯博士资料里偶然发现的玻利瓦尔的信件，并且撰写一篇绪言。这一任务是我一生工作的顶峰，有机会由我来做实在太幸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生而有之、在我血管里流动的东西。”

　　我把该说的话说了出来，松了一口气。齐默尔曼似乎没有听进去；他不瞧我的脸，却望着我身后的书籍，含含糊糊地点点头，着重说：

　　“在血管里流动。您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您的人在美洲土地上驰骋，进行伟大的战役，而我的人默默无闻，在犹太人区里几乎抬不起头。用您雄辩的语言来说，历史在您血管里流动；您只要倾听它隐秘的流动声就够了。我不一样，我必须到苏拉科去辨认文件，可能是伪托的文件。请相信我，博士，您的条件让我妒忌。”

　　他的话里没有流露出挑战或者嘲弄；而是表达一种意愿，使未来成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的意愿。他的论点并不重要；有力的是他的为人，他的雄辩。齐默尔曼像讲课似的悠悠地接着说：

　　“在玻利瓦尔研究方面（对不起，应该说圣马丁），亲爱的老师，您的地位已经确立。我还没有看到玻利瓦尔那封有关的信件，但是不可避免或者合乎情理地猜测，玻利瓦尔写那封信的目的是自我辩解。不管怎样，那封受到炒作的信件向我们披露的，将是我们可以称作玻利瓦尔派而不是圣马丁派的情况。一旦公之于世，必须对它作出评估、审查，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甄别，必要时，加以驳斥。作出最后判断的、最合适的人选将是洞察秋毫的您。如果按照科学的严格要求，您可以用放大镜、手术刀、解剖刀！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传播这封信件的人的姓名将和信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您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公众发现不了细微的差异。”

　　我明白，我们再怎么辩论下去到头来仍是白费口舌。当时我或许已经感到了；为了避免同他正面冲突，我抓住一个细节，问他是不是真的认为信件是伪托的。

　　“就算是玻利瓦尔亲笔写的，”他回说，“也不说明里面讲的全是真话。玻利瓦尔可能欺骗对方，也可能是他自己搞错了。您是历史学家，是善于思考的人，您比我清楚，奥妙之处不在文字，在于我们本身。”

　　那些夸夸其谈的空话让我厌烦，我不客气地指出，瓜亚基尔会晤时，圣马丁将军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把美洲的命运交给了玻利瓦尔，我们周围的众多谜团里，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不解之谜。

　　齐默尔曼说：

　　“各种解释都有……有人猜测圣马丁落进了一个圈套；有人，例如萨缅托①，认为圣马丁受的是欧洲教育，在欧洲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对美洲的情况很不理解；再有，主要是阿根廷人，说他忘我无私，还有说他是由于心力交瘁。有些人甚至归因干某些共济会性质的秘密社团。”

　　①萨缅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曾在乌尔基萨和米特雷的军队中作战，1868至1874年间任阿根廷总统。著有小说《法恭多，文明与野蛮》，政论《美洲种族的冲突与和谐》等。

　　我指出，不管怎样，能了解秘鲁保护者和拉丁美洲解放者确切说过什么话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齐默尔曼断然说：

　　“他们交谈时说什么话也许无关紧要。两个人在瓜亚基尔相遇；如果一个压倒了另一个，是因为他具有更坚强的意志，不是因为他能言善辩。您明白，我没有忘记我的叔本华。”

　　他微笑着补充说：

　　“语言，语言，语言。莎士比亚，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却鄙视语言。不论在瓜亚基尔，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布拉格，语言的分量始终不及人重。”

　　那时，我感到有什么事正在我们中间发生，说得更确切些，已经发生了。我们仿佛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书房里暗了下来，还没有点灯。我似乎漫无目的地问道：

　　“您是布拉格人，博士？”

　　“以前是布拉格人，”他答道。

　　为了回避中心问题，我说道：

　　“那准是一个奇特的城市。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的第一本德文书是梅林克写的《戈勒姆①》。”

　　①戈勒姆，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

　　齐默尔曼说：

　　“古斯塔夫·梅林克的作品里只有这部值得记住。其余的作为文学作品相当差劲，作为通神论的作品更加糟糕，最好不去看。不管怎么，那本梦中套梦的书里确实表现了布拉格的奇特之处。布拉格的一切都很奇特，您也可以说，什么都不奇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在伦敦时，某个傍晚也有同样的感觉。”

　　“您刚才谈到意志，”他说。“马宾诺钦①里有个故事说两位国王在山顶下棋，他们各自的军队在山下厮杀。一位国王赢了棋；传令兵骑马上山报告说，输棋的那位国王的军队打了败仗。人的战斗反映在棋盘上。”

　　①马宾诺钦，威尔士的系列传奇，主要是阿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由于语言古拙，看的人很少。马洛礼（1395—1471）写的《阿瑟王之死》里许多故事取材于此。

　　“您瞧，魔法的作用，”齐默尔曼说。

　　我回答道：

　　“或者是意志在两种不同的战场上的表现。凯尔特人也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两个有名的吟唱诗人的比赛。一个诗人弹着竖琴，从黎明唱到黄昏。星星和月亮爬上来时，他把竖琴交给对手。后者把琴搁在一边，站起身。前者认输了。”

　　“多么睿智，多么简练！”

　　齐默尔曼惊叹道。

　　他平静后接着说：

　　“我得承认，我对不列颠知道得太少了，实在惭愧。您像白天一样涵盖了西方和东方，而我只局限于我的迦太基一角，现在我用少许美洲历史来补充我的不足。我只能循序渐进。”

　　他的声凋里带有希伯来和日尔曼的谦卑，但我认为他已经胜券在握，说几句奉承我的话对他毫无损失。

　　他请我不必为他此行的安排费心（他说的是此行的“有关事宜”）。随即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封早已写好的给部长的信，信中用我的名义说明我辞去任务的理由和齐默尔曼博士的公认的资格，并且把他的自来水笔塞进我手里，让我签名。他收好那封信时，我瞥见了他的已经确认的从埃塞萨到苏拉科的飞机票。

　　他离去时，再次站在叙本华的作品前面说：

　　“我们的老师，共同的老师，有句名言：世上没有不自觉的行为。如果您待在这座房屋，您祖传的这座宽敞的房屋，是因为您内心想留在这里不走。我尊重并且感谢您的决定。”

　　我一言不发地接受了他最后的施舍。

　　我送他到大门口。告别时，他说：

　　“咖啡好极了。”

　　我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看了一遍，毫不迟疑地扔进火炉。这次会晤时间很短。

　　我有预感，我不会在这件事上再提笔了。我的主意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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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故事发生在南方胡宁区的白杨庄园，时间是1928年3月底。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的医科学生。我们不妨把他当成许许多多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年中的一个，除了善于演讲，在拉莫斯·梅希亚英语学校不止一次得奖，以及心地极其善良之外，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特点。他虽有口才，却不喜欢辩论，宁愿对话者比自己有理。他喜欢赌博的刺激，但输的时候多，因为赢钱使他不快。他聪颖开通，只是生性懒散；年纪已有三十三岁，还没有找到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专业，因此没有毕业。他父亲和同时代的绅士们一样，是自由思想者，用赫伯特·斯宾塞①的学说教导他，但是他母亲在去蒙得维的亚之前，要他每晚念天主经，在身上画十字。多年来他从未违反过这个诺言。他不缺勇气；一天上午有几个同学想强迫他参加罢课，他挥拳相向，不完全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由于漠不关心。他生性随和，有不少见解或习惯却不能令人赞同，比如说，他不关心国家，却担心别地方的人认为我们还是用羽毛装饰的野人；他景仰法国，但蔑视法国人；他瞧不起美国人，但赞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盖起摩天大厦；他认为平原的高乔人骑术比山区的高乔人高明。当他的表哥丹尼尔邀他去白杨庄园过暑假时，他马上同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乡村生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扫兴，因为他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可以拒绝。

　　①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科学家，首先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应用于哲学和伦理学。斯宾塞在伦理学上崇尚功利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在教育方面，蔑视文科，主张应以自然科学为主。

　　庄园的正宅很大，有点失修；总管住的偏屋离得很近。总管姓古特雷，一家三口人：父亲、一个特别粗鲁的儿子、一个不像是亲生的女儿。三个人都瘦长，结实，骨架很大，头发有点红，面相像印第安人。他们几乎不开口。总管的老婆死了好几年。

　　埃斯比诺萨在乡村逐渐学到一些以前不懂也不曾想到的东西。比如说吧，快到家时，马不能骑得太快；不办事的话，出门不骑马。日子一长，听了叫声就能辨出是什么鸟。

　　几天后，丹尼尔要去首都敲定一笔牲口买卖。交易最多花一星期。埃斯比诺萨对他表哥的风流韵事和讲究衣着打扮早已有些厌倦，宁肯留在庄园看看教科书。天气闷热，晚上都没有凉意。拂晓时雷声把他惊醒。风抽打着木麻黄。谢天谢地，埃斯比诺萨听到了雨点声。冷空气突然来到。当天下午，萨拉多河泛滥了。

　　第二天，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在走廊上望着水淹的田野，心想把潘帕草原比作海洋的说法至少在今天早上一点不假，尽管赫德逊①写道由于我们不是坐在马背上或者站着，而是从船甲板上眺望，所以海洋看来并不大。雨一直不停；古特雷一家在这个得手碍脚的城里人的帮助下救出大部分牛群，不过还是淹死了好几头。庄园与外界交通的四条道路统统被水淹没。第三天，总管住的房子屋顶漏水，有坍塌的危险；埃斯比诺萨让他们搬到正宅后面挨着工具棚的一个房间。迁移后，他们比以前接近；一起在大餐厅吃饭。交谈很困难；古特雷一家人对乡村的事情知道得很多，但是不会解释。一晚，埃斯比诺萨问他们，当地人是不是记得军区司令部设在胡宁时印第安人袭击骚扰的情况。他们说记得，但问起查尔斯一世②被处死的事时，他们也说记得。埃斯比诺萨想起他父亲常说，乡村里长寿的人几乎都是坏记性，或者日期概念模糊。高乔人往往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生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①赫德逊（184—1922），英国自然学家、小说家，父母系美国人，生于阿根廷，1900年加入英国国籍，以描写阿根廷背景的自然界景色著称。作品有《紫色的土地）、《阿根廷鸟类》、《绿宅》、《牧人生活》、《一位自然学家的自述》等。

　　②查尔斯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暴虐无道，遭到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议会反对，在保皇派与议会派的内战中被出卖，斩首处死。

　　整幢房子里没有什么书，只有几本《小庄园》杂志、一本兽医手册、一部《塔巴雷》①精装本、一本《阿根廷的短角牛》、几本色情或侦探故事书和一部新出版的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古特雷一家都不识字，埃斯比诺萨为了打发晚饭后的时光，找些事做，便念两章《松勃拉》给他们听。总管赶过牲口，遗憾的是他对别人赶牲口的经历不感兴趣。他说这件工作很轻松，他出门时只带一匹驮马，就能装上路途所需的一切，如果不赶牲口，他一辈子也不会去戈麦斯湖、布拉加多以及查卡布科的努涅斯牧场。厨房里有一把吉他；在发洪水之前，雇工们常常围坐着，有人给吉他调调音，但从不弹。这就叫吉他演奏。

　　①《塔巴雷》，乌拉圭作家、诗人索里利亚·德·圣马丁的长诗，根据印第安民族的传说故事写成，共六章，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中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索里利亚还写了史诗《祖国的传说》、游记《道路的声响》等。

　　埃斯比诺萨好多天没刮脸，留起了胡子，他常常对着镜子瞅自己变了样子的面容，想到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同伙伴们讲萨拉多河泛滥的事肯定会使他们腻烦，不禁笑了。奇怪的是，他怀念一些以前从未去过、以后也不会去的地方：卡勃雷拉街有一个邮筒的拐角，胡胡伊街一家门口的石砌狮子，离第十一街几条马路、他不很清楚具体地点的有瓷砖地的一家商店。至于他的兄弟和父亲，他们多半已从丹尼尔那里听说由于河水上涨，他像困在孤岛上那样与世隔绝了。

　　庄园的房屋一直被洪水围着，他到处看看，找到一部英文的《圣经》。在最后的几面白页上，古斯里家族——那才是他们的真姓——记载了他们的家史。他们的原籍是英国因弗内斯，19世纪初叶来到美洲，无疑地做了雇工，同印第安人通了婚。一八七几年后，家谱记录中断；那时他们已不会写字了。再过了几代，他们把英语忘得一干二净；埃斯比诺萨认识他们时，他们由于懂西班牙语才找到工作。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们的血液里仍残留着加尔文教派固执的狂热和潘帕草原的迷信。埃斯比诺萨把他的发现告诉了他们，他们似乎听而不闻。

　　他随便翻翻那本书，指头翻到《马可福音》开头的地方。他决定饭后念给他们听听，一方面练练口译，另一方面想看看他们是不是理解。使他吃惊的是，他们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默不作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许封皮上的金字增添了他的权威。他们的血液里就有宗教信仰，他想。他又想，从古至今人们老是重演两件事：一条迷航的船在内海里寻找向往的岛屿，一个神在各各他①给钉上十字架。他记起拉莫斯·梅希西英语学校的演讲课，站直了宣讲《圣经》里的寓言故事。

　　①各各他，意为髑髅地，在耶路撒冷城西北，《圣经·新纳》中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

　　古特雷一家为了不耽误听福音，匆匆吃完烤肉和沙丁鱼。

　　总管的女儿有头羔羊，特别宠爱，还给它扎了一条天蓝色的缎带，一天给带刺铁丝网刮伤。他们想用蜘蛛网给羔羊止血；埃斯比诺萨用几片药就治好了。这件事引起他们的感激使他惊异不止。最初他对古特雷一家不很信任，把他带来的两百四十比索夹在一本书里；如今主人不在，他代替了主人，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有点怯生生，但是他的命令立即照办。他在房间里和走廊转悠时，古特雷一家仿佛迷途的羔羊似的老是跟着他。他朗读《圣经》时，注意到他们把他掉在桌子上的食物碎屑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①。一天下午，他们在背后谈论他，言语不多，但满怀敬意，被他偶然听到。《马可福音》念完后，他想在另外三部福音书中挑一部从头朗读；总管请求他重复已经念过的，以便加深理解。埃斯比诺萨觉得他们像是小孩似的，喜欢重复，不喜欢变化翻新。一晚，他梦见《圣经》里的大洪水，这并不奇怪；他被建造诺亚方舟的锤击声吵醒，心想也许是雷声。果然如此，本来已经减弱的雨势又变本加厉，寒气袭人。总管他们告诉他暴雨摧毁了工具棚的屋顶，等他们修好大梁之后再带他去看。他已经不是外人了，他们待他毕恭毕敬，甚至宠他。他们自己谁都不爱喝咖啡，但总是替他准备一杯，还加了不少糖。

　　①《圣经·新纳》开头的四福音是耶稣门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记载的耶稣言行录。《马可福音》六、八两章提到耶稣用五个和七个饼、几条鱼和掰开时掉下的碎屑分给五千和四千人进食，让大家都吃饱了。

　　暴风雨是星期二开始的。星期四晚上，门上轻轻的剥啄声唤醒了他，出于猜疑，他老是锁门的。他起来打开门：是那个姑娘。黑暗里看不清，但从脚步声上知道她光着脚，随后上了床时知道她是光着身子从后屋跑来的。她没有拥抱他，一言不发；只是挨着他躺在床上，筛糠似的哆嗦。她还是第一次同男人睡觉。她离去时没有吻他；埃斯比诺萨心想，她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出于某种他不想了解的隐秘的理由，他暗暗发誓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和前几天一样开始了，只是姑娘的父亲主动找埃斯比诺萨搭话，问他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了拯救世人才让人杀死的。埃斯比诺萨本来是不受宗教思想束缚的自由思想者，但觉得有责任为自己念给他们听的福音辩护，回答说：

　　“是的。为了拯救世人免堕地狱。”

　　古特雷接着又问：

　　“地狱是什么？”

　　“地底下的场所，那里灵魂不断受到煎熬。”

　　“给耶稣钉上钉子的人也能得救吗？”

　　“能，”埃斯比诺萨回说，对自己的神学知识并无把握。

　　他担心总管责问他昨夜同那姑娘干的事。午饭后，他们请他再念最后几章。

　　埃斯比诺萨午睡了很久，但睡得很浅，不停的锤子声和模糊的预感一再使他惊醒。傍晚时他起身到走廊上。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大声说：

　　“水开始退了。要不了多久。”

　　“要不了多久，”古特雷像回音似的学了一遍。

　　三个人跟在他背后。他们在石砌地跪下，请求他祝福。接着，他们咒骂他，朝他吐唾沫，推推搡搡把他弄到后屋。姑娘直哭。埃斯比诺萨明白门外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们把门打开时，他看到了天空。一只鸟叫了；他想：那是朱顶雀。工具棚顶不见了；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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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迪报告

　　我亲爱的朋友保林诺·凯恩斯替我弄到一套莱恩本的《一千零一夜》（伦敦，1840年）。我们在第一卷里发现了一份手稿，我现在把它翻译成西班牙文。工整的笔迹——打字机的推广使书法这门艺术逐渐失传——表明手稿的年代和抄本相同。莱恩抄本以详尽的注解著称；边白上加了许多文字和疑问号，有时还有修订，笔迹和抄本一模一样。可以说，使抄本读者更感兴趣的并不是山鲁佐德的奇妙的故事，而是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手稿末尾有大卫·布罗迪红色的花体签名，此人生平不详，只知道他是阿伯丁出生的苏格兰传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扬基督教义，由于懂葡萄牙文，后来又去巴西的某些丛林地区。我不清楚他去世的年份和地点。据我所知，这份手稿从未刊印过。

　　手稿用四平八稳的英文撰写，我如实翻译，除了某些引用《圣经》的段落和那位正派的长老会教士难以启齿而用拉丁文写的、叙述雅虎人①性行为的奇文之外，我不作任何删节。手稿缺第一页。

　　①雅虎，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有恶癖的人形兽，博尔赫斯借用了这个名称。

　　“……猿人出没的地区居住着墨尔克人，我权且称他们为雅虎，让读者联想起他们野蛮的天性，并且由于他们佶屈聱牙的语言里没有元音，不可能确切地予以音译。包括居住在南部丛林中的纳尔人在内，我估计这一部落的人数不超过七百。这个数字仅仅是猜测，因为除了国王、王后和巫师以外，雅虎人没有定居，每晚人在哪里就随便找个地方过夜。疟疾和猿人的经常入侵削减了他们的人数。他们中间有名字的人很少。招呼别人时，他们扔泥巴引起注意。我还见过有的雅虎人招呼朋友时自己躺在地上打滚。他们的体形和克罗人无甚区别，只是额头低一些，皮肤略带古铜色，显得不那么黑。他们的食物是果实、植物的根和爬虫；喝的是猫奶和蝙蝠奶，空手捕鱼。他们进食时要找隐蔽的地方，或者闭上眼睛；此外干任何事都可以当着别人的面，像犬儒派哲学家一样不以为耻。他们撕食巫师和国王的尸体，以便沾光求福。我指摘这种恶习；他们却用手指指嘴，再指指肚子，也许是想说明死人也是食物，也许是要我理解，我们所吃的一切到头来都会变成人肉，不过这一点恐怕过于微妙了。

　　“他们打仗的武器是石块（储存了许多）和巫术诅咒。老是赤身裸体，还不知道用衣服或刺花蔽体。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一块辽阔的高原，上面草木葱郁，泉水清澈，但宁愿挤在高原周围的沼泽地里，仿佛炙热的阳光和污泥浊水能给他们更大的乐趣。高原的坡度陡峭，可以形成抵御猿人的围墙。苏格兰的高地部族往往在小山顶上建造城堡；我向巫师们提过这种办法，建议他们仿效，但是没用。不过他们允许我在高原搭一个茅屋，那里晚上凉快多了。

　　“部落由一位国王进行专制统治，但我觉得真正掌权的是那四个挑选国王、左右辅弼的巫师。新生的男孩都要仔细检查；如果身上有某种胎记（这一点他们对我讳莫如深），便被尊为雅虎人的国王。下一步是使他伤残，烫瞎眼睛，剁去手脚，以兔外面的世界转移他的圣明。他幽居在一个名叫克兹尔的洞穴王宫，能进去的只有四个巫师和两个伺候国王、往他身上涂抹粪土的女奴。如果发生战争，巫师们把国王从洞里弄出来，向全部落展示，激励他们的斗志，然后扛在肩上，当做旗帜或者护身符，直奔战斗最激烈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猿人扔来的石块国王首当其冲，一般立即驾崩。

　　“王后住在另一个洞穴宫殿，不准她去见国王。她屈尊接见了我；王后很年轻，面带笑容，以她的种族而论，算是好看的。她赤身裸体，但戴着金属和象牙制的手镯，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她看看我，用鼻子嗅，用手触摸，最后当着所有的宫女的面要委身于我。这种恩典常常赐给巫师和拦截过往商队、掳掠奴隶的猎人；我身为教士，并且有自己的凤俗习惯，谢绝了王后的恩典。她便用一枚金针在我身上扎了两三下，这是皇家恩赐的标志，不少雅虎人自己扎，冒充是王后给他们刺的。我刚才提到的装饰品来自别的地区；雅虎人认为是天然产品，因为他们连最简单的物品都不会制作。在那个部落看来，我的茅屋是一株天生的树，尽管不少人见到我建造，还帮我忙。我带来的物品中有一块表、一顶铜盆帽、一个罗盘和一本《圣经》；雅虎人观看抚弄这些东西，想知道我是在哪里采集的。他们拿我的猎刀时总是抓住刀刃，毫无疑问，他们另有看法。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才能见到椅子。有几间房间的屋子对他们说来就是迷宫，不过他们像猫一样也许不至于迷路，尽管捉摸不出其中道理。我当时的胡子是橙黄色，他们都惊异不已，要抚摩好长时间。

　　“他们没有痛苦和欢乐的感觉，只有陈年的生肉和腐臭的东西才能让他们高兴。他们没有想像力，生性残忍。

　　“我已经介绍过王后和国王；现在谈谈巫师。上面说过，巫师一共四个；这是他们计数的最大限度。他们扳指头数一、二、三、四，大拇指代表无限大。据说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游牧部族也有同样情况。虽然他们掌握的最大数字是四，同他们做交易的阿拉伯人骗不了他们，因为交易时每人都把货物分成小堆摆在自己身前，每堆分别放一、二、三、四件东西。交易过程缓慢，但绝不会出差错或诈骗。雅虎部族唯一使我真正感兴趣的人是巫师。平民百姓认为巫师有法力，可以随心所欲把别人变成蚂蚁或者乌龟；有个雅虎人发觉我不信，便带我去看一个蚁冢，仿佛这就是证据。雅虎人记性极差，或者几乎没有；他们谈到豹群袭击，使他们死伤惨重，但说不清是他们自己亲眼目睹的，是他们祖先看到的，还是梦中所见。巫师们有记忆力，不过所记有限；他们下午时能记起上午的事，最多能记起昨天下午的事。他们还有预见的本领；能蛮有把握地宣布十分或十五分钟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会宣布：‘有个苍蝇要叮我的后颈了。’或者：‘我们马上就会听到鸟叫。’这种奇特的天赋我目睹了不下几百次，颇费我思量。我们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储存在永恒的上帝的预见的记忆里；奇怪的是人能够无限期地记起过去的事情，却不能预见将来。既然我能清晰地记起四岁时看到的从挪威来的那艘大帆船的模样，那么有人能预见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又有什么奇怪呢？从哲学观点来说，记忆和预知未来一样神奇。希伯来人通过红海①是离我们很远的事，但我们记忆犹新，明天离我们要近得多，为什么不能预知呢？部落成员不准抬眼观望星辰，这是巫师特有的权利。每个巫师都带一名徒弟，从小教导秘密本领，巫师死后就由徒弟接替。巫师数目始终保持为四个，这个数字带有魔力性质，因为它是人们思想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信奉地狱和天堂之说。两者都在地底。地狱明亮干燥，居住的是老弱病残、猿人、阿拉伯人和豹；天堂泥泞阴暗，居住的是国王、王后、巫师，以及生前幸福、残忍、嗜杀的人。他们崇拜一个名叫粪土的神，也许按照国王的形象塑造了神的模样：断手缺脚、佝偻瞎眼、但权力无边。有时神也有蚂蚁或者蛇的模样。

　　①希伯来人不堪法老虐待，在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后有追兵前有红海，危急之际摩西奉上帝指示举杖伸向大海，海水一分为二，他们得以通过。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十四章。

　　“根据以上所述，我在当时传教期间未能使一个雅虎人皈依基督，也不足为奇了。‘圣父’这个词叫他们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没有为父的概念。他们不明白九个月以前干的一件事能和小孩的出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们不能接受如此遥远而难以置信的原因。此外，所有的女人都有交媾的经历，但不都生孩子。

　　“他们的语言相当复杂，同我知道的任何语言都没有相似之处。我们无法用词类来分析，因为根本没有词句。每个单音节的字代表一个一般的概念，具体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或面部表情才能确定。举例说，‘纳尔兹’一字表示弥散或者斑点；可以指星空、豹子、鸟群、天花、溅洒、泼撒的动作，或者打败之后的溃逃。相反的是，‘赫尔勒’一字表示紧密或浓厚；可以指部落、树干、一块石头、一堆石头、堆石头的动作、四个巫师的会议、男女交媾或树林。用另一种方式发音，或者配上另一种面部表情，每一个字可以有相反的意思。这一点并不使我们特别惊奇；我们的文字中，动词‘to cleave’①就有‘劈开’和‘贴住’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当然，雅虎人的语言里没有完整的句子，甚至没有干句。

　　①英文。leave一词既作“劈开”又作“贴住“解。《圣经·旧约·约伯记》二十九章十节“舌头贴住上腭”和《创世记》二十二章三节“亚伯拉罕劈好了燔祭的柴”中“贴住”和“劈开”原文都是cleave，但意思截然相反。作“劈开”解的cleave在中世纪英语中是cleven，在古代英语中是cleofan；作“贴住”解的cleave则分别为clevien和cleofian。翻译钦定本《圣经》的学者们一时疏忽，看漏了区别两词的i字母，一概译为cleave，造成混乱，延续至今。

　　“相似的文字要求抽象思维，这一点使我认为雅虎民族虽然野蛮，但并非不开化，而是退化。我在高原山顶上发现的铭文证实了这一猜度，铭文中的字母和我们祖先的卢纳字母①相似，如今这个部落已不能辨认了。他们好像忘掉了书面文字，只记得口头语言。

　　①卢纳字母，古代日耳曼民族，尤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使用的字母。为便于在木版上刻出，字母没有横向笔画。

　　“雅虎人的娱乐是斗经过训练的猫和处决犯人。凡是对王后施行非礼或者当着别人的面吃东西的人都有罪；不需证人陈述或者本人供认，由国王作出有罪判决。被判刑的人先要受种种折磨，我不想在这里描述惨状，然后由众人扔石块把他砸死。王后有权扔出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扔最后一块时犯人早已气绝。公众称颂王后的熟练和她生殖器官的美丽，狂热地向她欢呼，朝她抛玫瑰花和恶臭的东西。王后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部落的另一个风俗是对待诗人的做法。成员之中有人偶尔会缀成六七个莫名其妙的字。他喜不自胜，大叫大嚷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巫师和平民百姓匍匐在地，形成一个圆圈，他站在中央。如果那首诗引不起激动，那就无事；如果诗人的字使人们惊恐，大家怀着神圣的畏惧，默默远离。他们认为鬼魂已附在诗人身上；任何人，甚至他母亲，都不同他说话，不敢看他。他已不是人，而是神，谁都可以杀掉他。那个诗人如有可能就逃到北方的流沙地去藏身。

　　“我已经说过当初是怎么来到雅虎人的国度的。读者或许记得，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我朝天开了一枪，他们认为枪声是神雷。我将错就错，以后尽可能身边不带武器。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亮时，猿人突然向我们进攻；我拿了枪从山顶跑下去，杀了两个猿人。其余的仓皇脱逃。子弹速度极快，是看不见的。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人们向我欢呼。我想王后就在那时接见了我。雅虎人的记忆力太差；当天下午我出走了。在丛林中的经历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终于找到一个黑人居住的村落，他们会耕种、祷告，还能用葡萄牙语和我交谈。一位讲罗马语系语言的传教士，费尔南德斯神甫，让我住在他的茅屋里，照料我，直到我恢复体力，重新踏上艰辛的路程。起初我见他毫不掩饰地张开嘴巴，把食物放进去，觉得有点恶心。我用手蒙住眼睛，或者望着别处；几天后，我才习惯。我记得我们在神学方面作了一些愉快的探讨。我没能使他回到真正的基督教义上来。

　　“目前我在格拉斯哥①写这份报告。我只叙述了我在雅虎人中间生活的情况，并未谈到他们可怕的处境，他们的悲惨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索绕，做梦也见到。我走在街上时觉得他们仍在周围。我明白，雅虎人是个野蛮的民族，说他们是世上最野蛮的也不过分，然而无视某些足以拯救他们的特点是不公正的。他们有制度，有国王，使用一种以共同概念为基础的语言，像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诗歌的神圣根源，认为灵魂在躯体死亡后依然存在。他们确信因果报应。总之，他们代表一种文化，正像我们一样，尽管我们罪孽深重，我们也代表一种文化。我和他们一起战斗，反抗猿人，并不感到后悔。我们有责任挽救他们。我希望这份报告冒昧提出的建议能得到帝国政府的考虑。”

　　①格拉斯哥，苏格兰港口城市，工商业发达。

　　　　　　　　　　　　　　　　　　　　　　　 以上译自《布罗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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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

　　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当时我没有立即写出来，因为我第一个想法是要把它忘却，免得说蠢话。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写出来，别人会把它看做故事，时间一久，我自己或许也会当成是故事。

　　事情进行时，我觉得不合情理，在此后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对头。但这并不是说别人听了也会震惊。

　　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右面五百公尺左右有一座不知什么名称的高层建筑。灰色的河水夹带着长长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时间的流逝。两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认为学生们对我下午的讲课很感兴趣。附近一个人都没有。

　　我突然觉得当时的情景以前早已有过（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印象是疲劳状态）。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许多揪心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他吹的，或者试图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欢充内行），是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①的《废墟》的当地配乐。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和剧作家。

　　我凑近对他说：

　　“先生，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他回答道。

　　静默了好久。我又问他：

　　“住在马拉纽街十七号，俄国教堂对面？”

　　他回说不错。

　　“那么说，”我蛮有把握地说，“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1969年，在剑桥市。”

　　“不对，”他用我的声音回答，声音显得有些遥远。

　　过了片刻，他坚持说：

　　“我现在在日内瓦，坐在罗丹诺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

　　我回说：

　　“我可以向你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可以告诉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鞍架上还挂着一个银脸盆。你房间里的柜子摆了两排书。兰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钢版插图，章与章之间有小号字的注释，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伦的《日耳曼地方志》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尔出版社出的《堂吉诃德》，里韦拉·英达尔特的《血栏板》，扉页上有作者题词，卡莱尔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尔传，还有一册藏在别的书后面的平装本的有关巴尔干民族性风俗的书。我还记得杜博格广场房屋一层楼的傍晚的情景。”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尔，”他纠正说。

　　“好吧，杜福尔。这些证明还不够吗？”

　　“不够，”他回道，“这些证明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在做梦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你长长的清单根本没有用。”

　　他反驳得有道理。我说：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的邂逅都是梦境，我们两人中间的每一个都得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与此同时，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

　　“假如我们继续做梦呢？”他急切地问道。

　　为了让他和让我自己安心，我装出绝不存在的镇静。我对他说：

　　“我的梦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罢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来？”

　　他不做声，但是点头同意了。我有点颠三倒四地接着说：

　　“母亲身体硬朗，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查尔加斯一马伊普街的老家，不过父亲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于心脏病。先前中风后半身不遂；左手搁在右手上面，像是孩子的软弱无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他最后活得不耐烦了，但是从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里。临终前几天，她把我们都叫到床前，对我们说：‘我是个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经入土了。这种事太平常了，你们谁都不必大惊小怪。’诺拉，你的妹妹，结了婚，有两个孩子。顺便问一句，家里人怎么样？”

　　“挺好。父亲还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还说耶稣和高乔人一样，不愿意受牵连，因此总是用寓言传教。”

　　他迟疑了片刻，问我说：

　　“您呢？”

　　“我不知道你写了多少本书，只知道数目太多。你写的诗只讨你自己喜欢，写的短篇小说又太离奇。你还像父亲和我们家族许多别的成员那样讲课。”

　　使我高兴的是他只字不问我出版的书的成败。我换了口气，接着说：

　　“至于历史……又有一次大战，交战各方几乎还是那几个国家。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美国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发起一场战役，是滑铁卢战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出了一个罗萨斯，和我们那位亲戚很相像。1955年，科尔多瓦省挽救了我们，正如恩特雷里奥斯以前挽救过我们一样。现在情况不妙。俄国正在霸占全球；美国迷信民主，下不了当帝国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士气。既士里土气，又自以为了不起，仿佛不睁开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学校里不开拉丁文课程，改教瓜拉尼土语，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发现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对于不可能而又千真万确的事情的恐惧把他吓住了。我没有子女，对这可怜的小伙子感到一种眷恋之情，觉得他比我亲生的儿子还亲切。我见他手里捏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无卖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书怎么样？”

　　我话一出口马上觉得问得有些唐突。

　　“这位俄罗斯大师，”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说，“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宫。”

　　这一修辞学的企图使我觉得他情绪已经平静。

　　我问他还浏览过那位大师的什么作品。

　　他说了两三个书名，包括《双重人格》。

　　我问他阅读时是否像看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样能清晰地区别书中人物，还问他有没有通读全集的打算。

　　“说实话，没有，”他略感诧异地回答。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色的颂歌》。他还想到《红色的旋律》。

　　“为什么不可以？”我对他说。“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鲁文·达里奥的蓝色诗集和魏尔兰的灰色《感伤集》。”

　　他不予理睬，自顾自解释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当代的诗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我陷入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殡仪馆老板，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水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子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你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我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缘以及我们的想像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他似乎没有听我说。突然问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称也是博尔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我毫无把握地回答：

　　“我也许会说事情太奇怪了，我试图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个问题：

　　“您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明白，在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眼里，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死人相差无几。我回说：

　　“看来容易忘事，不过该记住的还能记住。我在学盎格罗一撒克逊文，成绩不是全班级最后一名。”

　　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不像是梦境。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我马上可以向你证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梦，”我对他说。“仔细听这句诗，你从未见过，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条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诗：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觉察到他惊讶得几乎在颤抖。我低声重复了一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亮的字。

　　“确实如此，”他嗫嚅说。“我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诗句。”

　　诗的作者雨果把我们联结起来。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此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突然又记起柯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

　　我想出一个类似的办法。

　　“喂，你身边有没有钱？”我问他。

　　“有，”他回答说。“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请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鳄鱼咖啡馆聚聚。”

　　“你对西蒙说，让他在卡卢其行医，救死扶伤……现在把你的钱币给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银币和几个小钱币。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给了我一枚银币。

　　我递给他一张美国纸币，那些纸币大小一律，面值却有很大差别。他仔细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钞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这简直是个奇迹，”他终于说。“奇迹使人恐惧。亲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人也会吓呆的。”

　　我们一点没有变，我想道。总是引用书上的典故。

　　他撕碎钞票，收起了那枚银币。

　　我决定把银币扔到河里。银币扔进银白色的河里，画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不见，本可以给我的故事增添一个鲜明的形象，但是命运不希望如此。

　　我回说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出现两次就不吓人了。我提出第二天再见面，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碰头。

　　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有看表，却说他已经耽误了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真话，每人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找我。

　　“找你？”他问道。

　　“不错。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也会几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见黄颜色和明暗。你不必担心。逐渐失明并不是悲惨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第二天，我没有去。另一个人也不会去。

　　我对这次邂逅相遇思考了许多，谁也没有告诉。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

　　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得不真切。现在我明白他梦见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现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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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卡

　　　　　　　　　　　　　　他把出鞘的格拉姆

　　　　　　　　　　　　　剑放在床上两人中问。

　　　　　　　　　　　　　 《沃尔松萨伽》，27

　　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两者相去无几。事情是前不久发生的，但是我知道舞文弄墨的人喜欢添枝加叶、烘托渲染。我想谈的是我在约克市和乌尔里卡（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也许再也不会知道了）邂逅相遇的经过。时间只包括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

　　我原可以无伤大雅地说，我是在约克市的五修女院初次见到她的（那里的彩色玻璃拼镶的长窗气象万千，连克伦威尔时代反对圣像崇拜的人都妥为保护），但事实是我们是在城外的北方旅店的小厅里相识的。当时人不多，她背朝着我。有人端一杯酒给她，她谢绝了。

　　“我拥护女权运动，”她说。“我不想模仿男人。男人的烟酒叫我讨厌。”

　　她想用这句话表现自己的机敏，我猜决不是第一次这么说。后来我明白她并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我们并不是永远言如其人的。

　　她说她去参观博物馆时已过了开馆时间，但馆里的人听说她是挪威人，还是放她进去了。

　　在座有一个人说：

　　“约克市并不是第一次有挪威人。”

　　“一点不错，”她说。“英格兰本来是我们的，后来丧失了，如果说人们能有什么而又能丧失的话。”

　　那时候，我才注意打量她。威廉·布莱克①有一句诗谈到婉顺如银、火炽如金的少女，但是乌尔里卡身上却有婉顺的金。她身材高挑轻盈，冰肌玉骨，眼睛浅灰色。除了容貌之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那种恬静而神秘的气质。她动辄嫣然一笑，但笑容却使她更显得冷漠。她一身着黑，这在北部地区比较罕见，因为那里的人总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给灰暗的环境增添一些欢快。她说的英语清晰准确，稍稍加重了卷舌音。我不善于观察；这些细节是逐渐发现的。

　　①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诗作有《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布莱克擅长铜版画，常根据自己所写的诗歌内容制成版画，并曾为但丁等人的作品绘制插图。

　　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告诉她，我是波哥大安第斯大学的教授。还说我是哥伦比亚人。

　　她沉思地问我：

　　“作为哥伦比亚人是什么含义？”

　　“我不知道，”我说。“那是证明文件的问题。”

　　“正如我是挪威人一样，”她同意说。

　　那晚还说什么，我记不清了。第二天，我很早就下楼去餐厅。夜里下过雪，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荒山野岭全给盖没。餐厅里没有别人。乌尔里卡招呼我和她同桌坐。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

　　我记起叔本华一句开玩笑的话，搭腔说：

　　“我也是这样。我们不妨一起出去走走。”

　　我们踩着新雪，离开了旅店。外面阒无一人。我提出到河下游的雷神门去，有几英里路。我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乌尔里卡；除了她，我不希望同任何人在一起。

　　我突然听到远处有狼嗥叫。我生平没有听过狼嚎，但是我知道那是狼。乌尔里卡却若无其事。

　　过一会儿，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我昨天在约克礼拜堂看到的几把破剑，比奥斯陆博物馆里的大船更使我激动。”

　　我们的路线是错开的。乌尔里卡当天下午去伦敦；我去爱丁堡。

　　“德·昆西①在伦敦的茫茫人海寻找他的安娜，”乌尔里卡对我说。“我将在牛津街重循他的脚步。”

　　①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作品有《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英国邮车》等，以文字华丽著称。

　　“德·昆西停止了寻找，”我回说。“我却无休无止，寻找到如今。”

　　“也许你已经找到她了，”她低声说。

　　我福至心灵，知道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对我来说并不受到禁止，我便吻了她的嘴和眼睛。她温柔而坚定地推开我，然后痛快地说：

　　“到了雷神门的客栈我就随你摆布。现在我请求你别碰我。还是这样好。”

　　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身男人，应许的情爱是已经不存奢望的礼物。这一奇迹当然有权利提出条件。我想起自己在波帕扬的青年时期和得克萨斯一个姑娘，她像乌尔里卡一样白皙苗条，不过拒绝了我的爱情。

　　我没有自讨没趣问她是不是爱我。我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次艳遇对我也许是最后一次，对那个光彩照人的、易卜生①的坚定信徒却是许多次中间的一次罢了。

　　①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写了《培尔·金特》、《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二十六部剧本。《玩偶之家》提出了妇女地位的社会问题。

　　我们手挽手继续走去。

　　“这一切像是梦，”我说。“而我从不梦想。”

　　“就像神话里的那个国王，”乌尔里卡说。“他在巫师使他睡在猪圈里之前也不做梦。”

　　过一会儿，她又说：

　　“仔细听。一只鸟快叫了。”

　　不久我们果然听到了鸟叫。

　　“这一带的人，”我说，“认为快死的人能未卜先知。”

　　“那我就是快死的人，”她回说。

　　我吃惊地瞅着她。

　　“我们穿树林抄近路吧，”我催促她。“可以快一点到雷神门。”

　　“树林里太危险，”她说。

　　我们还是在荒原上行走。

　　“我希望这一时刻能永远持续下去，”我喃喃地说。

　　“‘永远’这个词是不准男人们说的，”乌尔里卡十分肯定地说。为了冲淡强调的语气，她请我把名字再说一遍，因为第一次没有听清楚。

　　“哈维尔·奥塔罗拉，”我告诉她。她试着说一遍，可是不成。我念乌尔里卡这个名字也念不好。

　　“我还是管你叫西古尔德吧，”她微微一笑说。

　　“行，我就是西古尔德，”我答道。“那你是布伦希尔特。”①

　　①西古尔德和布伦希尔特，都是北欧传说《沃尔松萨伽》中的人物。萨伽是13世纪前后冰岛和挪威人用文字记载的古代居民的口头创作，《沃尔松萨伽》与德国中世纪的英雄叙事诗《尼贝龙根人之歌》颇有相似之处。

　　她放慢了脚步。

　　“你知道那个萨伽的故事吗？”我问道。

　　“当然啦，”她说。“一个悲惨的故事，后来被德国人用他们的尼贝龙根人的传说搞糟了。”

　　我不想争辩，回说：

　　“布伦希尔特，你走路的样子像是在床上放一把剑挡开西古尔德。”

　　我们突然发现客栈已在面前。它同另一家旅店一样也叫北方旅店，并不使我感到意外。

　　乌尔里卡在楼梯高处朝我嚷道：

　　“你不是听到了狼嚎吗？英国早已没有狼了。快点上来。”

　　我到了楼上，发现墙上按威廉·莫理斯①风格糊了深红色的壁纸，有水果和禽鸟交织的图案。乌尔里卡先进了房间。房间幽暗低矮，屋顶是人字形的，向两边倾斜。期待中的床铺反映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抛光的桃花心本使我想起《圣经》里的镜子。乌尔里卡已经脱掉衣服。她呼唤我的真名字，哈维尔。我觉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家具和镜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①莫理斯（1834—1896），英国诗人，散文作家，有描写古希腊和北欧英雄人物的诗作，如《沃尔松格人西古尔德》。莫理斯在家具、挂毯、壁纸、瓷器等设计上，特别是在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上，有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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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

　　　　　　　　　　　　 他们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

　　　　　　　　　　 墙上有这么几行文字：“我不属于任何人，

　　　　　　　　　　 我属于全世界。你们进来时经过这里，出去

　　　　　　　　　　 时还要经过这里。”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名叫亚历山大·费里。我有幸结识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说，我的姓名既带光荣的金属，又有伟大的马其顿人的遗风①。但是这个掷地有声的威武的名字同写这篇东西的灰溜溜的人并不相似。我现在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街的一家旅馆楼上，这里虽说是南城，但已没有南城的特色了。我已经七十多岁；还在教英语，学生为数不多。由于优柔寡断、漫不经心，或者别的原因，我没有结婚，如今还是单身。我并不为孤独感到苦恼；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发现自己垂垂老矣；确凿无疑的症状是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不觉惊异，也许是因为我注意到新鲜事物也不特别新鲜，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而已。年轻时，我感怀的是傍晚、郊区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我不再以哈姆雷特②自拟。我加入了保守党和一个象棋俱乐部，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国立图书馆某个幽暗的书架上找到我写的《约翰·威尔金斯③简析》，这部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订其中的许多疏漏错误。据说图书馆的新馆长是个文人，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仿佛现代文字还不够简单似的，他还致力于颂扬一个想像的江湖气十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来到这个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个江湖哥们或者据说是江湖哥们的人。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不妨把那件事写出来。

　　①费里在拉丁文中作“铁”解，亚历山大是古马其顿国王。

　　②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报杀父之仇，考虑到整个社会和时代，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但他单枪匹马同黑暗势力较量，寡不敌众，最后失败。

　　③这里似指约翰·威尔克斯（1727—1797），英国作家，生活不很检点，1762年创办《苏格兰人报》，抨击政府被封。威尔克斯还担任议员，两次因诽谤罪停职。威尔克斯在伦敦平民中间颇有威望，也为人民争取到一些权利。

　　上文说过，我是单身一人；前几天，一个听我谈起费尔明·埃古伦的邻居告诉我埃古伦已经在埃斯特角去世。

　　那个人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却使我郁郁不乐。我知道自己很孤独；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道代表大会事件的人，再没有谁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忆了。如今我是最后一个大会代表。当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但是我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这一点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将来的无数伙伴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在1904年2月7日以最神圣的名义发誓决不泄露代表大会的内情（世界上有没有神圣或非神圣之分？），不过同样确切的是，我现在成了发伪誓的人也是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这句话听来费解，不过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不管怎么说，我自找的任务不是容易的。我从没有尝试过记叙体裁，连书信式的叙事文章都没有写过，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我记录的故事难以置信。由那位不应被遗忘的诗人，《大理石雕》的作者，何塞·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来写这篇文章是最合适的了，但是为时已晚。我决不故意歪曲事实，但我预感到懒散和笨拙会使我不止一次地出些差错。

　　确切的日期无关宏旨。我们只要记住我是1899年从我家乡圣菲省来的。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已经习惯于这个城市，正如人们习惯于自己的身体或者一种老毛病那样。我不太在乎地预见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克制离题的脾气，赶紧讲事情的经过。

　　岁月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有本质的话；促使我一晚去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冲动，正是最初踏进《最后一点钟报》编辑部的冲动。对于一个外省的穷青年来说，记者的职业有点浪漫，正如首都的穷青年认为当一个高乔或者小庄园的雇工会很浪漫一样。当初我想当新闻记者并不感到惭愧，现在却觉得单调乏味。我记得我的同事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说过，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愿望是写传世之作。他已经雕琢（这是通用的动词）出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诗，后来略加修润，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出版了。

　　我记不清第一次是怎么听说代表大会的。也许是出纳付给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下午，我为了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纳了我，邀请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饭。他谢绝了，说是不能不参加代表大会。我立即领会到他谈的不是坐落在一条西班牙人集居的街道尽头的、有圆拱顶的漂亮的建筑，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们谈论代表大会时，有的带着明显的讽刺口吻，有的压低了声音，有的显得惊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无所知。过了几个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对我说已经办好了必要的手续。

　　那是晚上十来点钟。伊拉拉在电车里告诉我，预备会议一般在星期六举行，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也许被我的名字打动，批准了申请。我们走进加斯咖啡馆。大会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个，围坐在一张长桌前；我记不清有没有主席台，后来回忆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认出了我从未见过的主席。堂亚历山大是个上了年纪的、道貌岸然的人，前额宽阔，灰色眼睛，红胡子已夹有银白。他老是穿深色的长礼服，常常两手交叠搁在拐杖柄上。他身材高大壮实。左边是个年纪比他轻许多的男人，头发也是红色；红得像火，而格伦科埃先生的胡子却叫人联想起秋天的枫叶。右边是个长脸的小伙子，额头低得出奇，衣着像是花花公子。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几个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妇女在座，在许多男人中间分外突出。长桌另一头有个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水手服，过不多久就睡着了。还有一位新教牧师，两个显而易见的犹太人，一个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闲人那样，脖子围着丝巾，衣服紧裹着身体）。黑人和小孩面前是两杯牛奶可可。其余的人给我印象不深，只记得一位马塞洛·德尔马索先生，特别客气，谈吐文雅，可是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保存着一次会议的照片，拍摄得模糊不清，不准备公布，因为当时的服装、长头发和胡子给与会者一种戏谑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当时的场面显得虚假。任何团体都有创造自己的方言与规矩的倾向；代表大会（它一直给我某种梦幻似的感觉）似乎希望代表们不必急于了解大会的宗旨，甚至不必急于知道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职责是别提问题，我避免向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打听，因为问他也不会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出席，过了一两个月就懂得规矩了。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南方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名叫唐纳德·雷恩，后来他教我英语。

　　堂亚历山大沉默寡言；代表们发言时脸并不对着他，不过我觉得是说给他听的，希望得到他赞同。他只要缓缓做个手势，讨论的题目立刻就改变。我逐渐发现，他左边那个红头发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尔。我还记得他脆弱的模样，那是某些身材非常高的人的特点，仿佛他们的高度使他们头晕，便成了弯腰曲背。我记得他手里常常玩弄一个铜的罗盘，有时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个爱尔兰团队当步兵阵亡。老是坐在右边的是前额很低的小伙子，主席的外甥，费尔明·埃古伦。我不再相信现实主义手法，如果有的话只是虚假的体裁；我喜欢把我逐渐明白的东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搂出来。首先，我希望让读者了解我以前的情况：我是一个卡西尔达的穷孩子，小庄园雇工的儿子，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突然脐身（我是这样感觉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也许是世界的核心。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仍有当初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后肯定还会有。

　　事实俱在；我尽量说得简单一点。主席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是乌拉圭庄园主，他的农庄和巴西接壤。他父亲是阿伯了人，上世纪中叶到美洲定居。他带来一百来本书，我敢肯定，堂亚历山大一辈子就只看了这些书。（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杂七杂八的、目前都在我手头的书，是因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根源。）第一个格伦科埃死后有子女各一，儿子后来就是我们的主席。女儿和埃古伦家的人结了婚，就是费尔明的妈妈。堂亚历山大向往有朝一日当上议员，但是政治领袖们把他拒于乌拉圭代表大会门外。他好不气恼，决定创立另一个范围更广的代表大会。他想起在卡莱尔激情的篇章里读到过那个崇拜神圣的理念的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事迹，克卢茨代表三十六个国籍不同的人，以“人类发言人”的名义在巴黎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在他榜样的启发下，堂亚历山大筹划组织一个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中心设在加斯咖啡馆；开幕式用四年时间筹备，在堂亚历山大的庄园举行。堂亚历山大同许多乌拉圭人一样，不拥护阿蒂加斯，但爱布宜诺斯艾利斯，决定代表大会在他的祖国召开。奇怪的是，原定计划精确无比地执行了。

　　起初我们都领取固定的津贴，但是大家热情很高，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虽然和我一样穷，放弃了津贴，大家也这么做了。这一措施很有好处，有助于分清良萎；代表人数减少，剩下我们这些忠贞不渝的人。唯一有报酬的职务是秘书，诺拉·厄夫约德没有其他收入，工作又极其繁重。组织包罗全球的机构不是轻易的事。大量信件电报往返联系。秘鲁、丹麦、印度斯坦都有来信支持。有个玻利维亚人来信说，他的国家没有出海口岸，这种可悲的处境应该列为大会首批讨论的议题。

　　特威尔聪颖睿智，指出大会牵涉到哲学范畴问题。筹备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大会像是确定柏拉图式原型的数目，而这是数百年来使思想家们困惑不解的谜。他建议不必舍近求远，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可以代表庄园主，还可以代表乌拉圭人，伟大的先驱者、红绸子的人，以及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的人。诺拉·厄夫约德是挪威人。她是不是代表女秘书、挪威女人，或者干脆代表所有美丽的女人？一位工程师是不是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师，包括新西兰的在内？

　　我记得那时费尔明插嘴了。

　　“费里可以代表外国佬，”他哈哈一笑说。

　　堂亚历山大严肃地瞪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说：

　　“费里先生代表移民们，他们的劳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费尔明·埃古伦总是和我过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几种高傲的身份：乌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着华贵的人、带有巴斯克血统的人，巴斯克人处于历史之外，除了挤牛奶，什么事都不干①。

　　①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地区，当地居民不喜与外界接触，保存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西班牙文中“巴斯克”和“母牛”谐音，因此作者联想到母牛和牛奶。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们的敌意。一次会议之后，埃古伦提议去胡宁街逛逛。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但为了免得他取笑，还是同意了。同去的还有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我们从咖啡馆出去时，迎面过来一个彪形大汉。埃古伦可能有点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挡住我们的去路说：

　　“谁想过去先得问问我手里这把匕首。”

　　我还记得幽暗的门厅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伦吓得后退几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愤恨压倒了惊吓。我伸手去摸腰带，仿佛掏武器的样子，声音坚定地说：

　　“这种事情我们到外面去干。”

　　陌生人口气一变：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男子汉。我只是想掂掂你们的分量，朋友。”

　　这时他笑得很亲切。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费啦，”我对他说，一起出了咖啡馆。

　　那个拔刀相见的汉子进了一家妓院。我后来听说他名叫塔比亚，或者帕雷德斯①，或者类似的名字，专爱寻衅闹事。伊拉拉一直不动声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赞许说；

　　①西班牙文塔比亚和帕雷德斯意为“围墙”和“墙壁”。

　　“三个人中间有个火枪手。好样的，达太安①！”

　　①达太安，法国小说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里的人物。

　　费尔明·埃古伦由于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于怀。

　　我觉得故事正文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前面的篇章只记录了偶然性或者命运所要求的条件，以便烘托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也许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始终是策划的中心，但是我们逐渐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的主席是特威尔。这个红胡子的怪人恭维格伦科埃，甚至恭维费尔明·埃古伦，但恭维的方式十分夸张，以至显得像是嘲笑，无损于他的尊严。格伦科埃为他的巨大家产自豪；特威尔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让他批准一项计划时只要暗示说计划费用很大，就能通过。我觉得代表大会最初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威尔建议不断扩充，堂亚历山大无不同意。他好像处在一个不断伸展的圆圈中心，周边无限扩大，越离越远。比如说，他宣称代表大会不能没有一批参考用书；在书店工作的尼伦斯坦便经常为我们采购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图和各种各样篇幅浩瀚的百科全书，从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维的《通鉴》①到那些愉快的迷宫（这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说法），包括法兰西百科全书派②、大不列颠百科派、比埃尔·拉鲁斯③、拉尔森④、蒙坦纳和西蒙编写的巨著。我记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摩一套绢面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些笔力道劲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纹更神秘。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遭遇，因此自然没有惋惜之情。

　　①《通鉴》，指《人类拯救通鉴》，亦称《穷人的圣经》，用连环画形式叙述圣经故事，每帧图画附有拉丁韵文解释，12世纪有手抄本流行，1467年刊印成书。

　　②法兰西百科全书派，指1751至1772年间法国的达朗贝和狄德罗在巴黎合编的三十三卷百科全书，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③拉鲁斯（1817—1875），法国字典编纂者，编了十五卷《19世纪大辞典》。

　　④拉尔森（1873—1946），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文学秘书，主编了七十余种北欧文学作品。

　　堂亚历山大对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亲热，也许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请我们去喀里多尼亚庄园去住几天，泥水匠们已经在那里开工。

　　经过溯流而上长时间的航行，又换乘木筏，我们在拂晓时到达河对岸。然后我们在寒酸的杂货铺里过夜，在黑山地区通过许多栅栏。我们兼程行进，这里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庄园要辽阔荒凉得多。

　　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对庄园的两种印象：一是我预先的想像，二是我终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仿佛做梦一样荒唐地想像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连特斯宫殿的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喀里多尼亚庄园只是一座长形土坯房于，人字形的茅草屋顶，砖砌的长廊。建筑十分坚固，经得住长期的风吹日晒。墙壁几乎有一巴拉①厚，门很宽大。谁都没有想到在周围种些树木。从早到晚没有一丝荫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马匹也缺少照料，乱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尝到新宰牛肉的滋味。庄园里的主食是城里运来的硬饼干；几天后，我听工头说他一辈子没有吃过新鲜面包。伊拉拉问厕所在什么地方；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指向广阔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见伊拉拉在解手，附近还有一只鸵鸟好奇地窥视。

　　①巴拉，长度单位，1巴拉合0.836公尺。

　　晚上气温也不见下降，热得难以忍受，大家都盼望凉快。房间很多，但是低矮，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陈设；我们住的是一个朝南房间，有两张小床，一个柜子，洗脸盆和盛水罐是银的。泥土地没有铺砖或木板。

　　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里发现了卡莱尔的书，便寻找那篇专谈人类发言人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个早晨和那个荒凉的地方。早餐和晚饭一样，吃完后，堂亚历山大带领我们去看看庄园的工作情况。我们在空旷的平原骑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骑马莽撞，出了一点小事故；工头毫无笑容地评论说：

　　“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下马的功夫倒不坏。”

　　我们打老远就望见那项工程。二十来个人已建起一个残缺的阶梯剧场似的东西。门廊和脚手架中间还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乔人攀谈，但是白费心思。他们似乎知道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自己交谈时，用一种带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语，言语不多。他们的脉管里显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们身材矮小精壮；在喀里多尼亚庄园，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围腰布，个别一两个人穿灯笼裤。他们和埃尔南德斯或者拉斐尔·奥布利加多①笔下的忧郁的人物很不一样，或者没有共同之处。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很容易动武。庄园里没有女人，我从没有听到吉他的乐声。

　　①奥布利加多（1851—1920），阿根廷诗人，以描写阿根廷潘帕草原风光和高乔人生活著称。

　　比这一带的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堂亚历山大的彻底改变。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和蔼谨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亚却成了一个严厉的族长，像是大家的长辈。星期日上午，他给雇工们朗读《圣经》，尽管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一天晚上，工头（一个接替他父亲的青年人）来报告我们说有个临时工和雇工在拼刀于。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他到了有不少人围观的圈子，掏出身边经常携带的匕首交给那个哆哆嗦嗦的工头，站到那两把寒光闪闪的刀于中间。然后我听到他命令说：

　　“把刀放下，孩子们。”

　　然后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又说：

　　“现在你们两个握握手，规规矩矩的。我这里不准胡闹。”

　　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工头。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我学会了不再计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突然通知我们：

　　“我们早些睡。明天一早趁凉快动身。”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兴，想起喀里多尼亚庄园居然有点亲切。

　　我们恢复了每星期六的会议。春天的一次会上，特威尔要求发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辞藻说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参考书，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我们如果忽视就太危险了。他的发言当场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身为拉丁文教授的克鲁斯博士承担了挑选必要书目的任务。特威尔已经和尼伦斯坦谈过这件事。

　　在那个时代，巴黎城是每个阿根廷人的乌托邦。我们中间最想去巴黎的或许是费尔明·埃古伦；其次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们的动机却不一样。对于《大理石雕》诗集的作者来说，巴黎就是魏尔兰和勒孔特·德·李勒①；对于埃古伦说来，巴黎是胡宁街高档的延伸。我觉得埃古伦同特威尔取得了默契。特威尔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大会代表应该用哪一种工作语言，并且建议派两名代表分赴伦敦和巴黎了解背景。为了装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经迟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伦。堂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①魏尔兰（1844—1896）和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前驱帕尔纳斯派诗人的代表人物。魏尔兰的作品有《感伤集》、《无题浪漫曲》、《智慧集》等；勒孔特·德·李勒有《古代诗篇》、《蛮族诗集》、《悲剧诗》等。

　　我想上文已经说过雷恩开始教我浩如烟海的英文，作为我教他意大利语的交换。他尽可能略去语法和为初学者准备的句形，直接进入形式要求简练的诗歌。我最初同那以后充实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触，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诗《墓志铭》①，然后是帕西②用以揭示庄重的18世纪的民谣。我去伦敦前不久读了斯温伯恩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它们使我像犯了过错似的对伊拉拉的英雄体诗③是否卓越产生了怀疑。

　　①斯蒂文森自撰的《墓志铭》是首诗，把死譬为水手远航归来，文笔清新。

　　②帕西（1729—1811），英国诗人，研究早期英语，编纂《英涛辑古》三卷，收集了英格兰、苏格兰民谣一百七十六首。

　　③英雄体诗，每行六音步十二音节抑扬格式的诗歌。

　　我是1902年1月初到伦敦的；我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的爱抚感，我以前没有见过雪，因此特别高兴。幸好我没有同埃古伦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馆后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馆附属的图书室，寻找适合世界代表大会使用的语言。我没有忽略世界性的语言；我涉猎了世界语①和伏拉普克②，《情感历法》杂志把前者称为“平等、简单、经济”语言，后者试图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动词一概变格，名词一概变位。我权衡了重新启用拉丁语的正反两种意见，人们对拉丁语的眷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约翰·威尔金斯的解析语言，这种语言从组成每个词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词的意义。正是在阅览室敞亮的圆拱顶下，我认识了贝亚特丽斯。

　　①世界语，波兰人柴门霍夫于1887年以Esteranto博士为笔名发表的国际辅助语言方案。

　　②伏拉普克，德国牧师施莱尔于1879年创制的国际语言，实质上是一种简化的英语，目前已无人使用。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会的简史，不是我亚历山大·费里的故事，不过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坝亚特丽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黄色的头发经常在我记忆中浮现，不像歪门邪道的特威尔的红头发那样永远不会叫我想起。贝亚特丽斯当时不满二十岁。她从北方的一个郡来伦敦的大学文科学习。她出身和我一样低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仿佛不很光彩；我发现伦敦却有不少人认为意大利血统有些浪漫的意味。没过几个下午，我们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亚特丽斯·弗罗斯特和诺拉·厄夫约德一样，是易卜生的忠实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缚在一起。她嘴里说出的一个词是我不敢启齿的。啊，夜晚，分享的温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样悄悄流淌的情爱；啊，两人合而为一的幸福时刻，纯洁真挚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后陷入睡梦的结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视着她的时刻。

　　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亚特丽斯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亚特丽斯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亚特丽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量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出了小普林尼①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处，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②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伦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热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具。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水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头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子闲得无法打发。

　　①小普林尼（62—114？），古罗马拉丁自然学家普林尼的侄儿，留下许多有文献价值的书信，并著有《特洛伊人赞歌》。

　　②巴尔梅斯（1810—1848），西班牙长老会教士、哲学家，著有《应用逻辑学手册》和《欧洲文化中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比较》。

　　我在伦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交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深的一个院子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伦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我没有见人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紧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高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

　　他谁都不瞧，命令说：

　　“把地客下面堆的东西都搬出来。一本书也不留。”

　　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完成。我们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来往搬运；唯一不动窝的是堂亚历山大。

　　他接着又下一道命令。

　　“现在把这些大包小包点火烧掉。”

　　特威尔脸色煞白。尼伦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说出一句话。

　　“我尽心竭力选购了这些宝贵的工具书，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它们呀。”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讽地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听他笑过。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眼，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常有一种爱慕，诺拉·厄夫约德对堂亚历山大也怀着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说：

　　“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文绉绉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话：

　　“每隔几个世纪就得焚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①。”

　　①亚历山大城，埃及地中海岸港口城市，由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城内曾有闻名东方的图书馆，公元前30年被恺撒大帝的士兵焚毁，公元390年又遭火灾，残存部分于641年被奥玛尔哈里发破坏。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之后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①、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

　　①《圣经·旧约·约伯记》：上帝为了考验约伯的纯正，允许撒但祸害约伯，搞得他家破人亡，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但约伯不变初衷。

　　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

　　“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

　　“我已经料到了，费里。代表大会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会就是我已经卖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

　　人群中响起一个惊愕的声音，是特威尔：

　　“您是说您已经卖掉了喀里多尼亚庄园”

　　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错，我卖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为我的破产而悲痛，因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代表大会不需要我们，不过在这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会。”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坚定和信仰感染了我们。谁都不认为他神经错乱。

　　我们在广场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我坐在车夫旁边的位置，堂亚历山大吩咐说：

　　“师傅，我们去城里逛逛。随你拉我们到什么地方。”

　　那个黑人坐在脚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文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①，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英语的词句并没有使我想起贝亚特丽斯的模样。特威尔在我背后喃喃说：

　　①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古时民谣。斯彭斯是苏格兰英雄，远征挪威，归国途中船只遇险，无一幸存。

　　“我原想干坏事，却干了好事。”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们从不评论这段往事；我们的语言都将是亵渎。1914年，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维的亚。伊拉拉已于去年逝世。

　　我有一次在利马街遇到尼伦斯坦，我们假装没看见。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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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与面具

　　克朗塔夫一战，挪威人威风扫地，高贵的国王召来诗人对他说：

　　“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沤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

　　“能，国王陛下，”诗人说。“我是歌手。我潜心研究韵律学有十二年之久。作为正宗诗歌基础的三百六十个寓言我都记诵。厄尔斯特和芒斯特的史实都积蓄在我的琴弦上，一触即发。我满腹珠巩，最古雅的字句、最深奥的隐喻都如数家珍。我掌握我们这门艺术的秘密，平庸之辈莫测高深。我可以赞扬爱情、偷盗牲畜、航海和战争。我了解爱尔兰所有王室的神话般的家谱。我深谙药草的功效、星象占卜、数学和教会法规。我在公开的比赛中打败了我的对手。我精通讽刺，而讽刺能诱发包括麻风在内的皮肤病。我会使剑，在陛下的战役中已经证明。我只有一件事不懂：那就是如何感激陛下的恩赐。”

　　国王很容易对别人的长篇大论感到厌烦，听他说完，舒了一口气：

　　“那类事情，我很清楚。听说夜莺已在英格兰歌唱。等雨和雪的季节过去，等夜驾从南方归来，你就在朝廷当着诗人社的成员朗诵你的颂歌。我给你整整一年时间。每字每行，你都得推敲斟酌。你知道寡人的脾气，报酬决不会亏待你夙夜劬劳。”

　　“陛下，最好的报酬莫过于一睹龙颜，”诗人说。他颇通谄媚之道。

　　他行礼告辞，心里已经琢磨出一些诗句。

　　这一年瘟疫流行，叛乱频仍，期限到时诗人交上颂歌。他根本不看手稿，不慌不忙地背诵起来。国王不住点头赞许。满朝文武，甚至挤在门口的人都看样学样，尽管一个字都没有听清。

　　国王最后发话了。

　　“我认可你的作品。那是又一次胜利。你给每一个词以它真正的含义，你用的形容词无一无出处，都有最早的诗人的先例。整篇颂歌中的形象在古典作品中都有根有据。战争是人们壮丽的交织，剑头淌下的水是鲜血。海洋有它的掌管神，云彩预示未来。你熟练地运用了脚韵、叠韵、近似韵、音量、修辞的技巧、格律的呼应。爱尔兰文学即使泯灭——但愿没有不祥的征兆！——凭你的古典似的颂歌就能重建。我命令三十名誉写员照抄十二遍。

　　他静默了片刻，接着又说：

　　“好虽然好，但是毫无反应。脉管里的血流并没有加速。手没有抓起弓箭。谁的脸色都没有变。谁都没有发出战斗的呐喊，谁都没有挺起胸膛面对北欧海盗。我们再给你一年时间，赞赏你另一篇颂歌，诗人。现在赐给你一面银镜，作为嘉奖。”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星移斗转，又是一年。夜莺再次在撒克逊的森林里歌唱，诗人带着手槁来了，这次的诗没有上次长。他并没有背诵；而是期期艾艾地照念，略去了某些段落，仿佛他自己根本看不懂，或者不愿糟蹋它们。诗篇很怪。不是战争的描写，而是战争本身。在战斗的混乱中，扰扰攘攘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爱尔兰的异教神灵和几百年后在近代初期纷争的神灵。诗的形式也相当怪。单数名词后面跟的是复数动词。介词的用法也不符合通用的规则。败笔和精彩之处混杂。隐喻牵强附会，或者看来如此。

　　国王同身旁的文人交谈了几句，开口说：

　　“你的第一篇颂歌可以说是集爱尔兰古今诗歌之大成。这一篇胜过上篇，同时把上篇彻底推翻。它给人悬念、惊讶、使人目瞪口呆。愚昧无知的人看不出它的妙处，只配有学问的人欣赏。这部手稿将用象牙盒子保存。我们指望你的生花妙笔再写出一篇更高明的作品。”

　　国王微笑着补充说：

　　“我们都是寓言里的人物，要记住寓言崇尚三之数。”

　　诗人壮胆说：

　　“巫师的三种本领，三人为众，还有那不容置疑的三位一体。”

　　国王又说：

　　一作为我们赞许的表示，赐给你这个黄金面具。”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又满了一年。王宫的守卫注意到诗人这次空手来到，没有手稿。国王见到了他不禁有点吃惊；他几乎成了另一个人。某些东西（并不是时间）在他脸上刻画了皱纹，改变了模样。他的眼睛仿佛望着老远的地方，或者瞎了。诗人请求同国工单独说几句话。奴隶们退了出去。

　　“你写了颂歌没有？”国王问道。

　　“写了，”诗人悲哀地说。“但愿我主基督禁止我这么做。”

　　“你能念念吗？”

　　“我不敢。”

　　“我给你所欠缺的勇气，”国王宣称。

　　诗人念出那篇诗。只有一行。

　　诗人和国王都没有大声念出那行诗的勇气，只在嘴里品味，仿佛它是秘密的祈祷或者诅咒。国王诧异和震惊的程度不下于诗人。两人对瞅着，面色惨白。

　　“我年轻的时候，”国王说，“曾向西方航行。在一个岛上，我看到银的猪大咬死金的野猪。在另一个岛上，我们闻到魔苹果的香味肚子就饱了。在一个岛上，我见到火焰的城墙。在一个最远的岛上，有一个通天河，河里有鱼，河上有船。这些都是神奇的事物，但不能同你的诗相比，因为你的诗仿佛把它们全包括在内了。什么巫术使你写出来的？”

　　“天快亮时，”诗人说，“我一觉醒来，念念有词，开始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几个字就是一篇诗。我觉得自己犯了天主不会饶恕的罪孽。”

　　“正是我们两人现在共犯的罪孽，”国王悄声说。“了解到美的罪孽，因为这是禁止人们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我赐给你一面镜子和一个金面具；这里是第三件，也就是最后的一件礼物。”

　　国王拿一把匕首放在诗人右手。

　　据我们所知，诗人一出王宫就自杀了；国王成了乞丐，在他的王国爱尔兰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念过那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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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个希腊

　　　　　　　　　　　　　词，意即没有的地方。

　　　　　　　　　　　　　　　　 克维多

　　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我并不特别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何马，在得克萨斯，还是在文人们称之为潘帕草原的地区。左右两面都不见一点灯光。像往常一样，我悠闲自得地背诵着埃米利奥·奥里韦①的诗句：

　　①奥里韦（1893—1975），乌拉圭医师、诗人、作家，作品有（从无航迹的海洋》、《象限仪之歌》等。

　　　　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

　　　　接近了巴西边境。

诗句中平原的形象有增无已，越来越大。

　　脚下的路坎坷不平。开始下雨了。我看见两三百公尺外一座房屋的灯光。房屋是长方形的，很矮，四周栽有树木。应声为我开门的是个男人。身材高得几乎使我害怕。他穿着灰色的衣服。我觉得他是在等人。门没有安锁。

　　我们走进一个木板墙的长房间。天花板下挂着一盏发出黄光的灯。不知什么原因，屋里的那张桌子使我感到奇怪。桌上有一台计时的滴漏，除了在铜版画上见过之外，我是第一次看到实物。那个男人指点一把椅子让我坐。

　　我尝试了几种语言，但对方听不懂。他开口时说的是拉丁语。我拼凑早在大学时代学过的拉丁文，同他交谈。

　　“从你的服装看来，”他对我说，“你是另一个世纪来的。语言的多样化带来了民族以至战争的多样化；世界已回到拉丁语的时代。有人担心它会退化到法语、奥克语或者帕皮亚门托语①，不过这种危险不会马上发生。此外，我对过去和将来的事都不感兴趣。”

　　①奥克语，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方言；帕皮亚门托语，西印度洋群岛中库拉索岛使用的方言。

　　我没有答腔，他接着说：

　　“如果你不讨厌看别人吃东西，你陪陪我好吗？”

　　我明白他注意到我的不安，便说好的。

　　我们穿过一道有边门的走廊，到了一个小厨房，里面的器皿全是金属制的。我们端了一大盘晚餐回去：一碗碗的玉米花，一串葡萄，一只不知名的、味道像无花果的水果，一大罐清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面包。主人的脸轮廓分明，眼神有些怪。那张严肃苍白的脸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但再也忘不了。他说话时毫无表情。

　　我难以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终于对他说：

　　“我突然出现不使你感到惊奇？”

　　“不，”他回说。“这类访问每个世纪都有。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迟明天就到家了。”

　　他蛮有把握的口气使我安心。我觉得应该向他作个自我介绍；

　　“我是欧多罗·阿塞韦多。我1897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经七十岁了。我是英美文学教授，还写幻想故事。”

　　“我看过你写的两篇幻想故事，”他说，“印象不坏。一篇是《勒缪尔·格立佛船长航行记》，许多人认为实有其事，另一篇是《神学集成》。但是我们不谈事实。现在谁都不关心事实。它们只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学校里教我们怀疑和遗忘的艺术。尤其是遗忘个人和地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有连续性的时间内，但我们试图在永恒的状态下生活。过去给我们留下一些名字，但语言却有把它们遗忘的倾向。我们回避无用的精确记叙。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你说你名叫欧多罗；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

　　“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呢？”

　　“什么都不叫。”

　　我看到一面墙壁上有搁板。我随便翻开一本书；里面的字母是手写的，笔画清楚，但是无法理解。那些刚劲的线条使我想起北欧古老的卢纳字母，但卢纳字母只用于碑铭。我想未来的人非但身材比我们高大，并且比我们能干。我本能地瞅瞅那人细长的手指。

　　他说：“现在给你看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本莫尔的《乌托邦》①，那是1518年在瑞士巴塞尔印刷的，书中缺一些书页和插图。

　　①莫尔（1478—1535），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任众议院议长、大法官。他最著名的作品《乌托邦》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分上下两部，上部揭露了英国君主统治下当时社会的黑暗，下部描写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美好社会，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城乡对立。原著用拉丁语写成，1516年出版，1551年出现了拉尔夫·罗宾逊的英译本。

　　我不无卖弄地说：

　　“这是印刷的书。我家里有两千多本呢，尽管不如这本古老贵重。”

　　我高声读出书名。

　　对方笑了。

　　“谁都看不了两千本书。我活了四个世纪只看了五六本。再说，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温故知新。印刷这一行业已经取缔，它是最糟糕的弊端之一，容易把没有流传必要的书籍数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说，“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认为从每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间总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它们仿佛是不光彩的。地球上充斥集体的幽灵，加拿大、巴西、比属刚果和欧洲共同市场。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以前的历史几乎谁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会，迫在眉睫的两国断交由秘书的秘书起草的、一律谨慎而含混的总统文告。

　　“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忘掉，因为不出几小时就有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它们抹掉。在各行各业中间，政治家的工作无疑是最显眼的。大使或者部长仿佛是残疾人，到东到西都有招摇的长车队，由摩托车手和随行人员包围，有急切的摄影记者等候。我母亲常说，这些人像是断了腿的。印在纸上的图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实。唯有出版的东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这是我们独特的世界观的原则、手段和目的。在我经历的昨天，人们很天真；制造商说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复，他们便信以为真。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尽管谁都知道有了钱并不带来幸福和安宁。”

　　“钱？”他接口说。“贫穷是难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现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

　　“像犹太教博士一样，”我说。

　　他仿佛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

　　“城市也没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兰卡湾，从那里的废墟来看，湮没的东西不多。既没有财产，遗产也就不存在。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已经成熟时，便准备面对自己，面对孤独。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我问道。

　　“对，只生一个。鼓励人类繁殖是不恰当的。有人认为神才具有宇宙意识，但谁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听说目前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逐渐或同时自杀的利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

　　我同意了。

　　“满了百岁之后，人就能摆脱爱情和友谊。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对他已不是威胁。他从事一门技艺，研究哲学、数学，或者独自下棋。他愿意时可以自杀。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

　　“这是引语吗？”我问他。

　　“当然。我们只剩下引语。语言本身就是系统的引语。”

　　“我那个时代的壮举，宇宙航行又怎么样？”我说。

　　“我们几世纪前就已放弃了那种航行。宇宙航行固然奇妙，但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

　　他微微一笑补充说：

　　“此外，任何旅行都属于宇宙范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和从这里到对面的农场并没有不同。你进入这个房间时也是一种宇宙航行。”

　　“确实如此，”我回说。“人们还谈到化学物质和动物。”

　　那人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外面的平原一片白雪，在月光下静悄悄的。

　　我鼓起勇气又问：

　　“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

　　“没有。除了写挽歌以外，我们要忘记昨天。纪念活动，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没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得由自己创造。”

　　“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

　　他点头同意。我又问：

　　“政府呢？”

　　“根据传统，政府逐渐废弃不用。政府举行选举，宣布战争，征收税款，充公财产，下令逮捕，实行新闻检查，但是世界上谁都不听它的。新闻界不再发表政府要人的文章和相片。他们不得不寻找诚实的职业；有些成了优秀的丑角演员，有些成了好郎中。当然，现实比我说的要复杂。”

　　他声调一变说：

　　“我盖了这座房子，同别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制作了这些家具和器皿。我耕种田地，别人我没有见过，可能种得比我好。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跟他走进隔壁一个房间。他点燃一盏也是挂在天花板下的灯。角落里有一架只剩几根弦的竖琴。墙上挂着长方形的画布，色调以黄为主。

　　“这是我的作品，”他宣布说。

　　我察看那些画布，在最小的一幅前站停，画布上的图形大概是日落景色，意境无限深远。

　　“你喜欢的话可以拿去，作为一个未来的朋友的纪念，”他平静地说。

　　我向他道了谢，但是别的画布使我觉得别扭。我不能说它们是空白的，但和空白相差无几。

　　“你用老眼光是看不出上面的颜色的。”

　　他细长的手指拨弄竖琴琴弦，我几乎听不出什么声音。

　　那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高大的妇女和三四个男人进了屋。可以说他们是兄弟，或者年龄相仿，我的主人先对那妇女说话：

　　“我料到你今晚准来。你见过尼尔斯没有？”

　　“有时见见面。你还老画画。”

　　“但愿比你父亲画得好一些。”

　　手稿、图画、家具、器皿；家里什么都不留下。

　　那个女人和男人们一起搬运。我没有气力，帮不了他们的忙，觉得惭愧。谁都没有关门，我们搬了东西出去。我发现屋顶是双坡的。

　　走了十五分钟后，我们朝左拐弯。远处有一座塔形建筑，圆拱顶。

　　“那是火葬场，”不知谁说道。“里面有死亡室。据说发明者是个慈善家，名字大概是阿道夫·希特勒。”

　　守门人的身材并不叫我吃惊，他为我们打开铁栅栏。

　　我的主人嘟哝了几句话。他进去之前举手告别。

　　“雪还没有停，”那个妇女说。

　　我的坐落在墨西哥街的办公室里保存着那幅几千年后某个人画的画布，画布和颜料是当今世界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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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事情发生在蒙得维的亚，时间是1897年。

　　每星期六，几个朋友总是占着环球咖啡馆靠墙的那张桌子，正像那些正派的穷人一样，他们知道家里太寒碜，不能招待客人，但又想逃避自己的环境。他们都是蒙得维的亚人；一开始他们就觉得很难和阿雷东多搞熟，阿雷东多是从内地来的，不愿推心置腹，也不多问多说。他年纪二十出头；瘦削黝黑，身材要算矮的，动作有点笨拙。他的眼睛似乎睡迷迷的，但咄咄逼人，除此之外相貌十分平凡。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空余时间在学法律。当别人谴责战争，说战争替国家带来灾难，并且和大多数人一样说总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拖延战争时，阿雷东多一声不吭。当别人取笑他，说他吝啬时，他也不言语。

　　白山之役后不久，阿雷东多对伙伴们说他有事去梅塞德斯，要离开一个时期。这个消息没有使谁感到不安。有人提醒他，对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的高乔兵要多加小心啊雷东多笑笑回说他不怕白党。提醒他的人支持白党，不再说什么。

　　他同女朋友克拉拉告别时难分难舍。他说的还是那些话，不同的是，他说此去很忙，不会有空给她来信。克拉拉本来不喜欢写信，对这也没有意见。他们两人感情很好。

　　阿雷东多住在郊区。有个黑白混血女人伺候他，大战时期①，那女人的父母是阿雷东多家的奴隶，因此沿用了主人的姓。那女人十分可靠；阿雷东多吩咐她，不管有谁找他，就说他在乡下。他已经领了杂货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①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1839至1852年间的战争。

　　他搬到后面泥地院子的一个房间。这个措施毫无用处，不过帮助他开始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幽禁生活。

　　他恢复了午睡的习惯，躺在狭窄的铁床上有点悲哀地望着空空的搁板。他把书全卖了，连法学入门的书也没有保留。他只剩一部《圣经》，以前从未看过，这次也不会看完。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有时很感兴趣，有时又觉得腻烦，他强迫自己背出《出埃及记》的某些章节和《传道书》的结尾部分。他不想弄懂所看的东西。他是自由思想者，但每晚睡觉前必定要念祈祷文，来蒙得维的亚之前，他向母亲保证这样做，违反当儿子的诺言可能会给他带来厄运。

　　他知道他的目标是8月25日上午。他知道还要熬过的日子的确切数目。目标一旦实现，时间也就停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后发生的事就无关重要了。他像期待幸福或者解脱那样期待着那一天。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

　　最初，他想建立一种生活规律。他喝马黛茶，抽自己卷的烟，阅读浏览一定页数的书，当克莱门蒂娜给他端饭来时试图同她聊天，晚上熄灯之前复诵和润色某一篇演说。克莱门蒂娜上了年纪，同她攀谈不很容易，因为她的回忆停留在乡间和乡间的日常生活。

　　他有一个棋盘，自己胡下，从没有下完一盘。棋子缺一个车，他就用一颗子弹或者铜板代替。

　　为了打发时间，阿雷东多每天早晨用抹布和扫帚打扫房间，消灭蜘蛛。混血女人不喜欢看他干这种低三下四的琐事，这是她分内的活，再说阿雷东多也干不好。

　　他很想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但已经养成了天亮就起身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他十分想念朋友们，由于他以前落落寡合，朋友们却不记挂他，不免使他伤心。一天下午，有个朋友来找他，没进门厅就给回绝了。混血女人不认识那人；阿雷东多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以前他很喜欢读报，现在当天的大小事情一概不知，使他难受。他不是善于沉思冥想的人。

　　白天黑夜对他说来没有差别，星期天却不好打发。

　　7月中旬，他发现把时间划分成小块是个错误，不管怎么样，时间不分昼夜，总在流逝。于是他海阔天空，任凭自己的想像驰骋，他想如今在流血的乌拉圭广袤的上地，他放过风筝的圣伊雷内沟堑纵横的田野，一头现在多半已死掉的两色矮马，赶牲口的人驱赶牲口时升腾的尘土，每个月从弗赖本托斯运来杂货的疲惫不堪的驿车，三十三人登陆的阿格拉西亚达海滩，他想起飞瀑，山林，河流，想起他曾爬到灯塔所在的山顶，认为普拉塔河两岸再没有更美的风景了。有一次，他从海滩的小山翻越到后山，在那儿躺着睡熟了。

　　海风每晚带来凉爽，催人入睡。他从不失眠。

　　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女朋友，但告诫自己说男子汉不该想女人，尤其是没有女人的时候。乡村生活使他养成洁身自好的习惯。至于另一件事……他尽量少想他憎恨的那个人。屋顶平台上的雨声陪伴着他。

　　对于被囚禁的人或者盲人来说，时间仿佛是缓坡上徐徐流去的河水。阿雷东多不止一次地达到那种没有时间概念的境界。第一个院落有一个水池，池底有个蛤蟆；他从未想到与永恒相连的蛤螟的时间正是他寻觅的东西。

　　那日子临近时，烦躁的心情又一次冒头。一晚，他实在无法忍受，便上街走走。他觉得一切都变了样，比以前大。他拐过街角，看到灯光，走进那家杂货铺。既然进去了，便要了一杯白酒。有几个士兵胳臂肘支在木柜台上在聊天。其中一个说：

　　“你们都知道散布打仗消息是明令禁止的。昨天下午，我们遇到一件事，你们听了肯定会笑。我和几个伙伴走过《正义报》馆门口。我们在外面听到违反命令的声音。我们当即闯进去。编辑部办公室一片漆黑，我们朝说话的人开了一阵枪。他不再做声时，我们想把他拖出来示众，可是发现讲话的是一架叫做留声机的玩意儿。”

　　大家哈哈笑了。

　　阿雷东多在旁听着。那个士兵对他说：

　　“你觉得好笑吗，伙计？”

　　阿雷东多仍旧不做声。士兵把脸凑上来说：

　　“你马上喊胡安·伊迪亚尔特·博尔达①，国家总统万岁！”

　　①伊迪亚尔特·博尔达（1844—1897），乌拉圭1894年总统，1897年遭暗杀。

　　阿雷东多没有违抗。在嘲笑声中，他出了门。到街上时，他还听到侮辱的话。

　　“那个胆小鬼不敢发火，一点不傻。”

　　他表现得像是胆小鬼，但知道自己不是。他慢慢走回家。

　　8月25日，阿韦利诺·阿雷东多睡醒来时已过九点。他首先想到克拉拉，过后才想到那个日子。他舒了一口气说：等待的任务已经结束。这一天终于到了。他不慌不忙刮了脸，镜子里的模样还是原来的他。他挑了一条红颜色的领带，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很晚才吃饭。天空灰暗，像是要下雨；他一直想像应该是晴朗天气。他永远离开那间潮湿的屋子时有一丝悲哀。他在门廊里碰到那个混血女人，把身边剩下的几个比索全给了她。五金店招牌上的彩色菱形图案使他想起有两个多月没有注意到了。他朝萨兰迪街走去。那天是假日，行人很少。

　　他到马特里兹广场时三点的钟声还未敲响。感恩礼拜已经结束；一群绅士、军人和高级神职人员从教堂的台阶上缓缓下来，乍一看，那些礼帽（有的还拿在手里）、制服、金银丝绣、武器和法袍造成人数众多的幻觉；事实上一共不到三十。阿雷东多没有胆怯，却有一种尊敬的感觉。他打听哪一位是总统。回答说：

　　“就是那个戴法冠、握法杖的大主教身边的一位。”

　　他拔出手枪，扣下扳机。

　　伊迪亚尔特·博尔达朝前踉跄几步，俯面倒在地下，清晰地说：我完啦。

　　阿雷东多向当局自首。后来他声明：

　　“我是红党，我自豪地宣布自己身份。我杀了总统，因为他出卖并且玷污了我们的党。我同朋友和情人都断绝了往来，以免牵连他们；我不看报纸，以免人说我受谁唆使。这件正义之举由我一人承当。你们审判我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尽管还要复杂一些；在我想像中是这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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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

　　　　　　　　　　　　 ……你的沙制的绳索……

　　　　　　　　　　　　　　乔治·赫伯特①

　　①赫伯特（1593—1633），英国玄学派诗人，牧师。著有诗集《寺庙》和散文集《寺庙的牧师》，均系宗教作品。“沙制的绳索”是指靠不住的东西。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我单身住在贝尔格拉诺街一幢房子的四楼。几个月前的一天傍晚，我听到门上有剥啄声。我开了门，进来的是个陌生人。他身材很高，面目模糊不清。也许是我近视，看得不清楚。他的外表整洁，但透出一股寒酸。

　　他一身灰色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灰色的小箱子。乍一见面，我就觉得他是外国人。开头我认为他上了年纪；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只是他那斯堪的那维亚人似的稀疏的、几乎泛白的金黄色头发给了我错误的印象。我们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奥尔卡达①群岛人。

　　①奥尔卡达，苏格兰北面的群岛，其中最大的是梅因兰岛，首府为柯克沃尔。

　　我请他坐下。那人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散发着悲哀的气息，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卖《圣经》，”他对我说。

　　我不无卖弄地回说：

　　“这间屋子里有好几部英文的《圣经》①，包括最早的约翰·威克利夫②版。我还有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西班牙文版，路德的德文版，从文学角度来说，是最差的，还有武尔加塔的拉丁文版。你瞧，我这里不缺《圣经》。”

　　①《圣经》，包括们日约全书》三十九卷、《新的全书》二十七卷，前者本是犹太教的《圣经》，原文为希伯来文，后者的原文是希腊文和亚兰文。

　　②威克利夫（132—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他的弟子帕尔维等于1380年根据武尔加塔的《圣经》拉丁文版将其译成英文。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搭腔说：

　　“我不光卖《圣经》。我可以给你看看另一部圣书，你或许会感兴趣。我是在比卡内尔①一带弄到的。”

　　①比卡内尔，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地名。

　　他打开手提箱，把书放在桌上。那是一本八开大小、布面精装的书。显然已有多人翻阅过。我拿起来看看；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吃惊。书脊上面印的是“圣书”，下面是“孟买”。

　　“看来是19世纪的书，”我说。

　　“不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他回答说。

　　我信手翻开。里面的文字是我不认识的。书页磨损得很旧，印刷粗糙，像《圣经》一样，每页两栏。版面分段，排得很挤。每页上角有阿拉伯数字。页码的排列引起了我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去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八位数。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笔法笨拙，仿佛小孩画的。

　　那时候，陌生人对我说：

　　“仔细瞧瞧。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声调很平和，但话说得很绝。

　　我记住地方，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页的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我为了掩饰惶惑，问道：

　　“是不是《圣经》的某种印度斯坦文字的版本？”

　　“不是的，”他答道。

　　然后，他像是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

　　“我是在平原上一个村子里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的。书的主人不识字。我想他把圣书当做护身符。他属于最下层的种姓；谁踩着他的影子都认为是晦气。他告诉我，他那本书叫“沙之书”，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

　　他让我找找第一页。

　　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

　　“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

　　我照样失败；我目瞪口呆，说话的声音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

　　“这不可能。”

　　那个《圣经》推销员还是低声说：

　　“不可能，但事实如此。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荒诞的编码办法。也许是想说明一个无穷大的系列允许任何数项的出现。”

　　随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他的想法使我心烦。我问他：

　　“你准是教徒喽？”

　　“不错，我是长老会派。我问心无愧。我确信我用《圣经》同那个印度人交换他的邪恶的书时绝对没有蒙骗。”

　　我劝他说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地方，问他是不是路过这里。他说打算待几天就回国。那时我才知道他是苏格兰奥尔卡达群岛的人。我说出于对斯蒂文森和休漠的喜爱，我对苏格兰有特殊好感。

　　“还有罗比·彭斯，”他补充道。

　　我和他谈话时，继续翻弄那本无限的书。我假装兴趣不大，问他说：

　　“你打算把这本怪书卖给不列颠博物馆吗？”

　　“不。我卖给你，”他说着，开了一个高价。

　　我老实告诉他，我付不起这笔钱。想了几分钟之后，我有了办法。

　　“我提议交换，”我对他说。“你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这本书；我现在把我刚领到的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和你交换。这部《圣经》是我家祖传。”

　　“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他咕哝说。

　　我从卧室里取来钱和书。我像藏书家似的恋恋不舍地翻翻书页，欣赏封面。

　　“好吧，就这么定了，”他对我说。

　　使我惊奇的是他不讨价还价。后来我才明白，他进我家门的时候就决心把书卖掉。他接过钱，数也不数就收了起来。

　　我们谈印度、奥尔卡达群岛和统治过那里的挪威首领。那人离去时已是夜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本想把那本沙之书放在威克利夫版《圣经》留下的空档里，但最终还是把它藏在一套不全的《一千零一夜》后面。

　　我上了床，但是没有入睡。凌晨三四点，我开了灯，找出那本怪书翻看。其中一页印有一个面具。角上有个数字，现在记不清是多少，反正大到九次幂。

　　我从不向任何人出示这件宝贝。随着占有它的幸福感而来的是怕它被偷掉，然后又担心它并不真正无限。我本来生性孤僻，这两层忧虑更使我反常。我有少数几个朋友；现在不往来了。我成了那本书的俘虏，几乎不再上街。我用一面放大镜检查磨损的书脊和封面，排除了伪造的可能性。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插画没有一张重复。晚上，我多半失眠，偶尔入睡就梦见那本书。

　　夏季已近尾声，我领悟到那本书是个可怕的怪物。我把自己也设想成一个怪物：睁着铜铃大眼盯着它，伸出带爪的十指拨弄它，但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

　　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九十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搁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

　　我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

　　　　　　　　　　　　　　　　　　　　　　　　　 以上译自《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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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诗选

作者：博尔赫斯

　　雨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

　　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

　　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

　　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幕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

　　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

　　他没有死去.

　　陈东飙

　　陈子弘译

　　蒙得维的亚

　　我滑下你的暮色如厌倦滑下一道斜坡的虔诚。

　　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

　　你是我们曾经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座随着岁月悄悄溜走的城市。

　　你是我们的，节日的，像水中倒映的星星。

　　时间中虚假的门，你的街道朝向更轻柔的往昔。

　　黎明之光，它送出的早晨向我们走来，越过甘甜的褐色海水

　　在照亮我的百叶窗之前，你低低的日色已赐福于你的花园。

　　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

　　拥有庭院之光的街道。

　　陈东飙

　　陈子弘译

　　我的一生

　　这里又一次

　　饱含记忆的嘴唇

　　独特而又与你们的相似.

　　我就是这迟缓的强度

　　一个灵魂.

　　我总是靠近欢乐也珍惜痛苦的爱抚.

　　我已渡过了海洋.

　　我已经认识了许多土地;我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

　　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

　　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

　　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

　　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

　　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

　　爱的预感

　　无论是你面容的亲切

　　光彩如一个节日

　　无论是你身体的恩宠

　　仍然神秘而缄默

　　一派稚气

　　还是你生命的延续

　　留在词语或宁静里

　　都比不上如此神秘的一个赐予

　　像注视着你的睡梦

　　拢在

　　我怀抱的守夜之中.

　　奇迹一般

　　又一次童贞

　　凭着睡梦那赦免的功效

　　沉静而辉煌

　　如记忆所恢复的幸福

　　你将把你生命的那道岸滨交给我

　　你自己并不拥有.

　　投身入静寂

　　我将认清你的存在那最后的海滩

　　并且第一次把你看见

　　也许

　　就像上帝必将把你看见

　　被摧毁了的

　　时间的虚构

　　没有爱

　　没有我.

　　猫

　　镜子没有这么更加沉默，

　　透进的曙光也不这么更为隐秘；

　　你，在月光下，豹子的模样，

　　只能让我们从远处窥视。

　　由于无法解释的神圣意旨，

　　我们徒然地到处找你；

　　你就是孤独，你就是神秘，

　　比恒河或者日落还要遥远。

　　你的脊背容忍了我的手

　　慢条斯里的抚摸。你，

　　自从早已遗忘的永恒，

　　已经允许人们犹豫的手的抚爱。

　　你是在另一个时代。你是

　　像梦一样隔绝的一个区域的主宰。

　　月　亮

　　—— 给玛丽亚·儿玉

　　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

　　众多的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

　　望见的月亮。在漫长的岁月里

　　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

　　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

　　西川　译

　　失去的公园

　　迷宫不见了。一行行整齐的

　　尤加利桔也消失了，

　　剥去了夏天的华盖和镜子那

　　永恒的不睡，这镜子重复

　　每一张人类面孔、每一只蜉蝣的

　　每一个示意。停摆的钟，

　　纠缠成一团的忍冬，

　　竖立着愚蠢雕像的凉亭，

　　黄昏的背面，鸟的啁啾，

　　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

　　都是过去的细节。过去？

　　如果不存在开始和结束，

　　如果将来等待我们的只是

　　一个由无尽的白天和黑夜组成的数目，

　　我们也就已经是我们将成为的过去。

　　我们是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河流，

　　我们是乌斯马尔，是迦太基，是早就

　　荒废了的罗马人的断墙，是这些诗行

　　所要纪念的那个失去的公园。

　　黄灿然 译

　　分离

　　我的爱和我之间就要垒起

　　三百个夜晚如同三百垛墙，

　　而大海就象魔法阻隔于你我之间。

　　没有别的了只剩下回忆。

　　活该受折磨的黄昏啊

　　期望着见到你的夜晚。

　　你的道路穿过田野，

　　苍穹下我走来又离去。

　　你我的分离已经肯定如大理石

　　使无数其他的黄昏更加忧伤。

　　王央乐 译

　　星期六

　　外头是落日，时间中

　　镶嵌的宝石，

　　深沉的盲目的城市

　　没有人看见你。

　　黄昏沉默或歌唱。

　　有人吐露出渴望

　　钉住在钢琴上，

　　总是，为了你无限的美。

　　不管你爱不爱

　　你的美

　　总是时间赏赐的奇迹。

　　你身上的幸福

　　犹如新叶上的春天。

　　我什么也不是

　　只是这样的渴望

　　在黄昏中消竭。

　　你身上的美妙

　　犹如剑锋上的寒光。

　　黑夜使窗栅更加沉重。

　　冰凉的房间里

　　我们象瞎子摸索着我们两个的孤独。

　　你的身体的白皙光辉

　　胜过了黄昏。

　　我们的爱里面有一种痛苦

　　与灵魂相仿佛。

　　你，

　　昨天仅仅只有完全的美

　　而如今，也有了完全的爱。

　　王央乐 译

　　老虎的金黄

　　藏藏匿匿

　　恰似鸟儿埋进自己的窝里。

　　房子重新将我容纳。

　　问庭院的围墙包揽过多少日月星辰？

　　交叉的小径承载过多少壮丽的晚霞？

　　还有那娇美的新月

　　曾经把多少温柔洒在路旁的花坛？

　　我一次次地面对

　　那孟加拉虎的雄姿

　　直到傍晚披上金色；

　　凝望着它，在铁笼里咆哮往返，

　　全然不顾樊篱的禁阻。

　　世上还会有别的黄色，

　　那是宙斯的金属，

　　每隔九夜变化出相同的指环，

　　永永远远，循环不绝。

　　逝者如斯，

　　其他颜色弃我而去，

　　惟有朦胧的光明、模糊的黑暗

　　和那原始的金黄。

　　哦，夕阳；哦，老虎，

　　神话、史诗的辉煌。

　　哦，可爱的金黄：

　　是光线，是毛发，

　　我梦想用渴望的手将它抚摩。

　　陈众议译

　　余 晖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

　　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

　　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

　　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

　　它使原野生锈

　　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

　　斜阳的喧嚣与自负。

　　要抓住这紧张而奇异的光是多么艰难，

　　那是个幻像，人类对黑暗的一致恐惧

　　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

　　它突然间停止

　　在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之时

　　就象一个梦破灭